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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⒓︿秩局泄说摹安遗啊毕附凇Ｕ庑┩崆ǖ涝缫驯焕费Ъ页吻澹写弭尤匆廊灰缘笔钡耐崆ǖ牢荩浴端岜牵∪毡揪恿裘癖慌吧薄肺”晏獯笫落秩荆匀毡揪油郎敝泄说男芯吨蛔植惶帷Ｓ秩�1937年7月29日在北京通州发生的“通州事件”，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第十三章第五节以《惨！通州事件》为标题，对中国人如何“屠杀”日本人，极尽夸张和煽情地描写。说“中国的保安队不仅攻击我守备队及特务机关，而且对日本居留民挨家给予袭击，对无辜的居留民（包括多数老幼妇女）进行抢夺、施暴、凌辱、杀戮，极尽各种残暴之能事。中国兵特有的猎奇式的杀害和处刑的场面，在光天化日下展开”。称中国人共杀害了二百六十名日本居留民。然而，“通州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那是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大举全面侵入中国不久，派飞机在北京上空狂轰滥炸。疯狂轰炸中，竟然把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伪“冀东政府”的保安队所在地作为轰炸目标，使保安队死伤惨重。侥幸未被炸死的保安队的官兵，忍无可忍之下对日本人倒戈，实施报复，遂发生了所谓“通州事件”。事情发生不久，一个从通州现场逃脱的名叫安藤利男的人，当时曾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在通州对日本人的大屠杀》一文，可以证实上述情况。他写道：“不管怎么说，这个轰炸事件（指日军轰炸冀东保安队事件——引者注）导致了冀东保安队下决心倒戈，这是事实。假如没有这个轰炸事件，通州事件的惨剧就不会发生。这个轰炸事件才是通州事件肇始的元凶。”《通州の日本人大虐殺》，载《“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一），第463页，文春文库1995年。可见，“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七七事变后大举侵华；日本居留民被杀，起因于日本军队用飞机对北京狂轰滥炸，责任全在日本方面。中村粲愤愤指责日本战后的教科书、媒体只字不提通州屠杀。可实际上这有什么好提的呢？提出来只能加重日本军队的侵略罪责，只能证明中村粲在前面所说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是未动枪炮、“和平进城”之说纯属假话。值得注意的，中村粲在本节中的最后一小节，小标题是“没有通州事件，就没有‘南京事件’”，他的意思是，日本军队“四个月后攻入南京所爆发的若干报复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这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是对通州事件的“报复”，换言之，就等于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与中村粲在第十五章中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形成了前后的矛盾。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2）
反过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切行径，中村粲则千方百计，事事化小，乃至化了。如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那个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全面剥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极为蛮横的要求，而中村粲却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理由是“二十一条”中有些要求只是“希望”，而且实际上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一一兑现。他反过来指责当时中国“对‘二十一条’的内容于国内外大肆进行歪曲夸张的宣传，而招致了不必要的误解，并使‘二十一条’成为以后中国排日运动的中心题目”；还指责中国国会在1923年通过“‘二十一条’无效”的决议是单方面的。对于“二十一条”这样的“要求”做如此辩解，却对日本人在中国制造的骇人听闻、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等历次血腥屠杀事件，中村粲则是极力抹杀。按中村粲的“大屠杀”标准，通州事件、济南事件中日本人被杀二百来人（？）就把他称作大屠杀的话，那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一次屠杀几百个无辜的中国平民，对日本军队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在话下了。因此，这样的屠杀也就微不足道，在中村粲的书中丝毫也不可能找到。即使日本制造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惨案，如平顶山大惨案等，中村粲也只字不提。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登上中国领土在旅顺制造的屠杀六万人的血案，即“旅顺口事件”，由于美国记者的目击和报道，而广为人知。而中村粲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说什么那只不过是“流行于世界的夸大报道”，当时的旅顺是个小地方，不可能有六万人可供屠杀，说被杀的不是市民，而是换成便装的中国士兵。又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了“文明”国家了，已经懂得尊重“国际法”了，因此不可能有残暴行为。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村粲称为“南京事件”，因为它太骇人听闻了，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提并论。中村粲自知讲“大东亚战争史”的时候不得不提南京大屠杀，所以专设了一章，标题叫《新“屠杀”考》，但他要做的，就是试图说明南京大屠杀的不存在。