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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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是单纯的“日本历史”，而是与中国的被侵略史密不可分的历史。假如书写日本古代史，完全不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提日本的遣唐使及其在日本历史文化中的作用，那就不是科学公正的日本古代史。古代史是如此，日本近现代史更是如此。从明治维新前后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历史，从不断地密谋侵略中国，到局部实施侵略，再到1937年全面侵华，构成了日本近现代史的主线。日本近代发展资本主义，也离不开对中国“赔款”的勒索、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对中国市场的侵占。很大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日本的军国化、暴富化，是以中国的贫困化、苦难化为代价的；换言之，日本近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及暴发户式的膨胀，是以牺牲中国、侵略中国、加害中国为主要前提的。这是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的铁的历史事实。既然日本近现代史与中国有这样深刻的关联，那么写日本近现代史不涉及中国，可能吗？就以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为例，这是中村自称的“日本自己的历史”，但是其中却有那么多内容不得不涉及到中国。既然涉及到中国，中国人就有权利说话，有权利要你说真话，有权利抗议你对历史的伪瞒和对中国的侮辱。退一步说，假如你中村粲所写的日本近现代历史、或假如任何一个日本人、任何一本日本教科书所写的日本近现代历史，故意只字不提中国，那中国仍然有权利说话，因为你不提中国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抹杀对中国的侵略史（这样只字不提中国的历史书现在还没有，但将来日本右翼会玩弄这一招也未可知）。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1）

　　　　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一书中，中村粲摘掉日本的“侵略者”或“加害者”帽子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从“大东亚战争”史观出发，将战争的根本矛盾，即“日本侵略——中国被侵略”（或日本侵略亚洲——亚洲各国被侵略）转换为“西方人压制日本——日本反击”，转换为“黄种人日本抵抗白种人俄国”这样的种族矛盾。这就从根本上改写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把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转化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矛盾，以掩盖、粉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质。　　　　
　　　　由于这样的转换，日本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为了遏制俄国南下，或为了阻止“西力东渐”。这样一来，日本的侵略战争就被说成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行动。站在这个角度上，中村粲甚至把幕府末期积极主张对亚洲侵略的思想家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经略”（即侵略）亚洲的主张与阻止“白人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果敢进取的经略大陆”的思想，使得日本“面对西洋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不是停留在被动的抵抗上，而是由积极的海外经略来防遏白人帝国主义，谋求亚细亚的再兴”；又说：“19世纪中叶，我国的邻邦清国老病不堪，失去了抵抗西洋殖民主义的能力；朝鲜只知有个宗主国清国，而不知世界大势，面对列强的威胁而懵懂无知、浑然不觉。上述的明治思想家们毫无疑问是东亚的先觉者，是意识到了西力东渐的威胁，并敲响警钟的人。除了他们东亚各国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第29页）。这样一来，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所有侵略行径，就都有了防止“西力东渐”、解除“列强”威胁的冠冕堂皇的说词，“日本侵略亚洲”这一主要矛盾就被淡化了、乃至合理化了。中村粲用以转换战争中主次矛盾的伎俩，并非他个人新发明，而是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核心，也是在中国略地杀人的最常用的借口。看来，战后日本右翼学者为日本的侵略历史辩护和翻案，也只能到那腐臭不堪的军国主义理论垃圾堆中寻求灵感了。　　　　
　　　　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声称：“俄国是明治时代的最大的威胁”，说“在整个明治历史中，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毫无疑问是俄国”。此话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稍懂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即明治初期，日本“征韩”的最大障碍不是俄国，而是中国。中国不但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假想敌”，也是日本眼中最大的“现实敌人”。当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的中国已经不足以成为日本的对手之后，“最大的假想敌”才转向俄国。日本之所以在明治中期以后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日本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大障碍。换言之，日本要实现他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与俄国对决。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战争后霸占的辽东半岛，就仿佛要日本将吞下的肥肉吐出来。日本人不吐，于是对俄国开战，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为瓜分中国而进行的肮脏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结束后，形成了俄国占领“北满”、日本占领“南满”的格局，日俄两国遂在1907年7月30日以协约的形式，正式互相确认了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瓜分。