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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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变为对个人的惩罚。　　　　
　　　　这种想法，在此前的国际法中没有，也是史无前例。　　　　
　　　　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据事后法进行审判。　　　　
　　　　根据事后法处刑。　　　　
　　　　而这，是现代法律最大的禁忌。　　　　
　　　　针对并非当前的犯罪，事后制定法律，并予处刑，这是绝对不应有的。　　　　
　　　　现代法的根本原则，就是“不回溯”（不往上推）的大原则。小室直树、渡部升一《封印の昭和史》，第119～120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　　　　
　　　　综合小室直树的意思，他是认为，战后联合国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从国际法上看是不公正的。第一，这种审判是用“事后法”的审判，违反了“不回溯”的原则。第二，用惩罚个人的方式来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也是国际法中没有先例的。　　　　
　　　　“免罪情结”如此的焦灼，才使得这位“法学博士”发表了这种对法律基本原理的根本无视、完全无知的荒唐之论。　　　　
　　　　事实上，从世界各国法律史上及法理上看，先有了偷盗行为，然后才有惩罚偷盗行为的法律；先有了杀人行为，然后才可能有惩罚杀人犯的法律。这是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事后法”，而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事前法”。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对组织、指挥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使用的确实是“事后法”，因为此前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军国日本屠杀中国人那样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也就不可能存在相关的适用法律。但“事后法”并不违反“不回溯”的原则。稍查阅一下各国现代法律就会明白，所谓“不回溯”，是有一定期限的。现代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不回溯”的具体时限。所谓“不回溯”，决不是指今天制定的法律只适用于今天，对昨天、前天则无效。如果那样的话，每天都需要废除昨天的法律，每天都需要出台新的法律，岂不荒唐！因此，“不回溯”原则是相对的、有限期的、有条件的。假如没有“不回溯”原则，那么，从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登上中国旅顺屠杀六万和平居民开始，日本在七十年间侵略中国所制造的一个个惨案，都应受到追究和审判。但远东军事法庭根据“不回溯”原则，只把审判的有效时限界定为“太平洋战争期间”。这虽然对受害方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公平，但毕竟有利于维护现代法律的“不回溯”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国并没有提出异议。　　　　
　　　　至于小室直树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变为对个人的惩罚”的指责，更是无理取闹。作为法学博士，小室直树有没有“法人”的概念？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让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和义务的个人（法人），承担某一群体组织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南京大屠杀中，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日本军阀，已经不是普通的作为“自然人”的“个人”，而是作为军国日本的责任人，负有策划、指挥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作为战犯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同样，东条英机首相等人，对日本扩大侵略战争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当然要负自己的责任。小室直树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这些无理指责，只能证明他对至今仍通用的国际法怀有敌意。由于怀有敌意，他甚至这样污蔑联合国及其国际法：　　　　
　　　　联合国这样想：　　　　
　　　　虽说迄今为止的国际法上没有，那也不能放过〔日本〕。　　　　
　　　　那就制造一部新的国际法，断乎加以处置。　　　　
　　　　那么，制造一部什么样的国际法呢？　　　　
　　　　那就是“对于和平的犯罪”、“对人道的犯罪”吧。　　　　
　　　　（中略）就这样，“纽伦堡审判”搞起来了，而原封不动地复制“纽伦堡审判”的，就是东京审判。　　　　
　　　　没有比这更混蛋的了。小室直树、渡部升一著《封印の昭和史》，第125～126页。　　　　
　　　　在小室直树笔下，联合国——这个战后由绝大部分主权国家形成的空前规模的国际和平组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却像一个心血来潮、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的黑社会集团——小室直树的狂妄和蛮横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对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法怀有强烈的敌意、有意作对、并肆意攻击的人，还有资格侈谈“国际法”吗？扛着“法学博士”的招牌招摇过市，岂不是个绝妙的自我讽刺吗？　　　　
　　　　小室直树对联合国的敌意和仇视，在《国家自行崩溃乎》小室直树、渡部升一著《自ら国家を潰すのか》，德间书店1993年版。一书中有集中表现。在这本书里，他对联合国进行了恶意攻击。明确判定“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因为“联合国是对日军事同盟”；说联合国宪章中至今写有“日本是敌国”的条款。所以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因此他呼吁“日本不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无理的”，并高呼日本“退出联合国吧”！　　　　
