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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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国史观”所造成的精神病态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千方百计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的“免罪情结”。在叙述古代史的时候，当代日本右翼文人对古代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对16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大加美化；在叙述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他们几乎完全接受老右翼分子林房雄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把日本近现代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极力抹掉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前提故意隐去，把日本军队的入侵与中国军队的抵抗所引起的战争，看成是一种没有正邪之分的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进而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在他们笔下，历史上侵华战争中的历次“事变”，包括“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即七七事变）等，责任都在中国方面。他们对战后日本正义人士将日本的战争定位为侵略战争、并进行反省、道歉和谢罪的言论极为厌恶，对战后有关学者的严肃的历史著作大肆攻击，将承认并反省侵略战争的言论称为“左翼史观”并痛加批判，说那是“自虐史观”，是“左翼”对日本的“思想犯罪”。他们要求把战后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记述全部抹掉和改写，并编纂出能够表现日本人“自豪”与“光荣”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以取而代之，使日本年轻一代全面接受其以天皇及皇室为中心的“自恋史观”。当代日本右翼文人的这些所作所为都表明，在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后，一些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侵略战争的狂热中、从“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没有从军国主义时代的道德沦丧、人道缺失、良知麻痹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
第三是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
日本右翼文人具有强烈的对外意识，他们对当年抗日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怀有强烈的敌意。比如他们对美国人在战争中对日本军队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原子弹攻击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对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多有微词，由于对美国强大的畏惧和日美特殊的同盟关系，右翼文人虽然总体上说是“反美”的，但是却不得不有所节制。然而对于中国，右翼文人就肆无忌惮了。如果说全面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免罪是出自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一种“自恋”癖，那么，反华狂热则出自他们的一种“虐待”欲。所有的右翼文人都具有反共反华倾向，并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歧视”。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右翼文人便把矛头集中对准社会主义的中国，由于右翼文人骨子里是天皇专制主义的信奉者、侵略战争时期极权统治的崇拜者，所以他们标榜民主自由，并非真的崇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只是作为攻击、反对中国的一种借口和手段罢了。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右翼文人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日本要加强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威胁；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歧视”角度上，以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称中国为“前近代国家”，产生出了蔑视中国的“黑暗论”与“崩溃论”，处心积虑地将中国妖魔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论调奇妙地并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日本右翼的“中国观”。而且，这种反华狂热还殃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他们热衷于丑化、侮辱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极力淡化、否认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抗拒，靠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来抬高日本文化。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4）
在整个社会日益右倾化的当代日本，“右派”当然很多，而作为“右派”中之极端者的“右翼”却是少数；信仰多党民主制度的反共人士也不少，他们当然属于“右派”，但他们并不一定属于“右翼”。日本右翼及右翼文人的三大精神病态是：崇拜天皇及天皇制的自恋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免罪情结，反对、仇视、蔑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只有这三种病灶集于一身时，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右翼”。这也是本书对日本右翼及右翼文人加以界定和判断的依据。
本书根据这一综合标准，对拟加评析的当代日本右翼文人做了反复的掂量与比较，加以严格的“筛选”，十分注意不将“右翼”宽泛化。首先他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的右翼分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右派”；其次他又不是一般的右翼学者文人，而是在日本一般读者中有着较大、乃至很大知名度的、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或很大的在野的、民间的学者文人。这些人在当代日本思想史、言论史上，都将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对这些人及其代表性的言论与著作进行透彻的剖析和批判，可收到以一当十之效。
据此，本书所确定的以专章进行评析与批判的右翼文人有：已经死去的老一代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最早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作家林房雄；在题为《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著作中系统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辩护、加以美化的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日本右翼文化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首任会长、日本右翼文人的领军人物、电器通信大学名誉教授西尾干二；以大量散布右翼极端言论而知名的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和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谷泽永一；以批判所谓“自虐史观”为由，组织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鼓吹“历史教育改革”、宣扬军国主义史观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从宗教的角度神化天皇及天皇制、从法律的角度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法学博士、自由撰稿的学者小室直树；最早着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鸣冤叫屈、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性的民间右翼文人田中正明；通过著书、演讲、组织团体等多种方式、千方百计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以系列漫画的形式将右翼思想形象化、通俗化，在漫画集《战争论》《台湾论》中集右翼极端主义言论之大成、被称为右翼“广告塔”的漫画家小林善纪。
上述这些日本右翼文人对言论自由的民主原则肆意加以恶用，散布不负责任的、肆意伤害中国人民、蓄意歪曲历史、任意抹杀史实的暴论，实质上是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文人对华文化侵略的继续。但对于这些右翼文人学者的言论活动，除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在中国略有评介外，对其他右翼言论中国读者所知甚少。实际上，要全面了解日本右翼的思想言论，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是很不够的，还要了解右翼学者文人的有关著作及其观点。而那些著作及其观点远比篇幅有限的《新历史教科书》更系统、更放肆、更极端、更露骨，而且有不少书大有销路，对读者的影响也超过了采用率不足百分之一的《新历史教科书》。