到了这个时候，日俄两国已经不再是中村粲所说的“最大敌人”的关系，而是分赃者之间的关系。此后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迅速扩张，引起了原本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驱逐俄国的美国的不满。美国欲利用其雄厚的资本打入东北地区，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寻求出路，这就引起了美国与日俄两国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俄国却又联合起来排挤美国，于1910年7月4日两国再次签订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协约，从内容上看近乎是对美国的防御同盟；而对中国而言，则是日俄对中国的进攻同盟。换言之，在这个时候，日本与俄国成了伙伴。因此，中村粲所说的“在整个明治历史中，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毫无疑问是俄国”，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说。　　　　
　　　　中村粲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将日俄两国之间为瓜分中国东北而进行的肮脏战争和丑恶交易，说成是东方人与西方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人种之战。换言之，是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争夺的战争，说成是日本为了亚洲有色人种而与白种人所进行的种族之战。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中村粲说：“日俄战争是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胜利。日本的辉煌胜利，给在西洋列强的压迫下呻吟的后进诸国以很大冲击，日俄战争促使全亚洲觉醒和奋起，从此民族独立运动汹涌澎湃，不断扩大。”（同上，第115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2）

　　　　中村粲将“大东亚战争”中的“日本侵略——中国（亚洲）抗日”这一根本矛盾转换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种族矛盾，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的侵略性质，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村粲所说的整个“大东亚战争”中，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是一种既相互冲突、也相互利用的矛盾与依赖的关系。“大东亚战争”期间，日本从来都没有与整个“西方列强”为敌，而是哪个西方强国妨碍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就将矛头对准哪个国家；相反，哪个国家不妨碍、默许、容忍乃至支持日本的侵略，日本就与哪个国家结成盟友。在西方列强中，直接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俄国，所以日本就把俄国视为敌人。与此同时，日本又在西方列强中寻求盟友，甚至与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例如，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中唯一的一个非“白种人”成员，以保护侨民为由和西方列强一起来中国烧杀抢掠，那时日本考虑过阻止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吗？1902年1月，日本和英国在伦敦签署“日英同盟条约”，承诺双方互相承认各自在中国的“特别的利益”（英国在中国南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相约“日英一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与第三国开战时，一方应严守中立，并防止别的国家参战”；“他国与日英同盟交战时，日英双方应给予援助”。这个“日英同盟条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与英国建立了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合作关系。对此，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说：“就是这个日英同盟给了日本人以自信，成为和俄国对决的一个靠山，并在日俄战争中起到了防止法国参战的作用，故意义极其重大。”又说：“日英同盟是此后二十年日本外交的最大支柱，是任何人都没有疑问的。”（同上，第95页）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也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凭借日英同盟，才将德国赶出了山东半岛”，而由日本取而代之。1905年，日本与法国签订日法协约，规定相互确认对方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支配权。可见，没有西方列强的合作，日本的侵略和扩张就不可能顺利得逞。到了1918年，在对付刚刚诞生的苏维埃联盟及其共产主义方面，日本又与西方列强有了一致的利益。为了干涉俄国共产主义革命，日本就与美国、英国、法国结成了同盟军，共同出兵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四五年之久，最后在苏联军队及当地居民的抵抗下才不得不撤兵。后来，日英同盟破裂后，日本又在西方列强中寻找了新的伙伴，于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以及意大利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轴心国，并一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历史事实都表明，日本从来都没有无条件地与西方列强为敌，而是与妨碍其侵略扩张的西方强国为敌，而又与支持其侵略扩张的西方强国为友。换言之，日本与西方强国是敌是友，都取决于那个西方国家是否与日本形成利益冲突，是否妨碍了它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而作为与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一百年来却一直被日本作为敌人。