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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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卷单行本、两册“文库本”（小开本的普及简装本）等多种版本，不断再版和重印，1974年又被收入《林房雄评论集》第六卷。由于该书当时是为杂志连载而写的，作为“学术性”著作来看，章节结构不严谨，史料引述随意，独断之处甚多，个人抒情不少，随笔风格很强。2001年又由东京夏目书房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单行本，该版本护封广告词上称之为“名著”，显然是溢美之词。但以这本书的发行量、阅读量及其对日本右翼言论界的影响而言，它的确有“名”，在这个意义上似可以称其为“名著”。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必要对它做详细的批判和剖析。
林房雄在书中217页声称：“我反复说过，我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不是将日本走过的道路和日本的现状合理化，只是为了对‘历史的伪造’和‘民族精神的完全的丑化和否定’加以抵制而写的。”后一句话是实话，是本书的实质；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将日本走过的道路和日本的现状合理化”则是必然的，因此前一句话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欺人之谈。
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林房雄炮制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或称关键词，就是“大东亚百年战争”。“百年战争”论也就构成了全书的中心和主题。
林房雄写道：
有一种意见认为明治以后日本进行的战争，前半部分是民族独立战争，但后半部分却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是一种折中的意见。这种分析无论是在左派那里还是右派那里都有。假如事情可以这样简单地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对近百年的历史即使不加任何说明，不用做任何实际研究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我才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这一假说。（中略）正如我反复指出的，我的‘东亚百年战争’是一个假说。但所谓假说并没有卑下的意味。假说绝不是心血来潮或胡说八道；假说是为了学术、为了发现真理而设定的。众所周知，英语当中叫做theory，日语可以翻译成“理论”。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隙ㄕ摗罚�131～132页，夏目书房2001年版。版本下同。
他还强调：“我的‘百年战争’是逼近日本历史和日本人真实足迹的假说。……不管左翼还是右翼，真实就是真实。”在林房雄看来，他提出的“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是既逼近“真理”，又逼近“真实”的“理论”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解掉两个紧箍咒（1）
那么，林房雄的“百年战争”的“理论”是怎样展开的呢？
他首先试图重新界定两个概念，一个是“帝国主义侵略”，一个叫做“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一词，他说：有人把日本的战争叫做“帝国主义侵略”，“然而，遗憾的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大日本帝国根本不具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格。在这一百年间，难道就因为日本曾占领过台湾、朝鲜半岛和卡拉夫特的南部及南洋的零星部分，就管日本叫做帝国主义吗？所谓帝国主义，并不是由皇帝制定国家政策的意思，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连埃塞俄比亚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了”。他接着说：“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在东洋有大唐帝国，成吉思汗的大元帝国，大征服者乾隆皇帝的大清帝国；在西洋有恺撒和欧格斯塔斯皇帝的大罗马帝国、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共产帝国。只有列宁的门徒才将‘日本帝国’放在这些大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148页）林房雄以这几句话，就把日本帝国的“帝国主义”的帽子摘掉了。这也算是“东亚百年战争”假说中的一个“假说”吧，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假之说”。林房雄的“帝国主义”的崭新定义纯属独出心裁，与世界上一直公认的解释完全不同。例如日本最流行的《新明解国语辞典》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是：“牺牲其他小国的权益和存立，扩大自国的领土和权益的侵略倾向”。而林房雄却以日本侵占的别国的领土不够多，而认定日本不是帝国主义！这就好比一个盗窃者辩解说，自己偷的东西不够多，所以不叫偷窃；一个杀人犯辩解说，自己杀的人不够多，所以不能叫杀人。
第二个概念就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林房雄在第八章《右翼与法西斯主义》中，指责战后日本的“所谓进步学者”频频使用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极右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用语，是“先验的迷信”、是“非常可笑的话”。他指出，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的政党，在德国有希特勒的政党分别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极权主义国家。日本与他们结成了三国同盟，所以日本和意大利、德国一样同属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逻辑极容易进入俗耳”。他认为，这些词的发明者原本不是日本的“进步学者”，而是以苏联为首的联合国方面，所以假如在论文著作中使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之类的词，那就不能体现“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林房雄认为，将日本的“右翼运动”看成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简直是胡来，起码说是非学术的”。他的理由是：
