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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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亚诺被罚下场后，场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3分钟后，金斯右路狂奔，带球疾进，并且死死压住谢朝阳的贴身逼抢迅速向内线切入。这时候，慌乱中的谢朝阳果断抬臂撞向金斯的左脸，再次被红牌罚下。
不久，金斯在左路又发动攻势，我正准备从右路插上接应，冈波斯趁主裁不注意，突然用肘部重重地击向我的前胸，我当时就被打得透不过气来，一下子栽倒在地。而这时，第一边裁离我只有7、8米远。这时候，队友赶紧把我搀扶起来，好半天，我才缓过一口气来。主裁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急急地赶了过来，可是边裁却说他什么也没看见。这时候，我心里又是气愤又是委屈，拼命挣开队友的拦阻，向边裁冲去，想讨个明白说法。事后，有媒体说我企图攻击裁判，事隔多年，我仍然要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只是想要个说法。当时，我真是气极了，觉得有冤没处说，就拉起自己的衣服，以示清白。后来，中国足协根据我的这个动作，认为我有罢赛的嫌疑，给了我一个通报批评。
这场比赛，我们最后以1：2败北。
许多年过去了，再重提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说的是，不仅是这件事，还有以后的一系列红、黄牌事件，使得深爱我的球迷们为我担心，误会我是否成了大牌球星而长了脾气，我要肯定的说：不是的。我孙继海时刻牢记着我爸我妈说的话：“要踢球，先学会做人”，我在场上从来没有主动恶意侵犯别人。但是，球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的确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要为自己的“年轻”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我后来还在继续付，比如说，后来和韩国队比赛与裁判的冲突、和申花队外援兰柯维奇的冲突，等等。
我后来才渐渐明白，足球场上，不仅是斗力，是竞技，同时还在斗智。那次事件发生后，有一个朋友就对我说：“冈波斯打了你，又逃过了裁判的眼睛，激怒了万达队的情绪，使你们自乱阵脚，这就是人家比赛经验丰富的一种表现，试想如果在重大赛事中，能够有此高招，那么最终的胜利会掩盖所有的小动作，足球是要用结果说话的”。我觉得这话说得有些道理，有些人可能就是利用了我性格上的这些弱点，先让我自乱阵脚，情绪失控。实际上，那次比赛一结束，冈波斯就笑嘻嘻地跑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又是安慰，又是道歉。可是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大概，这就是我还太年轻的缘故。我很佩服金斯，在那场比赛中，冈波斯还几次向金斯寻衅，但是金斯只是沉默地望着他，一言不发，这才未起事端。这就是欧洲球员和南美球员的区别了，更重要的是，金斯的确是一个非常职业化的球员。而我为了这一职业化，还需要经过好几年的磨砺。
但是，我也不完全同意我那位朋友的话，如果足球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心机、那么多的恶意侵犯，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而且，这也不是我所喜欢的足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倔强，但是我耿直，我喜欢堂堂正正，我是足球的理想主义者。而只有堂堂正正的运动，才会吸引人，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道德需要。欧洲顶尖赛事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章 万达（下）第30节 换帅
1997年，迟指导率领我们卫冕成功，当我们再一次高高地举起冠军奖杯时，整个城市都在为我们欢呼，那一夜，星光灿烂，大连无人入眠。
我太知道那一年卫冕的艰难了，整个甲A都在阻击万达，都在以击败万达为荣。而就在这一年，我们向国家队输送了7名主力。万达实际上是在以替补阵容与甲A诸侯周旋。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已经55场不败，这更刺激了甲A列强击败大连万达的雄心。后来，在上海，我们55场不败的骄人记录，被申花队终结，迟指导反而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一不败记录对于迟指导来说，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压力。而更重要的是，迟指导非常害怕因为这一不败记录，而使我们队滋生出骄、娇二气。迟指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实在，不求虚名，但求成果。
但是，就在我们卫冕成功不久，也就是到了1998年，俱乐部突然传出换帅的消息。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迹象，暗示着迟导的帅位可能不稳。甲A联赛到了1998年，已经非常火爆，而球迷的胃口也被吊得高高的。尤其是我们大连的球迷，更是激情高涨，这时候，在一些媒体上开始出现了对我们球队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球队的风格上，他们认为万达队缺乏激情，奉行“一比○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在球场上的复活。尽管仍有一些媒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但是群情沸腾，终于影响到俱乐部的高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俱乐部绝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是在追求更好，追求最佳，因此，如何使万达能够更上一层楼，就始终是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取悦球迷追求票房价值的因素，毕竟是职业联赛，不能不考虑市场。