而且对于中村粲之流的右翼势力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可见，中村粲所谓的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阻止“西力东渐”、日本的胜利是“有色人种对白人的胜利”之类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日本所谓的“大东亚百年战争”中，妨碍日本独占中国和亚洲的最大敌人除了顽强抗日的中国之外，就是俄国（后为苏联）和美国。对此，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把“大东亚战争”的性质概括为：“（一）围绕门户开放主义的日美抗争；（二）和共产主义的战斗。”（同上，第656页）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中村粲明确写道：“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败退，俄国由于革命而持续动乱没有余力，法国已经占领了印度支那，虽然在支那的租借地仍然维持，但其势力显著衰弱。只有美国，大战以来，作为世界的债权国而显示实力，拒绝加入维尔萨尤条约维尔萨尤条约：1919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与战败国德国之间在法国的维尔萨尤签署的条约。含有国际联盟规约及德国的领土、赔偿、军备等内容。，将其关注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了远东。在大战中，与在满蒙、支那和太平洋进出的我国形成了正面对抗。”（同上，第176页）而长期支撑日本外交的“日英同盟”也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灭亡和德国的衰败而失去价值，并于1923年中止。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后来日本为什么将美国作为称霸亚洲的最大敌手。接下去，中村粲极力渲染美国对日本如何钳制和压迫，说美国国内如何“排日”，如何出台不许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和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的法案，特别是美国如何在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签署《九国条约》而限制和剥夺日本在中国的权益，等等。当时日本为大势所趋，无可奈何不得不签署了九国条约。而九国条约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的完整”，显然有限制日本在中国的野心的意图。而恰恰是“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的完整”，对于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本来说，越来越难以遵守，使得中村粲至今仍愤愤不平。他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说：“这个九国条约，对我国重视日华关系的大陆政策，原则上做了否认，因而对我国约束甚大。”“此后，一直到大东亚战争结束，美国充分利用九国条约为依据，非难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支那事变的时候，都以违反九国条约作为非难日本的根据。”（同上，第182页）所以日本也就于全面侵华后的1938年11月正式宣布不承认九国条约。　　　　
　　　　上述连中村粲也明确承认的史实都清楚表明，日本与俄国、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关系及其变化，实际上都是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转移的，侵略中国及亚洲才是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宗旨，而从侵略时期直到现在的中村粲之流所标榜的“阻止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云云，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排斥其他列强，“独霸亚洲”、“独霸中国”的代名词罢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1）

　　　　中村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另一种手法，就是不放过一切机会地强调：战争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引发的，因此“加害者”和“被害者”难以截然区分，战争双方都有责任。他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序章中写道：“一直以来，只有日本才是加害者，中国和韩国是‘被害者’被作为一种定论，成为两国的公定史观。对此提出异议，成为我国学界、教育界、言论界的禁忌。但是，本书就是要大胆触犯这个禁忌。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争斗，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为了证明日本也是“受害者”，为了证明“双方都有责任”，中村粲对日本在中国的历次屠杀暴行或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抹杀，却对日本所遭到的“损失”大事渲染。例如，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中村粲特别记述了几次针对日本人的所谓“惨案”或“屠杀事件”。其中，一次是所谓“尼港事件”，说的是1920年侵入西伯利亚境内的日本军队，“被俄罗斯人、朝鲜人、中国人组成的四千多名共产游击队包围在被风雪围困的尼港市……我守备队大部分战死，居留民一百四十名被投到监狱”。如果这个“尼港事件”确有其事的话，那么现在看来，那完全是当地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军实施的应有打击，与所谓“虐杀事件”丝毫沾不上边儿。再如，1928年的所谓“济南事件”，即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济南惨案”，日本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担心北伐军的推进会使军阀张作霖失去北京而进入东北，从而妨碍日本对东北的独占，便肆意阻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从青岛出发，抢先占领济南，在济南城挑衅北伐军，竟将前去进行外交交涉的蔡公时割去耳鼻，并大肆屠杀中国民众及两所医院的伤兵六千多人，杀伤一千七百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当时的日本军方却故意向日本国内民众夸大北伐军的“暴行”，将十三名日本人的死亡说成是“三百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并极力渲染中国人的“惨虐”细节。这些歪曲报道早已被历史学家澄清，但中村粲却依然以当时的歪曲报道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