日本的右翼运动的历史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要早得多。即使不算幕末的维新时代，也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运动早约半个世纪。北一辉的《国体论及其纯正社会主义》写于1906年（明治39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创立于1900年（明治33年），明治10年创立的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的玄洋社从自由民权主义向“大亚细亚主义的转向”是1887年（明治20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的原稿早在明治18年就写出来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特勒获得政权是1933年（昭和8年），墨索里尼进击罗马也不过是此前的十年，即1922年（大正11年）。
从年代上看，日本的右翼运动比墨索里尼、希特勒要早得多，而且性质明显不同。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也毫无关系。这种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隙ㄕ摗罚�182～183页。
为了给日本右翼正名，林房雄极力想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右翼加以区分。他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他认为日本的右翼运动早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所以日本的右翼运动不是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无须林房雄辩白，谁都知道日本的右翼运动确实比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要早，而且日本民间的右翼运动确实未必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体制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德国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包括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才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正确地界定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即天皇独裁制度之下的对内独裁、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体制。林房雄所指出的日本右翼运动早于欧洲，只能说明日本的右翼法西斯运动比欧洲更有渊源，也更为凶顽。
林房雄企图为日本右翼运动摘掉“法西斯”帽子的第二个手法，就是认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都是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政党，而日本的右翼运动从来都没有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组织政党。他们总是以在野的浪人身份，在政治舞台的背后活动。林房雄指出的这一点也是事实，但却无法证明他的结论。相反，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不能把日本的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右翼运动简单地看作是欧洲的那种以民众选举的“民主”方式登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日本右翼运动的目标与天皇制独裁体制国家从根本上看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分子不可能试图推翻天皇制并取而代之。这就是日本右翼法西斯运动的特色。因此，国际学术界在给日本的右翼运动定性的时候，才加上一个限定词，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林房雄的辩解在这个科学的定性面前，是牵强、浅薄、无力的。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解掉两个紧箍咒（2）
另一方面，林房雄也指出了日本右翼及右翼运动在“东亚百年战争”中有多大作用。他写道：
我想说明的是，所谓“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促进、推进和准备的。（中略）
右翼活动在民间，而且经常是隐蔽的存在。像德富苏峰那样的人毋宁说是例外。玄洋社的头山满和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的“官运”怎样我不知道。以荒尾精、根津一、宫崎滔天为首的《东亚先觉志士传》中的数百个“右翼人”全部一生都是“浪人”。陆羯南不过是一个记者，冈仓天心去了美国，大川周明和北一辉都是浪人学者。
围绕所谓“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是出自军部首脑机关“共同谋议”的结果所做的“学术的考证”，不过是可笑的勾当。“主战论”全是从民间来的。在“大东亚战争”中，这些人影响了“青年将校”们，他们频频发动计划，终于促使军部上层和政府付诸行动。
“右翼”是什么？这些人都是惯于搞暗杀的人？是从公司和政治家那里拿钱而生存的无赖？是穿着纳粹制服，冲进左翼游行队伍中捣乱的日本式法西斯？是妄图再建古老日本而倒行逆施的危险之极的凶暴的地下组织？
不！绝对不是这样。这样的人如果有，那也不是我所说的右翼。据我所知，日本右翼的源流和本质绝不在于此。尽管事实上那些所谓“善良的市民”对“右翼”的评价并不好，这也并非始自今日，战前就不好。除右翼团体内部或者周围的理解者外，世间常把他们看成“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暴力团”，这一点连右翼自身也承认，其理由很简单。
他们绝不是“善良的市民”，而是常常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浪荡者”，是“无法者”，因此他们和金钱与权力无缘。他们常常密谋政变，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与“青年将校”结合以后的现象，而他们的“无法者性”实际上最不适合掌握政权。正像高杉正作所说的“庙堂那样的地方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所呆的地方。拥有权势时间一长，就会滋生腐败腐蚀男人的灵魂”。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闲哉摗罚�164～165页。