虽说是“新考”，但与专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右翼文人铃木明、田中正明、村松俊夫、东中野修道等“专门家”（详后）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新货色。无非是说南京大屠杀“谁也没有见过”啦，是东京审判时“捏造”出来的啦，十五万具尸体如何能够由崇善堂、红十字会的那么几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埋葬完毕啦。结论是：说日本人大屠杀，说日本人强奸、抢劫、放火等，都是中国人“宣传”出来的，“那是中国人根据自己传统的风俗和屠杀习惯而创作出来的故事。像以上那种猎奇的蛮行，日本人干不出来”（同上，第434页）仅从这一句话，就暴露出中村粲的“日本自恋症”已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自恋症的病入膏肓，使得他不愿正视日本的负面文化史。中村粲先生该不会没读过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语》吧，那上面的残酷场面多不多？中村粲是否读过日本学者写的《暴力的日本史》南条范夫：《暴力の日本史》，光文社1970年版。、《日本死刑史——活埋·火刑·分尸·斩首示众·绞首》森川哲郎：《日本死刑史：生埋め·或あぶり·磔·獄門·絞首刑》，日本文艺社1996年版。、《日本拷问刑罚史》世间良彦：《日本拷问刑罚史》，柏书房1996年版。、《日本拷问处刑残酷史》柳内伸作：《日本拷问处刑残酷史》，にちぶん文库2002年版。之类的学术著作？看看日本历史上有没有“猎奇的蛮行”和残酷的暴力？对本国人尚且如此，而日本兵在屠杀他们所蔑视的“支那人”的时候，其残酷和蛮行的想像力，恐怕不会亚于今天的中村粲在抹杀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想像力吧。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1）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十五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八年的史实，中村粲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第一，对“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此后日本人全面侵占满洲，并扶植傀儡政府炮制“满洲国”，中村粲首先强调这是中国排日抗日的结果。他称当时说中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以前与日本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受到损失；说满洲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迅速“赤化”，排日浪潮更为激烈，排日教育更为彻底，“打倒日本”的口号响彻全国，而且说这些排日运动是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的。对此，中村粲得出的结论是：“满洲事变不是原因，比起原因来更多的是结果。换言之，满洲事变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出发点，而是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排日侮日的必然的结果。”（同上，第302页）就这样，中村粲彻底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中国为什么排日抗日？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日本侵入中国、危害中国，然后才有中国的排日抗日吗？
第二，中村粲说满洲“独立”“是满洲人自己的愿望”，“并不是日本随便描绘出来的梦想”。然而，事实上，“九·一八”之后满洲绝不是独立，而是失陷于日本人，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所谓“满洲人自己的愿望”就是让日本人在满洲为所欲为吗？况且中村粲所说的“满洲人自己”是谁呢？他说是“憎恨张作霖军阀统治的文治派的知识人”。即便如此，这些人能代表“满洲人自己”吗？众所周知，中国近代长期处在军阀割据状态，正如日本历史上长期处在藩阀割据状态一样，即使那些不喜欢张军阀的“知识人”想要摆脱军阀而独立，也并不意味着愿意让日本人取代军阀来统治“满洲”。
第三，中村粲判定“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理由是说这块地方历来不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他说孙文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也没有把东三省看成是汉民族的领土。“在回顾满洲两千年的历史的时候，可以知道满洲民族曾经征服过中国，但汉民族没有支配过满洲。在汉、唐、明几个朝代汉族的势力确实达到了满洲，但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在地域上也限于南满、辽东的狭小部分，回顾历史，可以说满洲是满洲民族的，汉民族主张对满洲的领有权，是没有根据的。”（同上，第330页）所谓“满洲不是中国领土”这也不是中村粲发明的观点，而是近代以来那些为日本侵华服务的御用“满洲学”学者们得出的共同“结论”，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们或是出于故意或是出于无知，完全混淆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的关系。中国从来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以民族融合为历史特征的国家。连日本这样一个号称“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有民族的不同。按中村粲的荒唐逻辑，说日本阿依奴（虾夷）族人所世代居住的北海道、千岛等地，从来都不是日本领土，行吗？当然不行。中村粲故意将某某地方历史上不是“汉族”的居住区，与某某地方不是“中国”领土两者画上了等号，是对民族国家常识的亵渎，实在不值一驳。“满洲不是中国领土”，难道是“日本领土”吗？“满洲不是中国领土”能作为日本侵占“满洲”的理由吗？
