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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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只是小时候无意中参加过吃人的行为，尚且要进行那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呢。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3）
退一步说，余秋雨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没错的话，清查的时候为什么要承认呢？他应该抗辩，别让自己的档案里留下那一笔。究其原因，那时候他是个小字辈，没身份没名气可以吝惜，形势又那么急迫，识时务的做法当然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否则也别想蒙混过关。现在形势变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当然就要来个死不认错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原因，而是个人原因，从前余秋雨是一个年轻的无产者，在名上输得起，而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是个人物了，有身份负累了，要维护已有的冠冕堂皇，要保持明星的尊严威望，所以难免没那么超脱了。另外，作为一个“尊者”，这些年他已经被大众崇拜宠坏了，免疫力大大下降，稍微见一点风就会感冒。余秋雨真的那么在乎他的“文革”问题吗？未必，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有人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就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既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好名，也是名教熏陶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当然，他以为是聪明。
一个女人接了客，可能自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旁人无话也就罢了。但她如果还非要为自己树一块牌坊，那就连一般的婊子都不如，比一般的婊子更令人可叹了。从当初一着臭棋开始，余秋雨便越来越被动，心态也每况愈下，他打官司无非就是想扳回来，结果输得更惨，心理倾斜也更加严重，终于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赌君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老想通过下一局捞回来，越想捞回来反倒输得越惨。这时候，余秋雨的“文革”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当一场战争打响以后，交战双方的情绪便完全受到战争态势的控制，而根本上忘记为什么而战了。但对于作为第三方的公众来说，余秋雨对这一问题越是讳莫如深，他们的好奇心就越重；他们的好奇心越重，余秋雨的压力也就越重，那件事最终变成了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盒子。以至于据说当黑盒子要被打开的时候，当事人竟然以自杀相要挟。
余秋雨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选择了文过饰非，那就只能坚守到底了。一个人撒了一个谎往往就需要十个谎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余秋雨是越描越黑，越挣越跌份，越说越没有风度，完全陷入了一摊焦灼的泥潭，搞得自己斯文扫地，四面楚歌，在文化界几无立身之地。他已经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干吗不打住？他不再搅，水自然会清。他任人喧嚣，尘埃自然会落定。一个声音能吵多久，可是再掺和进去一个，就有的吵了。是他自己把水搅浑了，是他自己把小辫子编成大辫子了，他重复了自己在歌手大赛上的错误——说得太多。余秋雨不是封笔不封笔的问题，他应该封口。就算现在打住，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就算被误会又何妨？你非要把一个你认为真实的自己交给别人干什么呢？解释就是失策，本来谁也没有要求你作出解释的权利，而你主动对人殚精竭虑地解释，反倒把自己置于一个被动的答辩席上去了。
余秋雨越是辩解，越此地无银地暴露出自己在人格方面不自信。关键还在于说得越多，错得也就越多。余秋雨最后的一些辩词都带着无聊的人身攻击性质了，看来真着急了。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以此表示对这些人的不屑。——曾经捧过你就不能骂你了吗？否则就是变节了吗？也许是你变了，变得该骂了呢？老说这个没意思。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别有用心，言外之意就是嫉妒他或者想靠他出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固然是的，作为被批评者，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上面找原因，这跟他是否有问题或者别人批评得正确与否是两码事。任何人都不能以批评者的德行未必超越自己为借口来拒绝接受合理的批评。批评的人本来就未必一定要比被批评的人完美，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批评了。不必去过分强调批评的资格问题，只要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别人有问题你可以再反过来批评别人，但那是另一个批评了。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余秋雨还强调了一个批评的等级问题，意思也就是说，小人物不能批评大人物，否则就是越位。那么，谁够等级批评余秋雨呢？他的等级这么高。面对风的时候，树首先应该想想自己是否站得住脚，如果站得住脚，那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摧也摧不倒的。
