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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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与荣耀的句子，并大加挞伐。以下只以几个主要问题——包括“天皇”的由来问题、古代中日文化关系及遣唐使问题、倭寇问题这三个问题为例，对渡部升一与谷泽永一的自恋史观略加剖析。　　　　
　　　　首先是古代“天皇”及其由来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日本古代史的常识，在“大化改新”之前，是没有“天皇”这一称呼的，当时称最高统治者为“大王”。对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做了如实的叙述，但谷泽和渡部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所引为自豪的悠久的“皇统”的历史，就大打折扣。他们指责教科书编写者的意图是“把皇室的传统能缩短一年是一年，能缩短一个月是一个月”，“将日本的传统尽可能地矮小化”。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有皇帝，日本古代有天皇，日本敢称自己的统治者为“天皇”，正是“体现了对支那的对抗意识”，“是日本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认为“在当时的东亚中，敢对支那皇帝对等相称，拥有这种气概的，只有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在古代比其他东亚国家厉害。为了不让《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关于皇统的神话受到质疑和挑战，他们贬低现在的考古学，认为历史研究偏重考古学的成果，是“战后历史学的最大的缺陷”。他们认为教科书中出现的把古代天皇称为“大王”，“就是因为相信了出土的四块金石文，而完全无视《古事记》《日本书纪》”。在他们眼里，还是《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传说比科学的考古学更可靠，应该坚信不疑。主张“日本的正史必须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坐标”。谷泽和渡部对《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皇统神话的迷信，首先就是要证明日本的历史比中国还要悠久，就像渡部所说的，“在日本有着和‘皇帝’同格的‘天皇’，而且这个传统比支那还要长”；其次就是维护一种国家宗教。不光是渡部和谷泽，几乎所有的日本右翼都是天皇制的狂热信徒，他们都像宗教徒崇拜圣书一样崇信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皇统神话。早就有学者指出，在日本，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右翼分子的一个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对天皇的态度，就看他信不信“皇国史观”，这是千真万确的。渡部和谷泽坚信：“日本的特色，就是‘有建国神话的国家’，是‘有皇室传统的国家’。”实际上，右翼分子的历史观都是渡部与谷泽这样的“皇国史观”，都是皇室中心主义者。皇室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日本中心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迷梦。它与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2）

　　　　与天皇崇拜相联系，在谈到日本古代历史的时候，谷泽和渡部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本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记述，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例如，“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5世纪，大和国家的大王，为了使中国的皇帝认可他作为倭王的地位及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指挥权，就频频向中国的南朝派遣使节。中国的历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个姓武的倭国大王，给中国皇帝送去的信。转引自《こんな歷史に誰がした》，第32页，クレスク社1997年版。　　　　
　　　　接下去简要介绍了那封信的大概内容。　　　　
　　　　这本来是中日关系史中的定论和常识。但是渡部却对这段话极为反感，断言：“这本教科书想要说的，就是日本是支那的属国。”谷泽接着附和说：“是啊，因为没有〔支那的属国〕那样的历史事实，所以不能写‘就是支那的属国’，但他们希望孩子们产生误会，于是就介绍了那封信。”他们断言“支那的史书不可靠”。渡部升一甚至胡说什么“日本与支那有国家间的交易，但正式的外交几乎没有”。为了说明古代日本的独立性，他们连古代日本与中国有外交关系这一史实都不敢承认。出于同样的原因，渡部、谷泽对日本学者提出的日本民族起源于大陆的骑马民族，即“骑马文明说”这一学说由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江上波夫提出。渡部和谷泽批判该说时，未点江上波夫的名。也十分反感，说这“很可笑”，认为“这个骑马民族说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与日本人中根深蒂固的对外来文明的尊敬心理、与舶来崇拜心理相契合，仅此而已”。渡部还由此提出：“关于古代日本的外来影响这个问题，要进一步予以慎重地检讨。日本古代文化受高丽文化的影响这一说法也应检讨。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可疑的东西。”在他眼里，古代日本对外来文明不接受，那才是日本的光荣。　　　　
