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阳-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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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就起床，出早操，进行体能训练。每天三节，第一节跑步距离为3、4公里，第二节奔跑距离是11公里，不是一口气跑完，而是距离不等，进行套跑，所有球员手上都带着一块心律表，在严密监控下进行训练。跑完11公里，大家都累趴在草地上，范志毅那么好的体能，也喘着气说：“高负荷，高负荷”。海东跑得吃饭连握勺子的手都抽筋，张恩华脚部韧带扭伤后，也被指令咬牙跑下来。不过大家都咬着牙坚持，彭伟国大哥体能一向不太好，但是也坚持了下来。我大概年轻，身体壮，很轻松地就挺了过来。不过，训练的效果也挺明显，一周以后，大家的体能有了很大进步。
我们的技战术训练还是很丰富的，套路很多，并不像后来外界传言的那样，早早就定下了防守反击的打法。戚指导的确很擅长打防守反击，但是在国家队第一次集训时，还是准备了多种打法。老队员们私下里也在议论，说从这次集训名单来看，一是少壮派居多，体能充沛，打法硬朗；二是后卫线上也都是些攻击力和得分能力强的选手；三是中场力量加强，都是些能拼善强的人，看样子是要大打攻势足球了。有些人还分析说，尽管防守反击在95年的商业比赛中屡试甚爽，但是在96年的国际赛事中却一败涂地，所以这次国家队肯定会多种打法并存，因地制宜，因敌制宜。我那时年纪小，许多话还插不上嘴，但在一边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我在国家队，就是多练多听多想，自觉这段时间进步很多。由于技战术训练套路很多，我们练起来也是非常有劲。
过去，我尽管也爱琢磨，但总不在路子上，这一次就不同了，老大哥们专业水准都很高，说事看问题都很有见识。比如说防守反击，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支球队必须具备的打法，有人还举例说，96欧洲杯，31场比赛，攻进了64个球，其中靠防守反击打入的就有23个球，但是一支高水平的球队仅仅靠防守反击又是不行的。我就问：“那么我们以前为什么只能打防守反击呢”？老大哥们就告诉我：“体能”。那时候，报纸上有文章说中国人的体质不适合踢足球，我们都不同意。实际上，中国人的体质这几年有了很大提高，在亚洲也是一流的。有了体能的保证，我们才能尝试各种先进的打法。那时候，谈的比较多的是全攻全守和逼迫式打法。说起逼迫式，我并不陌生，我们万达基本上就是这种打法，我知道这种打法对后卫的要求非常高。陈达成老师也给我们上课，我们都像小学生似的，听得特认真，我还拿了个本子，记了许多要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氛围，就像大学里有一种学术氛围一样，只有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个人才会有很大的进步。
11月23日，我们在肇庆体育中心和参加第八届全运会的广东代表队——粤海金威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是4：0，国家队胜。这次我们所有的队员都轮流上阵，我没有想到的是，戚指导让我打满了全场。上半场，我踢右后卫，另外3人是徐弘、张恩华和刘越，基本上就是我们万达后卫线的“翻版”。下半场，我改踢后腰，魏群大哥踢右后卫，吴承瑛替下刘越，出任左后卫。我心里还是很清楚，这是戚指导对我的有意栽培，论实力，论经验，我与一些老大哥相比，还是有距离。比如下半场，魏群打右后卫，场上的攻击力一下子就加强了不少。不过，吴承瑛在左后卫位置上的表现，倒是让很多人眼睛一亮。赛后，我又是羡慕又是调侃地对他说：“请客，打主力的请客”。吴承瑛很认真，对我说：“继海，你再努力一下，肯定能打上主力，咱们两翼齐飞，多棒”。我点点头，心里实际上也在这么希望。
11月27日，我们移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在那里迎战韩国国家队。从八十年代起，我们和韩国足球就拉开了距离，并且开始有了“恐韩”一说。奇怪的是，无论民众，还是有关领导，都以击败韩国为荣，这种心态长达20多年，虽然屡战屡败，仍然率败屡战。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比赛总是心态浮躁，十成水平只能发挥出六、七成，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眼睛向下，无法集中精神去注意世界上更先进的足球国家。
11月27日是中韩对抗赛的第二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我们以1：3负于韩国，第二个回合是我们的主场。尽管这场比赛更多的是为了检验集训效果、磨合阵容和考察队员，但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丝传统的心态，如果能战胜韩国队，那么对我们出征亚洲杯，肯定是一种巨大的鼓励。所以，一场普通的友谊赛，也吸引了国内众多的记者来访。
这场比赛，我是作为替补队员出场的。上半场，我们还是排出了442阵型，我记得前锋是郝海东和宿茂臻，前卫是李明、姜峰、马明宇和彭伟国，后卫线是范志毅、徐弘、刘越和魏群，门将是区楚良。赛前，“解放范志毅”的呼声很高，但是教练最后还是把范志毅放在了中卫的位置，可见当时有关方面对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是看得很重。就这点而言，米卢对热身赛的态度，的确有他的高明之处。
