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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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转遍了南京、对各处情况都有所目击的日本人的证言，我们的脑子里浮现出怎样的印象呢？
在南京，见过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人，四十八人中没有一个。这是第一点。从那之后过了九年，在东京审判中提到南京暴虐事件的时候，几乎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其次，从四十八人证言中，可以看出没有对市民和妇女的虐杀，特别是对于妇女儿童的虐杀，谁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有人不断地讲：南京到处都是尸体，道路上沾满了血迹。然而，从四十八人的证言中，完全看不到。东京审判所说的那种悲惨的事情，恐怕是架空的。
对于一般市民是这样。但对军人稍稍有点不同。
对于中国兵的处断场面，有几个人看到过。把中国兵赶到扬子江上射杀，或者在城内射杀。在进攻南京的途中也有人见过这样的场面。扬子江江面上过了许久之后仍有被处断的许多尸体。由此推察，所谓南京事件，就是对中国兵的处断了。
虽说如此，大多数证言者认为，说这就叫屠杀，那就未必正确。那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是战争、是战场。
（中略）四十八人的证言者中有军人。从他们的证言来看，没有人对中国兵特别地虐待。（中略）
如证言中所讲，中国兵拒绝投降，打算和日本军队战斗到底。即使被打得走投无路，也不投降，不打算当俘虏。到了最后阶段，中国兵脱掉了军服，混入市民中。中国兵脑子里没有战时国际法的概念。
另一方面，对中国兵加以处断的日本兵，对这种事情也没有隐瞒，其中也有故意让媒体记者看到的场面。因为士兵们认为对中国兵的处断是战斗的继续，没想到后来被指为虐杀。
那么，对中国兵的处断，从战时国际法的角度怎么看呢？
现在的研究者，看法不一。
一种看法，认为司令官逃亡，中国兵脱掉军服，藏起武器、混入市民中，这种情况下不能把他们看作俘虏。日本不应该受到指责。
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到了最后中国兵应该受到人道的待遇。处断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
还有人认为，即使处断，也得经过军法会议通过，这样就无可指责了。
总而言之，所谓南京事变，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兵的处断。
由于是战场，悲惨的场面也有若干。试图逃跑的中国士兵中，也有从城墙上掉下来摔死的。可是，既是战场，这也是平常的光景。四十八人证言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此。阿罗健一《“南京事件”日本人48人の证言》，第314～316页，小学馆文库2002年版。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阿罗健一搜罗的所谓“证言”（2）
在这份“后记”乃至《证言》全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阿罗健一的采访不是客观公正的学术行为。他所选的四十八个人竟然全都异口同声地否定大屠杀的存在，与现在已经编辑出版的日本同类资料集，哪怕是从抹杀的角度编辑的“谐行社”出版《南京战史资料集》也很不一致，这不符合战后日本老兵对战争看法的总体情况。现有大量资料表明，战后日本老兵反省侵略战争的虽然不占多数，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有所反省的。阿罗健一的这种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异口同声，其本身就是他主观偏见的最好证明。这种从作者的意图出发来选择采访对象的做法，本身就不可靠，而得出的结论又是百分之百否定大屠杀，就更暴露出其露骨的抹杀论的倾向性了。
阿罗健一所搜罗的四十八人的证言，是战后不思悔改的军国主义余孽的自我漂洗，当然丝毫不能推翻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血案，因此不必一一反驳。但我们仍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阿罗健一难以掩饰的若干真相。阿罗健一的结论是没有对平民的大屠杀，但不得不承认有对中国兵大量的所谓“处断”，而且说大量的中国兵是脱掉军装混到老百姓中间的。然而在所谓“战场”上——请注意：受访者和阿罗健一仍把被占领的南京视为“战场”——日军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怎会仔细分辨哪些人是军人、哪些不是军人，哪些是俘虏、哪些不是俘虏呢？现有大量的史料表明，在攻入南京城之后的至少半个月内，侵华日军没有分辨兵与民的耐性，事实上也难以分辨。关于无差别虐杀俘虏的问题，连“抹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井满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有在追击战中被射杀的，有虽表示投降却又被射杀的，还有虽投降了还表现出反抗之意而被射杀的。总之是在激烈战斗中，要将这些加以明确区分是不可能的。似乎只有将他们一视同仁了。”（见《仕組れた“南京大虐殺”》第200页，展转社1996年）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将军人与市民混杂的人群，统统作为军人一起“处断”了事。许多场合的大屠杀实际上就是假借着“对中国兵的处断”而进行的。后来又借着所谓“兵民分离登录”将国际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实际上包括并非士兵的绝大多数青壮年——都挑出来，并统一“处断”了事。
且不说这类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是滔天大罪，就是“处断”无意抵抗、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径。为什么？就因为日本军队是入侵者。侵略中国、攻入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本来就犯大罪了，而大规模屠杀原本抵抗侵略、后来无力抵抗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那就是罪上加罪；而且不光是屠杀这些士兵，还屠杀无辜市民，更是罪不可恕。