在接受《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余秋雨满腹委屈、悲愤，一副随时准备仰天浩叹弄个《天问》出来的样子，连照片上都是一脸有冤难诉的无奈。何必呢？他还用无职无权、无帮无派来解释自己的孤立无援，说得那么无辜，好像大家欺负了老实人似的。余秋雨抱怨中国的媒体没有对立的制衡机制，没有仲裁纠错功能，好像在呼吁中国现代版的“费厄泼赖”。可是当《南方周末》——这个最具有他所说的那种制衡力量和“费厄泼赖”精神的媒体——首先给他一个机会时，他的表现又怎么样呢？他并不“费厄泼赖”，而是大量、奢靡地挥洒自己的偏颇之词。可是，真正的“费厄泼赖”绝不要只听一家之言，它会给各方平等的机会，而且它最终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于是，余秋雨刚刚体验到发泄后的快感，马上又面临着灭顶之灾了。7月29日《南方周末》的文章一出，他是否感觉自己又被涮了一把呢？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4）
关于自己的“文革”问题，余秋雨时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余秋雨“文革”问题复查的结果是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的人，但允许重返工作岗位。于是，当别人提及他的“文革”问题的时候，他会首先振振有辞地说，如果我有问题，还会被提拔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吗？大有哂笑这些人缺乏政治常识之意。其实真正缺乏常识的是他，不影响继续使用并不等于毫无问题，他这是在运用政治的模糊概念打老百姓的马虎眼。余秋雨不愧是内行，深谙政治在中国的生命线地位，所以首先拿政治来做挡箭牌。
余秋雨“文革”当中基本上没有伤害过具体的人，没有留下谁跟他过不去的把柄，这也是他“文革”后得以完身而退的原因。于是有人提到他的“文革”问题时，他总是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伤害过谁？把被我伤害过的人找出来！他这又是在打狡猾的模糊战。他的问题不是伤害了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伤害了某些不确定的人，严重点说，就是伤害了一个时代，不是从肉体上，是从精神上——他的“文革”清查结论中“流毒”一词是赫然在目的。伤害的不是具体的人就算没有伤害人吗？不是人身伤害就不算伤害了吗？不能因为其不确定性和非人身性，这个责任就滑脱了。这种理直气壮，简直带有一点仗名欺人的味道，难怪他会聪明到有时让人避讳。
实事求是地说，质询余秋雨“文革”问题的人对于余秋雨这段历史在细节的真实上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比如石一歌问题。于是余秋雨大胆地声明：“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这是在运用别人事实方面的小漏洞来推翻自己的大问题，转移问题的实质，回避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一种低能的狡辩。用别的笔名写的呢？用别的笔名写的就不算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写，而不在于用什么笔名。这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明了的常理。
已经做过结论的错误，余秋雨居然还在口口声声不承认，理由究竟何在呢？虽然他没有直说，但替他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不是他错了，是时代错了，是路线错了，是上面错了，而他只是受上面的领导。——全部责任往时代身上一推了之。个体对于历史的责任就这样被釜底抽薪地逃避掉，可是，历史和时代难道不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构成的吗？抽掉这些个体，历史和时代终将成为一个什么都不能负载的空壳。二、既然大家都错了，那干嘛还要追究我个人的错？——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运用，可是，大家都错就不是错了吗？
许多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常见的媚态，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知识分子泛泛而言无一例外地会标榜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但是，当真正被推到政治舞台上去的时候，就不仅自觉的独立不倚做不到，连自然的疏离都做不到了。封建士大夫的功利心和庙堂意识相结合，取代了知识分子为民立言的民主主义立场，使之最终沦为帮闲或帮凶。
中国人习惯于区分好人坏人，我原来也觉得余秋雨不过是一个做过尴尬事的好人而已。后来再看，好人坏人的界定不仅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一个人可以有狐狸的狡猾同时又有释迦牟尼的心，憨厚的狡猾和真诚的做作以及聪明的善良虽然比虚伪还要虚伪，但看起来却比真诚还像真诚。所以，人的好坏没法区分，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就算一个人已经死了，说“盖棺论定”都不如说“盖棺事定”来得科学和准确呢。笼统地说来，余秋雨这个人有文人的酸腐矫情但无伤大雅，有小男人的狡猾好面子但没有大男人的阴狠歹毒，是一个适合点缀升平的表现派而不是一个鲁迅式的斗士。他的脆弱敏感而常常又过分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襟怀不够坦荡，所以很小的一件事就让他看得很重，就使他走了麦城。
