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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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我为什么会成为余秋雨首选的靶子
余秋雨在2002年答多家报纸记者问时说：如此多论敌只选古远清一个人，是因为我发表的媒体最多，遍及北京、天津、广州、合肥、南宁等地，另一原因是我“诽谤内容最具体”。
余秋雨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差，我批评余秋雨的文章除发表在国内外，还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及香港等地登过。如果他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在起诉书中肯定会追加我“道歉”的地区和媒体，或许会将精神损失费涨价至二十万元也说不定。但涨多了，只会增加他的诉讼费，且会引起别人对他更大的反感。
他告我还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本人属“独行侠”，在非综合性名牌大学任教。告我至少不会像告别人那样引起名校教授群乃至当地作家群起来助威和声援。
但余秋雨对我似乎不够了解。他把我看作省油的灯，是他犯了在战术上不重视“敌人”这一错误。我虽然是个“小教授”，但我研究“文革文学”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主要研究“文革写作组”，且十分注重小处着眼，从史料收集开始。如在《余秋雨与“石一歌”》中，我首次向鲁迅研究界披露了“石一歌”写作组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十一人名单。在《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中，澄清“花城”出版的《余秋雨的背影》一书中所讲的余秋雨只写过两篇大批判文章这一事实时，首次披露了余秋雨不仅写出了如胡锡涛说过的《走出“彼得堡”》这样轰动一时的文章，并写过用“任犊”笔名发表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还参与写作了署名“罗思鼎”的《〈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样的重头文章。在《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一文中，又披露了原清查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夏其言所写的有关余秋雨的结论性意见。这些材料打破了他自己吹嘘的“文革”中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神话，难怪他十分愤怒，以至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比作对“当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做出逆反性指证的“老纳粹”。
比余秋雨年长五岁的我，只是以历史考证者的身份写这些文章，其出发点是纠正有关余秋雨传记和报道中掺假的成分。我在有关文章中从未使用言之过激的诸如“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一类不符合史实的形容词。
余秋雨选中我作靶子另一理由是我“供职的学校名称上似乎有法律印痕”。余秋雨2002年8月21日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时所使用的“似乎”和“印痕”这两个词，激怒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部分师生，认为这是对我校的嘲笑乃至挑战。因而这所原由司法部后由教育部主管的重点大学，由校长亲自出面请了两位强劲的教授作为我的辩护律师。其中赵家仪博士为我校法学院经济法系主任，他参加过澳门相关法律工作。另一位麻昌华先生，系武汉大学博士，为我校民商法研究所负责人。我校法学院设有“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也许是出于对学校同事的关心和援助吧，这两位代理人不收我的律师费，而余秋雨的律师费却高达每小时三千元。这真应感谢余秋雨，是他告我为我校乃至全国法学界提供了这难得的科学研究新课题，尤其是为舆论监督、文学批评乃至公共（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之边界等问题作了探索和实践。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略施小计（1）
我虽然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但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好在我有不少学生都在本校法律系任教，楼上楼下也有法学院教授，因而我连忙向他们请教，可不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他们都表示赞同，因而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变更管辖法院的申请书》：
申请人：古远清，男，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竹苑小区××栋×门×××室
对方当事人：余秋雨，男，住上海市徐汇区康平路×××弄×号×室
请求事项：变更管辖法院，将本案移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事实与理由：
原告余秋雨认为本人侵害其名誉权，于2002年6月25日向贵院提起诉讼。本人认为应由武汉法院审理此案。理由如下：
1．被告住所地在武汉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人认为应当由本人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也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从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中可以看到，余秋雨所引述本人的文章发表媒体均是北京的《文艺报》和《鲁迅研究月刊》、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合肥的《学术界》、南宁的《南方文坛》。所谓“侵害名誉权”的文章，没有一篇在上海发表。至于他在“诉讼请求”中提到的《湖南日报》，简直匪夷所思，因本人从未向《湖南日报》投过稿。上海《新民周刊》也从未发表过我的文章。故本人声明，“侵害名誉权”行为地不在上海。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认为此案应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利于查清本案案情，有利于被告人参加诉讼。恳请贵院将本案移送管辖地。
此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古远清
2002年7月17日
我动起打管辖权异议这张牌，使法院不能于8月27日顺利开庭，是无师自通——不，是受了《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天岛、南芭编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这本书的启发。“马桥”诉讼——即小说家韩少功因其著作《马桥词典》受到北大张教授等人的激烈批评而将对方告上法庭，被告便从提管辖异议开始“玩”这场“法律游戏”（顺便说一句，读者诸公以后如遇到此类案件，也可以如法炮制）。有人告诉我，要求更换法院得到批准可能性不大，但不妨一试。法院对此案受理得这么快，余秋雨又想速战速赢，以便开打他一系列的所谓连环官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正好缠住他、拖住他。
我这一略施小计的行动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并引起一些海外人士的议论，如美国的政论家曹长青在《吴征为何要“庭外和解”？》文章中写到：