林房雄认为，“这才是浪人的精神”，“是日本右翼精神的源流”。他认为，日本的右翼绝不是所谓的“黑暗势力”。那么右翼究竟是什么“势力”？林房雄表面上并未下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显而易见，他对日本右翼及右翼运动的评价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他在为“右翼”“正名”。为什么要对战后被大多数日本人唾弃的“右翼”涂脂抹粉？原因很清楚，林房雄要为“大东亚战争”翻案，就必须给“右翼”贴金。在以上引述的林房雄的话中，有一句话应特别给予注意，就是“‘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促进、推进和准备的”。林房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错，这句话大体是说对了。“右翼”及其影响下的极右势力，是推动“大东亚战争”的恶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普通中国读者最意想不到的。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林房雄就是这样把“帝国主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两个词，即被他视为束缚日本、束缚他的“百年战争史观”的两个“紧箍咒”摘掉了，或者自以为摘掉了。并由此企图把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或自以为解脱出来了。然后，他开始系统地铺排他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1）
林房雄极力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为了“自存自卫”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战争，说什么“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上去像是侵略战争，本质上却是民族解放战争”；“日本看上去最终失败了，但目的却达到了”，那是一场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也十分悲壮和光荣的战争。林房雄还写道：“美国把这叫做太平洋战争，日本则把这称为‘大东亚战争’，各有历史的原因。美国的理想是‘白色的太平洋’的实现，日本的理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美国人把它叫做‘太平洋战争’是可以的，但日本人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称之为‘大东亚战争’。”（同上，第206页）
林房雄认为，日本所进行的那场战争，即“大东亚百年战争”，最早从美国人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海岸的1853年之前就开始了。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的七年以前的弘化年间，就有荷兰、葡萄牙的舰船在日本近海出没，从那以后，幕府和各地方诸侯就为抵御洋人的入侵而东奔西走，也促使日本的许多人开始探讨和琢磨如何“攘夷”的问题。林房雄对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前夕的吉田松阴提出的“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吕宋”的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张、佐藤信渊提出的吞并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岛津齐彬提出的“大陆出击策”与“富国强兵策”等，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并不是侵略，而是为了“促使清国（即中国清朝）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西洋人侵略东洋。他进而提出，“大东亚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日本与侵略东洋的西方人的战争。最初是“不发枪炮的战争”，几年后便发展为九州的萨摩藩与英国之间武力冲突的所谓“萨英战争”。那场战争使英国舰队受到重创，虽不能说是日本“胜利”了，但却也显示了日本顽强抵抗的能力；虽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也没有让英国人占领国土。林房雄强调说：“萨摩的‘抵抗’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预想，这一事实希望读者给予注意。”（同上，第41页）他强调那次萨英战争“迫使英国人放弃了会付出很大牺牲的军事行动，而转到‘和平的强力外交’上来”。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西洋人的目的没有得逞，才有了此后的日本人与中国、与俄国的战争，而“假如那个时候ABDF包围圈“ABDF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D指荷兰，F指法国。已经包围了日本，那么此后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就都不会发生了，西方列强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个世纪后的所谓‘太平洋战争’前夕完成对日本的ABCD包围圈“ABCD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C指中国，D指荷兰。了”。（同上，第46页）林房雄写道：在整个亚洲全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时候，“只有日本是个极为罕见的例外。从土耳其帝国到大清帝国的东方，各个帝国在东渐的西洋文明面前，像纸糊的城堡一样溃灭了，只剩下了残骸，而日本这个极小的岛国却没有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同上，第47页）
林房雄在这里所写的日本最终未被西洋人占领，大概符合历史史实。但他对其中原因的分析却是极其片面的和简单化的。实际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当时的亚洲只是一个弱国、一个小国、一个贫瘠的岛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日本没有西方人所渴求的资源，没有西方人所需要的特产，没有大陆国家那样的广阔市场，地理上处于东北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