应该指出，上述的右翼文人相对于一亿三千万日本国民而言，是极少数，他们的言论当然不能代表全体日本国民。然而，我们也要记住，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像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北一辉、大川周明那样的右翼文人也是极少数，但却能左右和影响某一时代日本舆论的走向乃至政府当局的决策。何况如今的日本右翼言论的盛行、右翼书刊的大量发行，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气候和社会土壤，对日本侵略历史和中日关系史知之不多的普通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有不少人对右翼思想言论表示赞同和共鸣。日本官方对右翼言论也由80年代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到90年代的妥协、听之任之乃至直接间接有所采纳。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日本右翼言论十分猖獗，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在思想言论自由化、多元化的当代日本，右翼思想言论只是多元思想言论中的一元，而且现在看来尚未成为主流言论。日本也有不少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学者和文化人明确反对右翼言论，并发表不少文章、出版多种著作对右翼言论加以批驳，走进日本的书店很容易看到右翼的书和反右翼的书往往放在一起，摆在同一个书架上。我们既不能忽视右翼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其危害性、危险性，也不能将这些言论视为日本言论的主流。只要日本不复活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右翼思想言论就不会一统天下；但如果日本主流社会对右翼言论听之任之，则久而久之，右翼军国主义意识不是没有逐渐复活的可能。在中国，如果对日本右翼文人学者的反华言论和文化挑衅不予置理，久而久之就会被误认为是听任或默认。中国学者应该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日本民间右翼文化人的挑衅行为给予必要的回应。本书的写作宗旨，就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极端主义言论进行剖析与批判，既要对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加以评述，更要分析右翼病理形成的根源。
本书在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有关言论进行剖析与批判时，时刻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要用科学的、客观的历史观，反对其反科学的、主观臆断的历史观。右翼文人美化近现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抹杀侵略历史，尽管绞尽脑汁、想尽千方百计，但基本的手法却简单而又拙劣，那就是无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例如右翼文人中村粲断言“历史不是科学”，“将历史作为‘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诡辩。这种诡辩在本世纪已变得不中用了”；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西尾干二公然宣称“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历史与神话等价”，“历史是我们制造的”等等之类的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的历史观，并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支持下，肆意歪曲、篡改历史。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必须在揭露这种历史观的反科学性的同时，用历史事实来戳穿他们的谎言。
第二，右翼文人这种反科学的历史观，决定了右翼言论的基本特点，即以口出“暴言”为能事，肆无忌惮地实施语言暴力，表现为信口开河、虚浮无据、捕风捉影、哗众取宠、走火偏激、耸人听闻，以至漏洞百出，逻辑混乱。因此，揭穿和批驳右翼言论的最好武器，就是理论与逻辑，也就是用理论的明晰澄清其欺瞒，用逻辑的力量摧毁其诡辩。
第三，本书将日本右翼言论作为日本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加以清理、评析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批判，而是在学术层面上的批判。为此，本书将主要论题，集中在铁证如山的、有公论的历史问题上。至于日本右翼文人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攻击，我只是在有限的段落不得不有所涉及，但并不打算展开。这不是故意的回避，而是坚信对于此类问题的判断不必性急，时间与历史早晚会给出证明、做出评判。
本书作为此类主题的专著，在我国目前还是第一本。笔者愿再次强调，本书将日本当代右翼言论加以解剖与批判分析为主要目的，是站在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文化挑衅予以必要的回应，同时向我国广大读者提供日本右翼文人的较为翔实的资料信息。因而本书当然不是什么反日的书——现在日本一些人将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的言论都说成是“反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而是剖析和反击日本右翼言论的学术著作。对日本右翼进行批判，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横行，不仅是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术界的急务，也是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日本学者的责任。只有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界和舆论界共同对日本右翼言论的虚伪性、荒谬性加以揭露和批判，才有助于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猖獗，才能帮助人们认清日本右翼的真面目并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与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国民区分开来，这将有利于21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作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1952年美国占领军撤出日本后，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美化、辩护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华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抬头。其中，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是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对日本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有些了解的人，对林房雄这个人恐怕都不太陌生。林房雄（1903～1975）出生于日本九州岛的大分县，原名后藤寿夫，幼时家境贫困。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活动，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不久因从事林房雄像
左翼政治活动而被当局数次逮捕关押，逐渐“转向”（变节），到30年代中期倾向右翼，并最终由极左变为极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成为拼命协力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林房雄作为《中日本右翼言论批判央公论》杂志社的特派员（从军作家即所谓“笔部队”）到上海战线从军，后又参加了日本法西斯文学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陆续推出了大量鼓吹侵略战争、美化侵华日军、歌颂“满洲建国”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污蔑丑化中国抗日军民、宣扬“勤皇文学”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其中包括《战争的侧面》（1938）、《大陆的新娘》（1939）、《青年之国》（1943）等。40年代初，他还数次奉命到中国东北、北京、南京等地，对中国沦陷区的文坛进行渗透，对沦陷区作家指手画脚，推销日本的“大东亚文学”，与汉奸作家、附逆文人频繁接触，受到了汪伪宣传部的高规格接待。1943年2月10日汪伪的《中华日报》曾刊登名为《沟通中日文学界林房雄抵京宣传部今举行欢迎会》的专题报道。一个署名“萧剑青”的人曾在2月22日《中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给林房雄——诗六章》的长诗，对林房雄大加阿谀吹捧，该报同一版还刊出了钱锦珊写的题为《酒后的林房雄》一文，对林房雄的酗酒醉态和胡话也予以阿谀奉承，可见林房雄在汪伪附逆文化圈是有不小影响的。
战后的1946年，林房雄理所当然地被指为文化战犯嫌疑人，并被开除公职，但不久又能从事文笔活动，发表了不少通俗小说、评论等。进入60年代后，“冷战”局势的严峻化、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林房雄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书影
，为日本右翼思潮的抬头准备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此情况下，从1963年起，林房雄开始着手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即所谓“大东亚战争”进行系统的辩护和翻案，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将连载稿结集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共分十九章，约合中文三十万字以上，由番町书房1964年和1965年相继出版，后又合为一卷单行本、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