第四，中村粲还从日本经济的角度，援引侵略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国官僚的话，来说明满洲对日本是如何重要。他甚至把战犯、前首相近卫和东乡外相的话搬出来，作为立论根据。说什么那时日本人口增加很快，吃饭成问题，必须在开发台湾、朝鲜之外再开发满洲；发动“满洲事变”是为了打破欧美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打破西方的禁锢寻求生存之道”。在中村粲看来，为了“日本人的生存”，侵略中国、牺牲中国就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这种论调与当年纳粹希特勒以“寻求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为由屠杀犹太人、侵略整个欧洲一样，是何等相似的强盗逻辑！
关于七七事变，中村粲和所有美化侵略、拒不反省的日本右翼分子一样，坚持说七七事变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员先开的第一枪，幕后的策划者是刘少奇。所以“真凶”是共产党、刘少奇。关于七七事变问题，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充分地、大量的研究，足以证明是日本军队先行开枪挑衅，引起事端，以寻找侵入关内的借口。那是时任华北日军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也首先下令向中国军队开枪的。时过七年之后，牟田口廉也已升任中将，担任在缅甸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时，对此事仍念念不忘。对此，当代日本历史学者儿岛襄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写道：
牟田口中将与其说是一位缜密的计谋家，不如说是果敢的行动家……他常常感慨说：“大东亚战争，说起来，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想必须给这场战争一个了结。”兒岛襄《太平洋戰爭》（下），第119页，中公新书1966年版。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2）
历史事实如此清楚，原本无可置辩。但中村粲们很清楚，谁先开第一枪这个问题，可以用来大做文章，需要在这上头给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找一个借口。如上所述，中村粲曾把日清战争说成是为了朝鲜独立，把日俄战争说成是为了阻止俄国南下，把出兵山东说成是保护日本侨民，把占领满洲说成是为巩固日本的国防和日本的生存。日本的这些目标后来都实现了。问题是已经侵占了几倍于日本的土地，还要得寸进尺地大规模全面侵略中国，要找一个什么“理由”才说得过去呢？想来想去，只有把中国军队说成是挑衅者，才能找到理由，那就是：中国人先向日本人开枪，所以日本就要惩罚你。用当时日本各种媒体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叫“膺惩暴支”。用中村粲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支那事变……是被〔中国〕挑起的军事行动，以膺惩肇事的支那为目的”（同上，第655页）。为了使这个结论成立，就需要把先开枪的说成是中国人。这就是中村粲等侵略战争的美化者千方百计纠缠“第一枪”问题的奥秘。为此，中村粲对中日学者发掘的大量史实和大量研究成果故意视而不见，只管兜售“中国人先开枪”的怪论。日本在占领东三省后，急欲扩大侵略范围，并制定了周密的入侵华北的计划，以实现幕末以来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许多日本“志士”、军阀、政客的“大东亚”的梦想，所以日本人早晚要开这一枪。日本要侵入华北，总是要找一个借口的。这不是事先的假设，而是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更何况，当时的日本早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对中国而言，日本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侵略者。而且，日本依据早先与腐朽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防义和团、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在华北长期驻扎军队。义和团不存在了，日本军队却还是赖着不走，后来又肆意扩大驻军与军事活动的范围，在本来不属于十二个驻军地点的丰台及卢沟桥大肆举行军事演习，以伺机挑发事端，这本来就已经属于地地道道的侵略行径了。别说中国军队没有开枪，就是中国人对这样的侵略者开了枪，难道不是理所应该的吗？中村粲却反诬中国军队“违法”，岂不荒谬吗？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最为臭名昭著的野蛮暴行——南京大屠杀，中村粲也列了一个专章（第十五章）《新“虐杀”考》，为日军的暴行开脱和辩解。他认为中国方面的“南京调查委员会”（1945年7月成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纯粹是“文学的修辞和空想”，他写道：
例如……说“〔日本兵〕打人用左手和右手各打一个耳光，然后再踢一脚，名为‘三面合击’。”“三面合击”这个名称和“三光作战”一样，多么带有中国风格啊！日本人想不出这样的名称，日本人一听就会直觉地感到不对头。
关于奸淫，是这样描写的：“〔日本兵〕让父亲奸女儿，让哥哥奸妹妹，让公公奸儿媳；或者割乳房，破胸破腮，拔掉牙齿，惨不忍睹。”近亲相奸不是我国的风俗，恐怕是把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屠杀，假托在日本人身上而进行了上述创作。像上述的猎奇的蛮行，日本人干不出来。中村粲《大枺鼇啈馉帳丐蔚馈罚�434页。
中村粲一旦需要为侵华日军开脱罪责的时候，就故意装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无知之状。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他当然应该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