　　　　在谈到日本平安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不得不承认日本曾向中国唐朝派遣过遣唐使，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所认为的在古代“支那的文化总是比日本高”这一想法，是“绝对不应该的”。站在文化自恋主义的立场上，与其说他们肯定了遣唐使，不如说他们更赞赏公元894年日本中止遣唐使。他们认为，当年的菅原道真决定中止遣唐使，是因为他意识到“支那的文化，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同时，为了证明日本文化的伟大，他们又极力贬低朝鲜文化（他们称为高丽文化）和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没有连续性，没有发展的动力了。　　　　
　　　　在谈到历史上的“倭寇”问题时，谷泽永一、渡部升一从全面美化日本历史的需要出发，对倭寇也加以美化。在历史上，即公元13～16世纪，九州岛等地的日本人，带着武器，成群结伙，不断到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并常常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绑架人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尤其深受其害，历史上将这些日本海盗、劫匪称为“倭寇”。“倭寇”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但是，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却为倭寇翻案，说“倭寇不是侵略者”，不但不是侵略者，而且在渡部升一看来，“倭寇本来就是日本雄飞海外的壮举，应予肯定的评价”；谷泽则称倭寇“是日本人值得自豪的海外进出的第一号”。于是，侵略就是“雄飞海外”，就“值得自豪”。这是渡部升一、谷泽永一一贯的逻辑。　　　　
　　　　美化倭寇侵略的手段就是把倭寇的形成归咎于中国。渡部升一说：“倭寇本来是生意人，当初是以明朝为对象做买卖的，但支那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就是没有贸易这个概念的麻烦的国家。不管怎样，支那的皇帝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所以没有外国这个概念，和外国的贸易并不存在。”这简直是缺乏历史知识的信口胡说，把倭寇的侵略的原因反过来推到中国一方，是渡部们的老套手法。众所周知，走私，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都是一种不法乃至犯罪行为。而身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渡部升一教授却在为走私寻找依据，实在匪夷所思。而且，渡部显然不知道，中国是古代从事对外贸易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和外国，例如和西方的古罗马、阿拉伯诸国展开贸易的时候，日本人大概还处在史前的不毛时代吧？“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没有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如何传遍古代世界？渡部喜欢恶用的“支那”（CHINA）这个词又是怎样来的？渡部升一的此番高论，又一次证明他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他的自恋史观的病态也令他头脑发昏。　　　　
　　　　而谷泽永一对倭寇则另有一番高论。他说倭寇不是海盗，而是“武装贸易业者”；说倭寇本来不存在，是当时的中国地方官僚制造出来的，“那些被朝廷命令取缔走私贸易的地方官，实在被逼无奈，如果照命令去做则有危险，不照命令去做则会受处罚，所以，不得已，他们才在交上的作文中，制造了‘盗寇’这个词。”谷泽如此将他个人的想象性“作文”当作“历史”，并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只能表明以“历史通”自居的谷泽永一（他曾写过《历史通》一书），所谓的“通”原来是一窍不通！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3）

　　　　此外，渡部升一还把倭寇与中国的华侨相提并论，说华侨有很多，他们“大都抛弃了自己的国家，住在了当地。可是倭寇却一定会回到日本。这也证明日本从那时起就是一个多么好住的国家！”日本“好住”与否，那是渡部升一自己的感受，但倭寇“一定会回到日本”，则未必是倭寇觉得“日本好住”所以一定回去住，而只能证明作为侵略者、作为强盗的“倭寇”决不会取得在当地居住的任何许可，在中国、朝鲜也决不会有立脚之地。事实上，历史上曾有多股倭寇，却并不如渡部升一所说的因为“日本好住”而“一定会回到日本”，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并且深入中国福建、江西、湖南诸省为非作歹竟达十几年之久，最后被中国人歼灭才算了事。　　　　
　　　　四、所谓天皇“无责任”，战争“有外压”　　　　
　　　　关于日本历史，渡部升一曾经出版过《历史的读法》（1979）、《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分古代编·镰仓编·昭和编三册，1993）、《历史如此开始》（1992年初版，2003年改题为《渡部升一的日本史快读》再版）、《昭和史由此更生》（1995年初版，2003年改题《渡部升一的昭和史》再版）、《封印的昭和史》（与小室直树合著，1995）、《贤者学历史》（与冈崎久彦合著，1997年初版，2002年改题《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再版）、《日本人的气概》（1998）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内容自我抄袭、大同小异，而且多属于其他右翼文人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包括宣扬“皇国史观”，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否定从军慰安妇的存在，对战后联合国方面为惩处战犯而举行的东京审判大加指责、全盘否定，对战后日本以和平、民主为基调的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及历史教科书极为厌恶，对日本政府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韩国道歉的言论大加攻击，对1995年日本政府通过的表示放弃战争的《战后五十年决议》非常不满，等等。这些言行都是一般右翼分子共同的言行。在渡部升一的这些宣扬右翼极端思想的书籍中，《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昭和编》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祥传社1993年版，后出版文库版。一书出版较早，有些观点带有渡部升一较强的个人色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以下我们只以该书（以下简称《昭和编》）为例，看看渡部升一是怎样从昭和时代（公元1925～1989年）的“日本史看日本人”的。　　　　