对日本侵略中国毫不反省的阿罗健一等日本右翼分子，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前提故意隐去，把日本军队的入侵与中国军队的抵抗所引起的战争，看成是一种没有正邪之分的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这表明在日本战败几十年后，这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没有从侵略战争中道德沦丧、人道缺失、良知麻痹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抑或根本就无法恢复。可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知羞耻地动辄侈谈什么“国际法”。阿罗健一在《证言》后记中反复说到“战时国际法”，把日本军队说成是懂得并遵守国际法的模范，并特别提出“中国兵脑子里没有战时国际法的概念”。这简直是拿“国际法”开玩笑。请问阿罗氏：日本军队浩浩荡荡、派遣大军飘洋过海入侵中国，攻占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先是用战斗机野蛮轰炸，然后入城实施屠杀，是根据哪一条“国际法”？日本人侵略祸害中国前后达七十多年，什么时候把“国际法”放在眼里过？“国际联盟”曾多次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又何时在乎过？日本侵略中国本身就是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径，而作为野蛮的侵略者还侈谈什么“国际法”，岂不等于一个杀人犯在搞道德讲座？！历史事实早就证明，中国人、中国军队才是真正懂得、并严格遵守国际法的。连坚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的前野彻（1926～）先生，在其《战后·历史的真实》一书中，也这样写道：
中国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的方针下，〔对日本的〕领土要求、赔偿要求一律放弃了。对于杀害了很多自国国民的日本军人，也不加害，而且很快让解除了武装的日本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托中国的福，出兵中国的日本兵，最早得以安全回到故乡。而在南方（此处指南洋各国——引者注）很多的日本军人被作为B、C级战犯受到惩处，被处以死刑。而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赦免了一切。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当时还少不更事的我也觉得纳闷。如果中国说九州是中国的领土，那也没有办法。日本人都是这么想的。
与被扣押在苏联的那些先辈形成对比，出兵中国的先辈们对于中国的宽大之恩无限感激。象棋界的升田幸三先生、小说家山冈庄八先生在中国出兵组也对我说：“不能忘掉中国的恩情啊。一定要把这些告诉子孙后代们！”前野彻《戰後·歷史の真實》，第127～128页，扶桑社文库2002年版。
当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不仅无条件地宽大和释放了犯有一般侵略罪责的日军官兵，而且放走了罪大恶极的战犯冈村宁次，接着又放弃了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这其中当然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与难言的政治动机，并不符合当时深受日军祸害的中国人民的主流民意。但仅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出乎日本人意料的“以德报怨”。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逻辑，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实施屠杀以示报复，不能说违背情理。但中国人没有那样做。这除了中国人的善良美德之外，也是因为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包括阿罗健一说的“战时国际法”。不仅懂得，而且模范地加以遵守。相比之下，阿罗健一采访的那些本来受到中国人宽大而顺利归国的日本老兵，却违法犯罪成性，在垂暮之年仍不认屠杀的老账。对这些老兵而言，蔑视“法”不用说，在道德伦理上就已经彻底沦丧了。对中国宽大政策不领情、不知恩，对侵略罪行的不忏悔、至今还欺瞒作伪的行径，已表明他们作为最丑陋的那部分日本人，在人格上也已经无可救药地堕落了。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畝本正己与富士信夫的抹杀论
除了阿罗健一这样通过采访侵华老兵达到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之外，还有若干田中正明那样的老兵出身的人，自己跳出来，以当事人、见证者的特殊身份，炮制抹杀文章。其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畝本正己，一个是富士信夫。
畝本正己在当年日军攻入南京时，是独立轻装甲车队的小队长，战后曾任防卫大学教授。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作业”中。他加入了主要由侵华老兵组成的“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参与编辑出版《南京战史资料集》及《南京战史》（偕行社1989年）。其中，《南京战史资料集》将侵华老兵的有关日记、从军记有选择地编辑起来，出发点当然是为了抹杀南京大屠杀，但即使如此，其中的不少文字仍直接和间接地透露出日军暴行的信息，这就证明事实无论怎样掩盖也盖不严实，因而该资料集有时也被揭露大屠杀暴行的学者所征引。1992年畝本正己出版专著《史实的歪曲》（阁文社），就是试图从侵华日军的日记等所谓“一级资料”入手，否定屠杀的存在。