上半时，可能我们心态上还是有些紧张，打法单一，只是一味地长传中路。反观韩国队，两个边路打得十分活跃，第7分钟时，边路切入造成一次点球机会，先声夺人。下半场易地再战，黎兵替下宿茂臻，攻势渐猛。第53分钟，海东门前接黎兵传球，将球攻入大门，扳平比分。可是，仅仅过了4分钟，韩国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再次将比分超出，第73分钟，又是韩国队从左路快速突破，他们的11号高正云将球回传，6号金弘基刁射入网，3：1。我在场边，不住地摇旗呐喊，做替补是一件最难受的事，不能上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那儿干着急。尽管两球落后，但是中国队仍然打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这时候，教练让我热身，我立马就兴奋起来。果然，死球时，教练让我上场，打后腰。随后，张恩华又上，范志毅顶到前场。这时候，我们攻势大涨，李明在第78分钟时，一记倒挂金钩，幸亏对方门将反应敏捷，将球托出门梁。终场前3分钟，我们获得一次角球机会，黎兵攻门得手。
虽然，这次我们还是2：3负于韩国队，但是第二天媒体上却对我们极尽赞扬之辞，对我也是大大地肯定了一番。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应该说对我们还是非常宽容的。只要我们尽力，只要我们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精神，他们就能接受，对胜负到并不是看得很重。赛后队里的总结会上，教练对我们也很肯定。我也觉得我们这场球打得并不差，压迫式打法初见规模，体能充沛，拼抢凶猛，主动压上，两度洞穿对方大门，的确体现出了集训效果。施拉普纳赛后也说，中国队的两个失球，都是自己失误所致，否则，中国队完全可以战胜韩国队。应该说，逼迫式打法是有一定的冒险性的，它对后卫的要求非常高，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方抓住反击的机会。此前，广东八运队就曾几次威胁我们大门，这一次，同样如此。或许，正是这一隐患，使得有关方面在关键时刻犹豫起来，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他们重新回到防守反击的老路。
我很幸运，中韩赛后，国家队宣布了参加第11届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的20人正式名单，我荣列其中。
第四章 初进国家队第20节 阿尔－艾因（1）
阿联酋似乎没有冬天，12月的阿尔－艾因气候宜人，一派绿意葱茏，我们从香港飞赴沙伽，再从沙伽到达艾因，艾因的地面温度只有摄氏18－26度，我们的身体感觉非常好。
在艾因我们住在希尔顿大酒店，说实话，足球运动员，尤其是男足，外出比赛的条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刚刚安顿好，就听到一个消息，说阿联酋已经为我们订好12月19日的返程机票。按照赛程安排，此时刚进入半决赛，也就是说，阿联酋并不相信我们能打入四强。许多队员都很激动，说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让阿联酋方面为我们更换机票。代表团领导也要求我们不与外界接触，不单独接受（包括中国记者在内）任何采访，并转告酒店总机，掐断我们所住房间的电话，进入“与世隔绝状态”，潜心踢好比赛。那时候，每次比赛，尤其是大赛，气氛总是非常紧张，心里常常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这种传统一直到米卢时代，才被彻底扭转。
我们到达艾因后，由国际管理集团为中国队聘请的英格兰技术顾问泰德·鲍格斯顿也赶来与我们会合。可能这时候，中国足协已经开始倾向英国足球，鲍格斯顿的到来，实际上为以后的霍顿时代打下了伏笔。
这次亚洲杯，我们和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抽在一起，是为C组。有人说我们抽到了上上签，也有人说抽到的是下下签。我那时对分组还没有什么感觉，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和什么队都有得一打。后来听大哥哥们说，日本队这几年进步很快，走的是技术足球的路子，但是和中国队的比赛却未必能占上风。叙利亚是西亚球队，中国队对付西亚球队有一套办法。那时候，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乌兹别克斯坦，说这是一匹黑马，95年广岛亚运会，我们就是败在这支队伍脚下，结果他们得了冠军。当时中国队最怕的是韩国和两伊，和这三个队避开，心理上就放松了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中国队在许多方面都还是非常幼稚的，尤其是常常患得患失。
可能就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在作祟，首战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逢，就以0：2败北。