　　　　渡部升一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认为日本的明治宪法有个根本的缺陷，“在明治宪法中，为了突出天皇亲政、天皇大权，而使得首相和其他大臣的地位没有差别。各大臣各司其职，辅弼天皇，所以在天皇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起草明治宪法的伊藤博文，担心天皇的权威变小，而不愿制定一个有着强大的首相和强有力政府的宪法”。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和首相的不够强有力，导致军部的权力膨胀，其行动常常超越政府，就出现了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就形成了军部与政府并立的“二重政府”。在“支那事变”中，“政府一再向世界和国民强调‘不扩大’方针，而处于当事位置的军部却不断将战争扩大。国家的战争指导者究竟是谁？明治宪法的缺陷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暴露得那样明显”。　　　　
　　　　乍看上去，渡部升一所说的似乎不太乖离事实。日本的军部在战争期间实在十分地跋扈。但渡部的企图并非要指责军部的跋扈，而是要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右翼分子，渡部升一是一个狂热的皇室中心主义者。他在《昭和编》的前言中，对他的尊皇思想有一段自述，其中写道：　　　　
　　　　那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欧洲——乃至全世界各个地方——其王家的系图均与神话中的诸神联系在一起，但最后全都灭亡了。为什么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古代的传统形式？如果说日本是能够维持古代传统的唯一一个王朝的话，那么，日本的国体岂不是万邦无比的吗？　　　　
　　　　就这样，我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发现了日本国体的万邦无比的明确的根据。那时距今已经四十四年了。我那时二十六岁（1956年左右）。　　　　
　　　　（中略）　　　　
　　　　距今三十年前，在美国做客座教授回来不久，我就认为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及其历史的书。……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5～6页，祥传社文库版2000年。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5）

　　　　可见，《从日本史看到的日本人》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扬天皇“万邦无比”的优越性。实际上，这种书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多得很，现在渡部的这本书尽管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并不像战争中那样肯定军部，但本质上不过是“皇国史观”的老调重弹而已。　　　　
　　　　战后的皇室中心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坚持“天皇无战争责任”论，渡部升一也不例外，而且还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彻底地为天皇开脱，并为此而用了《昭和编》的四分之一的篇幅。但是，这显然是徒劳的。明治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在《宪法释义》中写道：“兵马的统一乃至尊的大权，专属帷幄之大令”；另一方面，天皇亲自颁布的《军人敕谕》中，明确写着“军人不得干政”，即要求军人只能听指挥，而不能干预政治。换言之，从明治时代一直到日本战败及1947年新宪法的确立，日本的昭和天皇都是法定的日本军队的大元帅，即最高统帅。日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所以在“满洲事变”后日本军队普遍由先前的“国军”改称为“皇军”。日本近代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日本政府内阁的短命，内阁和首相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但对外侵略的大政方针却丝毫不变，这就是因为有了天皇的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议会或许对军部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天皇却有。准确地说，只有天皇才对军队有约束力、统帅力。实际上，日本侵略史上历次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天皇最后决定的，而且是由天皇发布开战命令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与决策机关“大本营”就设在皇宫内。据记载，在侵华战争期间，昭和天皇常常是一天到晚身着戎装，紧张专注地指挥着战争，为此取消了在海边散步的习惯，令身边的人极为“感动”。参见：全国各县代表新闻五十社执笔《支那事變皇国之精華》，第1页，上海每日新闻社1939年1月版。这里根本不存在渡部升一所说的“统帅权干犯问题”，假如真有谁干预、“干犯”天皇的统帅权，那就必将被定为“大逆罪”而受到惩处。1936年2月的“二·二六”事件（一些少壮派军官因搞政变遭处决）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日本全国准备“一亿玉碎”，连中小学生和妇女都在军训，打算与“敌人”鱼死网破。美国投下原子弹后，也看不到日本打算投降的迹象。在各个战场上，不知有多少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赴死。可是，就在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播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