　　　　这一切近似疯狂的语言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了，但小室直树之流的当代日本右翼分子，其立足点，其思维方式仍后伸在、停留在日本的侵略战争时代，这不是通常所说的“冷战思维”，简直就是“热战思维”。右翼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危险性就在于此。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1）

　　　　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拒绝对侵略战争反省和道歉，对右翼分子而言是相辅相成的。小室直树正是站在旧日的军国主义立场上，以右翼极端主义的姿态，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做任何形式的道歉“谢罪”或反省，并对任何有关的道歉、谢罪都大加抨击。他在1997年出版的《告日本国民——没有自豪的国家肯定灭亡》一书，自称是对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法国占领下的柏林所作的《告德国国民》的讲演的模仿。在这本书中，小室直树夸大其辞地叫嚷日本处于“国家危机”中，抨击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抨击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所做的任何反省和道歉，认为这些使日本国民丧失了“自豪”，而“没有自豪的国家肯定灭亡”。他极力美化、缅怀日本近代的侵略历史，再次宣称天皇是“神”，将侵略战争时期的天皇专制体制说成是“臣民没有差别”的、“官僚与民众休戚与共”的理想社会体制；相反，却对战后日本和平、民主社会极度不满，对日本正义媒体、对日本战后和平教育、对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对侵略战争道歉，横加指责，乃至破口大骂。总的看，《告日本国民》是对日本战后社会的和平、民主秩序的宣战，也是对发动侵略战争死不反省、死不道歉的右翼宣言，反映出了所谓“平成恐慌”（90年代的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狂躁心态。无怪乎右翼分子、以千方百计为东京审判翻案而著名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堀桂三郎称赞这本书讲得“真痛快”，希望“全体国民认真倾听”；藤冈信胜则感觉这本书“好像给孤立无援的我派来的百万的援军”。见《日本国民に告ぐ》护封勒口广告词。クスレト社1995年版。　　　　
　　　　在《告日本国民》中，小室直树认为，日本的“谢罪外交和自虐教科书是日本国的致命伤”，并耸人听闻地说，有了这两个致命伤，日本成为一个“失去自豪感的国家”，而“失去自豪感的国家，必然灭亡”。他指出，由于日本的“财政破产”和“教育破绽”，“日本灭亡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他特别指责日本政府官员对中国、对亚洲其他受害国家的那些十分有限的、起码的道歉。他用倒打一耙的手法，莫名其妙地把日本的反省侵略战争的正义声音称为“法西斯主义”，断言“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而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模式”就是：　　　　
　　　　反日的日本人的骚动——媒体将骚动加以扩大——以此为契机外国人加以干涉——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对内政的干涉。　　　　
　　　　小室直树还以图表的形式，列出了“模式化了的、被扩大再生产的‘反日史观’的恶性循环过程”，大体内容如下：　　　　
　　　　昭和57年（1982年）：　　　　
　　　　6月，各媒体报道“教科书检定，‘侵略’改为‘进出’”。　　　　
　　　　7月，中国、韩国抗议。　　　　
　　　　8月，宫泽喜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订正教科书是政府的责任，检定基准的修正要考虑到近邻各国”。　　　　
　　　　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明政府有责任订正教科书的记述。　　　　
　　　　11月，在检定基准中增加“近邻各国条项”。　　　　
　　　　平成元年（1989）：　　　　
　　　　5月，《朝日新闻》刊登《日本应该向朝鲜和朝鲜人民正式道歉》，此后，要求战后赔偿的呼声高涨。　　　　
　　　　平成2年（1990年）：　　　　
　　　　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海部俊树首相对殖民统治谢罪。　　　　
　　　　平成3年（1991年）：　　　　
　　　　8月，《朝日新闻》刊登消息《原朝鲜人慰安妇，战后半世纪终于开口》。　　　　
　　　　12月，自称是原慰安妇的韩国女性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平成4年（1992年）：　　　　
　　　　1月，加藤弘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旧日本军对从军慰安妇的募集和慰安所的经营都有某种形式的干预，这不能否定”。　　　　
　　　　宫泽首相在日韩首脑会谈中对殖民地统治和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　　　　
　　　　7月，加藤官房长官发布从军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调查结果，称“没有资料表明是强制性的”。韩国政府反弹，要求重新调查。　　　　
　　　　平成5年（1993年）：　　　　
　　　　3月，韩国政府提出日本的教科书应记述从军慰安妇的历史。　　　　
　　　　6月，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检定的九种教科书全都有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8月，NHK教育台播放《第五十年的从军慰安妇》；政府发表关于从军慰安妇的“最终报告书”，在没有证据表明是“强制”的情况下，河野洋平官房长官仍然表示谢罪。细川护熙首相发表先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发言。　　　　
　　　　平成7年（1995年）：　　　　
　　　　6月，众议院通过“汲取历史教训面向和平的新决议”。　　　　