正是面对批评的孱弱使余秋雨把指向自身的批评放大了，这件事本来不至于影响他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却真正暴露了他的问题。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并不比他在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心态问题更加典型和深刻，他的软肋与其说是“文革”问题，不如说是面对“文革”问题的那种人格和心态。即便没有一份应有的雅量，如果能够皮实一点，余秋雨也不至于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名人，便无法逃脱被解剖的命运，而且这种被解剖常常会切中肯綮。知识分子看同类一向如同看自己一样明白，因为几乎都是通病。在批余的过程当中，不少人也暴露了自己的丑陋。
没有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可余秋雨一直没有为自己的“文革”问题付出过代价，连内心的代价都没有，所以历史地辩证地来看，他最终补上这一回也算应该。而别人之所以拿他的“文革”问题说事，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游刃有余了，一直没有受过伤，一直没有付出过代价，这比“文革”中伤过人而后自己也被伤得不轻的人还让人过不去。
不必感叹人性的不完善，人性永远是丑陋的，自己也不尽美丽。也不必怨恨上天的不公平，这恰恰是公平的，这很符合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使人看到了某种类似于天道的东西。所谓天道，也许本来就是摆平人心的那种神秘的制衡力量吧？余秋雨现在稍微有点不舒服，那就对了，你已经舒服了那么久，让别人舒服一下也是应该的。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性，自有它的制衡的天性。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5）
《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不以一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余秋雨并非大鳄，围绕余秋雨的纷扰应该结束了。虽然人和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作家、学者，主要还是应该靠文章来站住脚的。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鸡，而是鸡蛋，离开他的文去谈论他的人对于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批评家张闳说得好，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杀“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
对于余秋雨来说，明智之举就是闭口，尤其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下。在宣布“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时，余秋雨说了一段非常抒情的告别辞：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这段话颇有点英雄末路、悲怆谢幕的味道，余秋雨显然在以自己的退出向戕害和扼杀他的文化界提出抗议。但是，真的不如不说。好不好要靠别人来说，自己说好不算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秋雨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为自己的封笔做一个注脚。可是，封笔还要宣布吗？你不写自然就封了。这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凸显了自己退出的尴尬和无奈。可是，退出文化界的话音刚落，又传出他担任大专辩论赛评委的消息，先前那些话全变成送给自己的耳光了。看来还是恋恋红尘呀。树能静吗？风会止吗？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后记：我是一个看电视不多的人，但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长的时间里，便两次在电视上看到了余秋雨的身影，一次是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次是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这算什么？梅艳芳式的巡回告别演出？可跟“百变天后”梅艳芳不同，你余秋雨还会好好地活下去，干吗这么急不可耐？越来越流露出小男人的本质：聪明而不大气。聪明必须在某种胸襟大气的统驭下方能为个人增色，否则只能沦为令人厌恶的小聪明，多不如少，有不如无。
一个痛斥媒体误己伤己的人，却频频与媒体有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希望有一家媒体是彻底爱护他的，怜惜他的，不触及他的痛处，让他好好地撒一把娇。可是，几乎所有媒体都不会回避他面对批评的态度问题。比如在《开坛》节目里，主持人问他面对批评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时，他的脸是红了又亮，似哭似笑的一个模样，实在尴尬得可怜可叹，作秀的结果是越作越不“秀”了。余秋雨越撇清，越把自己的气度问题暴露给大家了，本来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也注意到了，这是典型的出卖自己的行为。再这样下去，真不知他想把自己弄成什么模样。要知道，心口的痛是骂你的那些人，你再怎么在媒体上树形象，还是改变不了这些人对你的态度，只能徒增腻歪；而无关的公众再怎么同情你，也浇不透你的胸中块垒，何必呢？在《鲁豫有约》中，余秋雨说过一段话，意思是，马兰的父母看到秋雨这孩子在“文革”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却被这样对待，很难过……自怜得差点又哭了。你看，撒娇的毛病改不了了。可是，马兰的父母是疼爱你怜惜你的岳父岳母，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