他1998年出版的专著《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的检证》（文京出版）针对影响很大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拉贝日记》一书加以证伪，想方设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证实《拉贝日记》是“事实无根的编造”。此前早有田中正明等将《拉贝日记》斥为“难以令人相信的反日的书”，此次畝本正己以专著的形式，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首先称拉贝所供职的西门子公司与中国关系密切，说拉贝还受到了持“亲中姿态”的德国驻华大使维克特的影响，以说明拉贝不可能在中国与日本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然后对《拉贝日记》的有关记载一条条地进行证伪。对此，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程兆奇先生曾撰写了专门的长文，对畝本正己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读者可以参阅。程兆奇《〈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富士信夫（1918～）也是旧军人出身。此人1938年毕业于海军学校，1939年加入海军练习航空队做飞行生，1941年在霞关航空队司令部工作，1944年为海军少佐，1945年任台湾第29航空战队参谋。据说他在战后作为法庭工作人员曾旁听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也为他此后围绕东京审判做翻案文章，打下了基础。
1988年，富士信夫的《我所见到的东京审判》（上下卷）出版，该书对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包括开庭、罪状认否、检查方的立证、辩护方的立证、被告的个人立证、检查方的反驳立证、辩护方的再反驳立证、辩护方的最终辩论、检查方关于辩护方的最终辩论的回答、判决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叙述，但绝不是客观的叙述。富士信夫在结语部分，对东京审判的公正性进行了全面否定，断言“判决未基于事实”，断言审判中收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的证言“完全不可信”；说所谓“屠城”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只要中国人抱有这种思想，那么日本方面无论怎样对中国大声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虚构的’，都无济于事”；富士信夫《私の見た枺┎门小罚ㄏ拢�572～573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版。认为东京审判中同盟国试图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尊重法律的印象之目的，并没有实现，并“遭到了必然的失败”。他与田中正明一样，对来自印度的帕尔法官的关于日本无罪的判词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东京审判史观”就是把日本过去的一切行为视为侵略、视为犯罪，视为恶的历史观，“这个‘东京审判史观’本身对今日的日本仍有极大的恶劣影响”。
《我所看到的东京审判》出版十年后，富士信夫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新书，题为《“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以“南京大屠杀”为中心，对东京审判进一步做出了彻底否定。实际上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与《我所看到的东京审判》雷同，只不过在材料的剪辑方面稍见凝练，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主题更为放大而已。渡部升一在该书广告词中称：“富士氏的这本书从东京审判的检证中暴露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是弥足珍贵的。”见《“南京大虐殺”こうして作られた》封面护封。富士信夫在该书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具有常识的日本人，我在阅读、检察、辩护双方提出证据时，确实感到检查方提出的证据中包含了大量的歪曲、夸张和虚妄，同时感到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中，合情合理的记述很多。”这当然只是富士信夫的“感觉”而已。抱着为侵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动机，要推翻一个公开、公正的世界性审判做出的结论，除了可以为日本右翼作心理安慰之用外，毕竟是徒劳无益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1）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明显地进行了新老两代的更新换代，而且抹杀论者的身份背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老一代的抹杀论者如田中正明、畝本正己、富士信夫等大都是旧军人的身份，到了90年代中期，非军人背景的大屠杀抹杀论者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其中既有松村俊夫松村俊夫（1926～），此人没有学术研究的任何训练和经验，从公司退休后，写出了他唯一的一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原题《南京大虐殺への大疑問——大虐殺外国材料を彻底分析する》），由展转社1998年出版。作者因断言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是个“假证人”，而受到夏淑琴本人的“侵害名誉”的起诉。那样的退休的公司职员，也有板仓由明板仓由明写了《彻底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原题《彻底檢证·南京事件の真實》，由日本政策研究中心事业部1991年出版）、《确实如此：南京事件》（原题《本当はこ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