　　　　7月，“为女性的亚细亚和平基金”发起。　　　　
　　　　8月，村山首相发表“战后50年时的首相讲话”。　　　　
　　　　平成8年（1996年）：　　　　
　　　　6月，桥本龙太郎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会谈后，对从军慰安妇问题谢罪。中学社会科检定通过的七种教科书均记述从军慰安妇问题。　　　　
　　　　8月，开始支付原慰安妇的“赔偿金”，桥本首相发表“致歉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2）

　　　　从上述的记录中，中国读者一定会很快发现，在1982年至1996年的十几年中，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所做的道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极为克制的。以从军慰安妇而论，日本在中国的慰安所建的最多，中国女性是仅次于韩国女性的最大的受害者，但中国在这方面的追究却远远没有展开。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国不得不做出有限反应的时候，右翼文人仍然加倍反弹。小室直树、渡部升一等人，竟把1982年中国对日本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的抗议，视为“国耻”。渡部升一当年曾发表题为《教科书问题·国耻一周年祭》渡部升一《教科書問睿�·国耻一周年祭》，原载《诸君！》昭和58年10月号。的文章，胡说日本政府事先要将教科书送给中国与韩国审阅。总之，他们对于日本政府、有关媒体所做的起码的、事实上还做的远远不够的反省行为，都不能容忍，并且横加指责。小室直树在《告日本国民》中，称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的讲话“给后世留下了祸根”；说“从细川内阁开始，日本政府无论别人说什么（不，有时候即使别人没说），都只管道歉，以至成了毛病，条件反射似的变成了‘道歉偶人’”；说什么“这种无条件谢罪主义到了村山内阁达到极限”，“不只是内阁，执政党、在野党一起，进行了‘侵略’、‘谢罪’、‘反省’的大合唱。”他并借用19世纪英国政治家迪斯累理的一句话，把这称为“组织化的伪善”。小室直树还再次搬弄“国际法”，说在教科书问题上竟然在乎外国人怎么说，“这种事情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教科书问题纯粹是一个国内问题，外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抗议，就意味着没有把日本看作是独立国家。日本政府所应该做的，就是立即严词拒绝，此外断然不可。”小室直树《日本国民に告ぐ》，第54页。诚然，教科书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日本教科书所应记述的问题，已经不是国内问题，而是“国际问题”了。小室直树写的哪本书，不涉及国际问题？既然涉及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就可以说话，别国就应该对歪曲、掩盖、粉饰历史的行为，通过外交手段——也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手段——予以正常的交涉。请问动不动就搬弄“国际法”的小室直树：这样做，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在日本侵略战争问题上，小室直树等右翼分子的“免罪情结”得不到满足，便摆出一派“皇国日本何罪之有”的无赖架势，抱着“与邻为敌”的狂妄、挑战的姿态，阻挠和谩骂任何道歉和反省的行为与言论。对中国、韩国等周边受害邻国提起侵略问题，更是咬牙切齿。他指责中国干涉内政，指责韩国提出慰安妇问题，指责前苏联及“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下达“洗脑”指令，指责美国人及麦克阿瑟司令在战后对日本实施“拔掉日本人的骨头的洗脑计划”，指责日本人为什么不反抗，从而“使美国取得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政策的成功”，指责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断言日本“战后五十年间，日本向美国无条件投了降”，“日本真正的战败，是在战后”。总之，反华、反韩、反俄（苏）、反美、反联合国、也反（日本）政府，更反对日本战后的和平民主秩序。除了他所崇拜的天皇、“皇国”之外，什么都反对，恨不能回到当年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挥舞屠刀、大开杀戒的时代。这就是日本当代“右翼”显著的极端主义的特征。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1）

　　　　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制造过许多屠杀血案，而南京大屠杀更是广为人知。日本右翼分子明言“南京事件”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他们要抹杀侵略罪责，当然就要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事实上，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审判的时候起，就有人预谋日后的翻案，这个人就是田中正明。　　　　
　　　　一、　　　　
　　　　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漫长的日本侵华史上，中国至少有三千多万人口在自己的国土上，死于日军的入侵及其枪炮之下。换言之，从甲午战争日军踏上中国领土，第一次制造旅顺大屠杀开始，就陆续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残暴血案。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悍然攻进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在此后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烧杀抢掠强奸，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并且有组织或无组织地疯狂屠杀中国无辜平民，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这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欧洲的纳粹德国对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