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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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
看余秋雨告状慕毅飞 余秋雨的“苦旅”远没到头
余秋雨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别的文化人那里会什么事都没有，在他这儿，总能弄出轩然大波来。譬如“文革”干的那点事，实在小儿科得很，周扬能道歉，巴金能认错，你余秋雨何必非要摆出十分无辜的面孔？有人挑刺，至少说明人家对你的东西在乎。让人挑就是了，何必非要剥夺别人“咬文嚼字”的权利？一个当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人，辞掉了院长的官，却把整个天下错当成了剧院，结果，老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这回，余秋雨宣布将要封笔了，而且还要退出文化圈，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了（7月22日《新京报》）……弄得我写这篇东西犹豫得很，因为无论我怎么说，余秋雨都无法再作答辩了，否则，怎么能叫封笔？那么，我就得下笔谨慎，不能有失厚道。
其实，即使余秋雨从今往后真的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了，余秋雨的名字也将永远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他以《文化苦旅》为标志的新体散文或叫“文化散文”，作为具有原创价值的散文样式，绝对是对中国现代散文样式的重大贡献。文坛说好说坏，并不影响余秋雨的著作屡屡登上畅销书的榜首。读者用腰包里的钱来投票，那是最货真价实的民意。从心底里说，我对余秋雨的散文，有着深深的敬意。
若真要归隐名山，作一个“挥手作别西天云彩”的潇洒样，是最好的了。但积习难改的余秋雨，谢幕时留下的几句话，实在的不中听。
先是介绍他刚完成的《借我一生》。单听书名，就是自传性的。可天下写自传的人多了，犯不着由自己来说自己的自传“全部可信”。而且，证明“全部可信”的理由也很勉强：“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难道不是在长辈面前就能讲假话？如果写的人死了，就可以不说真话？记忆并不是很靠得住的，再好的自传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记忆上的失误。只要能如卢梭所言：我难免会把自以为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决不会把明知是假的东西说成是真的。这样一来，人们在读《借我一生》时，反倒特别留意，甚至可以断言，会有人专来“寻”假的。
自信，是优点；过于自信，就不免成了缺点。余秋雨没忘最后修正一番自己的“文革”形象，这次是拉出“工宣队”来作参照系。说在“文革”中，与工人、军队相比，中学生只“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可不知道为什么这“莫名其妙”几个字就能“澄清一些误解”？人们计较余秋雨的主要是他在“石一歌”写作班子里的表现，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真诚地认个错呢？
终于要走的理由，余秋雨说了两点，一是对文化圈的不满，这是肯定的。近年来，文化圈对余秋雨总是贬多褒少，惹得余秋雨动则得咎，自然是不满的；二是说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有大功告成的意味。其实，文化是个没有终点的“苦旅”，余秋雨这等大儒，有干不完的事。我本想大喊一声“老九不能走”，但转念一想，“老九”能到哪里去呢？文化人除非不活动，一活动不就是文化活动？余秋雨退不出文化圈，这回弄的，不过是一场“退场秀”，甚至弄不好只是推销《借我一生》的广告剧。
余秋雨，别让我不幸而言中。
（《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4日）
看余秋雨告状刘伟“余秋雨自杀威胁传媒”新证据
在曝出余秋雨要自杀的消息后，朱健国突然“消失了”几天，媒体上只剩下余秋雨一方对朱健国的指责声。据了解，原来这几天，朱健国离开了深圳的家，去了北京一个通讯条件不好的地方，一时无法对余秋雨方的说法进行反驳。就当记者无法联系上他时，他却主动打来电话，朱健国几次向记者强调：“我所说的的确是事实，但当媒体曝出那件事之后，我的家里接到一个威胁电话，我觉得在家里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去了北京，而并不是不敢站出来和余秋雨对质。”
对于《南方周末》一编辑否认提供余秋雨要自杀的说法，朱健国感到很愤怒，在征得《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的同意后，他给记者念了一封信，那是《南方周末》的那位编辑发给肖夏林的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肖兄：
我想你误解了。你知道我只是一个记者，版面主要是编辑再处理，包括我自己的稿子也是被删得乱七八糟的。
我非常抱歉，而且还有一篇稿子还没有发表，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此事，我会让编辑给你一个解释。你不知道，他知道我们在做这篇调查报告，余对我打电话说，要么他打官司，要么他自杀，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余秋雨文革调查”，你应该能够了解我们做这个题目的目的所在，等于是把余最不愿透露的一面透露出来了，你知道他现在有多急；我把样报和稿费寄到《北京文学》，你可以收到吗？
张英
最后，朱健国反复强调说：“由于余秋雨以自杀威胁传媒，而使夏其言（上海写作组文革问题清查组组长）关于余秋雨文革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关键证词未能发表，也使肖夏林、古远清对余秋雨的批评文章，变为了近似于向余秋雨道歉，这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时站在朱健国旁边的肖夏林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朱健国的说法，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则对此表示：“该说的话我也说过了，余老师还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应该属于朱健国和张英之间的事。”
而听到这事，张英在电话表现得很激动：“我没有和朱健国对过话，余秋雨也不认识朱健国，这事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吵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朱健国 8 月 16 日说明：此稿全文在《金陵晚报》 2004 年 8 月 11 日刊发后，不知何故，未能按惯例上《金陵晚报》网络电子版，致使外地传媒无法转载。现经记者刘伟传来该稿，贴与网上，以正视听。我因到长春参加全国第三届杂文笔会，8月15日晚才返回深圳，故近日一直无法应对余秋雨的造谣。至于文中“张英在电话表现得很激动：‘我没有和朱健国对过话’”，纯属谎言——张英在8月4日下午主动给我打电话，不仅没有否认余秋雨说过要自杀，而且说：“余关键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 朱老师，你不知道，老余（秋雨）已经快崩溃了！ ……他说这样任其下去，他只能自杀。”（有电话录音为证）；而且，8月 7日，孙光萱在北京又当面对我说：张英的哥哥张弘 8 月 5 日又在补充采访时对他说，余秋雨对张英说过要自杀。这些话皆有录音为证，必要时可详细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