我在比赛之前，确实没有想到我会首发，而且还让我打后腰位置。尽管在肇庆集训时以及和韩国队的比赛，我都打过后腰，队里也有过传言，说戚指导有意让我打这个位置，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往心里去。我总觉得我年纪还小，能打上主力替补就很不错了，而且，即使让我打替补，根据我在俱乐部队的位置，我估计我多半会在右边卫的位置上，作魏群大哥的替补。所以，赛前戚指导宣布主力阵容名单，我确实愣了一下，不过这时候也来不及细想，只想既然让我打首发，我就好好打。而且，我也确实有这个信心。我说过，我大概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愈是大赛，愈容易兴奋，也应了那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老话。
我记得那一场比赛，前锋是郝海东和黎兵，前卫线上是我、李明、彭伟国和马明宇，后卫是范志毅、刘越、徐弘和张恩华，守门员是区楚良。我到现在还能记起那场比赛，我觉得我们打得并不差，尤其是上半场。经过肇庆的集训，中国队已经开始从简单的防守反击转向压迫式打法，尤其注重中场的控制。整个上半场，我们都打得有声有色，短传渗透辅以30米前场冲吊，乌队只能龟缩于自己的后半场，拼命防守。不过，那一天，也真是邪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防守好得出奇，我们怎么打，球就是不进。到了下半场，高峰换下马明宇，我们的攻势更盛，一度围着对方大门猛攻，但球还是不进，而且有连续三脚势在必进的球均被对方后卫和门将神奇地化解。由于我们整个阵型都往前压，反倒被乌队抓住反击机会，第78分钟，乌队10号抓住我们后卫的一个失误，反击得手。临终场时，又是乌队长传反击，11号奥列格在我们三员卫将的夹防中，仍然射门成功。
这一战暴露出我们在技战术上还是没有完全成熟，心理上过于紧张，急于求成。这种急躁情绪，不仅表现在球员身上，也表现在教练员的临场指挥上。下半场用高峰换下马明宇，就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到我们身上，就理解成全线压上，迅速破门。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也造成许多球员在场上无谓的失误大大的增多。虽然，许多媒体在赛后给我打了一个高分，但我知道这是媒体对我的鼓励。我自己觉得我在后腰位置上表现得并不是非常出色，由于我是后卫出身，责任心比较强，参与防守多，组织进攻就相对较少，尤其是前插还不够大胆，这一点后来我在曼城队刚打右前卫时，也表现出来过。一个人要做到攻守兼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大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人一紧张，体力消耗就大，我在场上居然出现了抽筋现象，终场前我被宿茂臻换下。赛后，我给自己打分是不及格，暗地里，我还抽了自己两下，骂自己没出息，紧张个啥呢，还抽筋。这是我第一次在赛场上抽筋，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赛后，大家都很懊恼，但并不气馁，范志毅第二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天运气真是差透了，如果不是输球，应该是国家队的一场经典之作，要边路有边路，要奔跑有奔跑，要抢截有抢截，要突破有突破。我们没有想到对方体能有那么好，下半时我们急于取胜，防区扩大了，所以容易被对方打反击，其实我们在李明、孙继海换下去后，应该像上半时这样收在40公尺左右，由后向前抢，掌握比赛的节奏，以快打对方的慢”。彭伟国说：“我们第一场比赛球打得不错，枪断了对方许多球，组织配合也打得很漂亮，创造出不少机会，可以说是我们建队以来打得最精彩的一场。我们之所以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输球，主要是前锋失误多，急于转身突破”。郝海东也说：“对乌兹别克斯坦没能进球，除了对方的守门员的确表现不错外，与我们前锋过于急躁也有关系，没有把握住机会，其实总是攻不进的时候，就不应该压得过上，应该回收一下，把对方引出来再打”。这些老队员说得非常在理，其实我们输就输在经验上。把问题理清了，大家的心态反而平和了，专心致志地准备和叙利亚一战。
叙利亚地处西亚，西亚球队踢法细腻，球员个人技术都很不错，有点接近巴西。但是西亚大部分球队都比较情绪化，踢疯的时候，谁都挡不住，一旦失利，就会踢得一塌糊涂，而且他们的体能也不行，所以，我们中国队踢西亚球队常常胜多负少，在心理上有一定优势。当然，在西亚球队中，伊朗应该说是一个异类，这支球队长期请德国人执教，队中也有不少球员在德国踢球，踢法相当硬朗，身体、速度、技术都相当不错。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把伊朗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尤其是世界杯预选赛我们有可能会和伊朗分在一组。
12月9日我们和叙利亚一战，对双方来说，都是背水一战，誓在必得。此前我们负于乌兹别克斯坦，而叙利亚和日本一战更是输得恼火，开战7分钟就由16号纳德尔头球破关，但是日本队顽强的斗志和不懈的进攻终于打垮了他们的自信，一次后卫宴客，一次门将失误，晚节不保，拱手称臣。所以这一战对双方小组出线就变得至关重要起来。
正是这一战的重要性，所以双方都很小心谨慎。我们排出的是532阵型，我还是首发，打后腰，张恩华此战也首发出任盯人中卫，这样，在场上，我们大连万达就有了4名球员，我、徐弘、张恩华和李明。比赛一开始，可能我们尚未摆脱首战负于乌队的阴影，打得十分拘谨。15分钟以后，才渐渐有了起色。第35分钟，我们在对方禁区前打一次配合，马明宇得球后，突施冷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