现正进行的原中共厅级官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告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诽谤案就是这样，因古远清撰文指出余秋雨曾是“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写作成员。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要由被告古远清“举证”余秋雨“文革”中怎样以文整人，而不是由原告余秋雨举证他没有这么做。古远清明明是引用余秋雨在上海的“文革”战友已发表的文章中的话，但余秋雨不告那个上海作者，反而来告古远清；而且不是在古远清所居住的武汉打官司（按中国法律应在被告居住地法院起诉），硬是不按规矩地在原告余秋雨居住的上海打。这样就逼迫古远清一次次从武汉跑到上海。对于一个穷学者来说，不仅路费、精力、体力难以吃得消，而且要他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余秋雨想用这种方式逼迫对方认输，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他人不得对“余院长”等党的文化官员说三道四，进行监督批评。曾被当局考虑提拔为文化部长（他自己透露）的余秋雨说，要对批评他的人和媒体逐个告，“官司要不停地打，打五年十年，一个个打下去”。
这段话突出了余秋雨的政治身份，说明他告我是想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压人。曹长青还说我“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这是因为当事人均怕牵连自己而不愿轻易开口。文中最后一句所引余秋雨的话倒使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文革七、八年要再来一次。”余秋雨这次以“恶攻”、“炮打”之类的“文革”思维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而且扬言官司要五年十年打下去，也许就是“活学活用”这种理论而从事的一种他自己说的“小文革”吧。
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秘书长张放先生也在《中央日报》发表长文《隔海评品笔墨官司》，其中云：
这是余秋雨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古远清，姿态摆得过高。余某家住上海，叫被告千里迢迢，从武汉跑到上海打官司，他是很有气派的，但条件未免过分刻薄，且有南霸天的味道，让人不服。
这里用“南霸天”的比喻，余秋雨可能又会认为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其实这不过是给这位号称文化大师的鼻梁上涂了一点白粉，无非是要他不要盛气凌人之类，这也无伤大雅。本来，余秋雨在台湾的版税收入据《苹果日报》公布，高达二千八百万新台币。这样一来台湾读者当然对你余秋雨的“文革”历史有知情权和评论权。此评论权先不说“文革”往事，就说你在台湾拿了这么高的版税，你到底交了多少税金？金文明跟你指出这么多常识性错误，你再版时一字不改，能对得起台湾读者吗？这些总该给台湾读者一个交代吧。否则，台湾读者和评论家又会出现比“南霸天”更难听的说法，那你就得从此岸告到彼岸而告不胜告了。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略施小计（2）
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冲《把自己诉成被告》则写得幽默风趣，很值得玩味：
对我来说，法律是世界上最难弄明白的事情之一，不健全的法律就更难弄明白，若是再加上公信力可疑的司法，则尤其格外难弄明白。同样的官司，在不同的地方打，可以打出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究竟是法律有问题，还是司法出了毛病，神仙他爹来了也弄不明白。我唯一弄明白了的，就是官司在哪儿打，原是有规定的，叫“管辖权”。但这个规定又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刚性，所以就常常出现管辖权争议，而且这种争议还几乎总是很“绕”。因为按规定，管辖权异议要向受理法院提出，而中国人的老脾气是不愿意认错，他已经受理了，你硬要说他不该管这事，先不先就带上点儿“与虎谋皮”的意思，所以这种异议十回里有八回是要被“驳回”的。但你只有等他驳回了，才能向他的上级法院提出，这个争议才算真正的开始“进入程序了”。
果然不出所料，我的请求于同年7月29日被法院驳回。（2002）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388号《民事裁定书》写道：
经审查，本院认为，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不仅包括行为实施地，还包括侵权结果地。被告古远清所发表的系争（古按：原文如此）文章在原告余秋雨住所地上海市可以发生侵害原告名誉权之后果，因而，原告余秋雨之住所地上海市应作为侵权行为结果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名誉权案件时，受侵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我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受理本案，故我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被告古远清之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古远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的法制确有不够完善之处，对管辖权问题的解释就前后矛盾，因而我校法学院“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胡伟律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看法说：
我们认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并无排他的管辖权。
因为：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于侵权行为案件的管辖法院应确定依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
同时，法发＇1993＇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第四问也对前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做了重申，即对侵害名誉权案件的一审管辖法院应依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来确定。
对于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明侵权的过程和侵权后果，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也有利于受害人实现其对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的请求。
确定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是考虑到侵权行为连跨几个辖区，而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与被告住所地相一致的情况，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较为适宜。
因此，本案中被告住所地在武汉，而被告的文章系发表于《文艺报》、《鲁迅研究月刊》等一类全国性报刊上，其后果（即结果的发生）的覆盖范围是跨地域的，甚至是跨法域的（香港、台湾），故此仅选择某一个结果发生地为管辖法院明显不适宜，只有选择被告住所地为管辖法院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
8月11日，我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再次变更管辖法院的申请书》。后又于9月6日被驳回。这样一来，便把8月27日的开庭时间跳过去了。在原定开庭那天，《中国文化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余秋雨踏上“法律苦旅”》的长篇报道，北京、南京、石家庄等地媒体发表今天开庭的消息，故各大报的媒体记者纷纷坐飞机到上海去采访，结果扑了个空。不少记者打电话询问法院为什么不按时开庭，弄得他们很被动。
谁想到，8月27日没有按时开庭，一拖就快两个月，一直到12月20日才正式开庭。余秋雨的另一个官司即控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著作侵权案倒于9月11日按时开庭。这个官司比较简单明了。余秋雨认为，《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一书侵害了他的“著作权、获得报酬权和名誉权”，可这个官司只在“著作权”和“报酬权”方面获胜，而在“名誉权”问题上交了白卷。此官司原告说赢也没有赢多少。原告狮子大开口，向被告索赔二十万，后来法官只判被告赔偿八千四百元。原告的律师费估计花了好几万人民币，换来的却是几千元，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难怪媒体对余秋雨获胜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