这件事已经事隔多年，也许现在我能说一下当时我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我们当时对球迷的意见能理解，但并不十分同意。这里，就牵扯到对什么是“激情”的理解。说我们稳健，说我们“一比○主义”，我都同意，但这恰恰就是当时大连队的风格，也是一种战术指导思想。对足球来说，结果永远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足球比赛中，对球的控制，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也经常会遇到非常不利的局势，但是常常能够后发制人，正是这种战术思想的胜利。准确的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那种华丽的激情，而是将激情融化在整体之中。米卢后来执教中国队，其最大的功绩就是调整好了中国队队员的心理状态，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大连籍的球员就不如其它队的队员反应那么强烈，因为无论是迟指导，还是后来的科萨，都对这一点下过很大功夫。实际上，像李明、张恩华、海东、王涛、徐弘，等等，在甲A赛场上，都应该算得上悍将，要说体能，我们也是最好的，韩国队能跑，但在那时候，浦项制铁也照样败在我们脚下。所以，如果要追求那种华丽的激情，我们实际上是最有条件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更强调整体，强调对局势的控制，强调技术和战术的配合，强调“内养”的功夫。对球队来说，它所要求的是结果，但是对观众来说，他要求的不仅是结果，还要求过程，要求比赛的观赏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能理解但并不十分同意的原因。
迟指导要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难过，依依不舍。尤其是我，几乎可以说是迟指导一手带出来的，感情之深，难以言表。但是，这时候职业化联赛已经开展了5年，大连队是一支很成熟的球队，而我们应该说也已经很职业了。所以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并没有酝酿出什么激烈的情绪。所以我有时候和人开玩笑说，职业化的过程实际上非常残酷，情感常常更多的让位给了理智。
接替迟指导的，是原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徐根宝。有人说王健林董事长和徐根宝性格相投脾气相像，一见之下，就相见恨晚，大有惺惺相惜之意。这些内情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俱乐部公开说的，请徐根宝入主大连队，一是看中他的激情，二是看中他的治军，三是看中他培养青年球员的能力。
的确，在中国足坛，徐指导是一个有名的“性格教练”，他的“抢、逼、围”，在当年的甲A赛场上大行其道，也使申花队在1995年登上了冠军宝座。而他的“铁腕治军”也是非常的有名，曾有名言曰：“不被球员反对的教练不是好教练”。徐指导在培养青少年球员方面也的确很有心得，像范志毅、谢晖、祁宏、吴承瑛等，都是他当年一手带出来的。这些，大概就是俱乐部看中徐指导的主要理由。
应该说，徐指导对大连足球还是很有贡献的，接手球队半年多，就再一次卫冕成功。而他的激情，也的确为大连队注入了一种活力，在徐指导带队的时间里，经常会大比分获胜，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在培养青少年球员上，徐指导也做了工作。但是在1999年，徐指导还是离开了大连队，这时候，我已远在伦敦，其中的内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这倒并不是说大连的水深，而是当时中国的本土教练已经跟不上万达队的发展要求。
在当时中国的本土教练中，无论从哪一方面，徐指导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而就我和他的接触来看，徐指导也在不断的反思自己，提高自己。徐指导是靠“抢、逼、围”起家的，是那种老式的英式足球，在申花队的时候，经常放弃中场，后场大脚开球，长传冲吊。但是到了1998年，这一战术理念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和我们万达队的传统也大相径庭。所以，徐指导不久就提出了“抢、快、前”的战术思想。这一战术思想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也暗合了现代足球的某些思想理念。但是现代足球有一个很完整的战术系统，并不是能够用几个字来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徐指导在阐述他的思想时，有时就难免简单化，而球员在贯彻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走形，而且很难把它和原来的传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打到后来，万达队的技战术越来越不成形。这大概也是后来球迷倒戈的原因之一。
徐指导后来和大连队球员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也不像有些媒体渲染得那么厉害，实际上，我们后来在各种场合见面，还是非常亲热。但是，矛盾也是的确存在的。
徐指导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在管理上推崇军事化，具体而言，就是：“前门一把锁，后门一把锁”，也就是所谓的封闭式训练。说起来，这并不是徐指导的首创，而是专业化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管理模式的批评，现在已经很多，我曾经听一位外教说，他初到中国，对这种管理模式很不适应，尤其是见到晚上熄灯时间一到，所有的灯光唰地一下子就熄灭了，更是不可思议，他觉得这种管理模式很可能会扼杀球员在场上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后来，科萨到大连队，基本上实行的是走训制，效果很好。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球员的职业意识，实际上，到了后来，职业意识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很普遍化了，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人会乱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点，大家都意识到了。
徐指导在管理和训练上非常严厉，但是有时候这种严厉也会转化为一种粗暴。北方球员的性格都比较倔强，而且自尊心很强，所谓“吃软不吃硬”，即是。所以，有时候徐指导和球员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一种性格冲突，如果说是悲剧，那么也是一种性格悲剧。1998年毕竟不同于1995年，社会上的新思潮也渐渐开始影响到球员，人性化的要求渐渐萌芽，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得到尊重，这一阶段的球员已经很有个性了，完全不同于专业化时代。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大牌”脾气，我在网上看到，徐指导2002年重新入主上海申花，也是因为性格，随意喝斥、责骂而受到球员反对。可见，时代毕竟不同了，“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也渐渐显示出它的落后一面。
我和徐指导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到了这一年的9月，我就远赴英伦。但是在我和徐指导的接触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很真实很直率的人，也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很好的关系。说来也怪，徐指导后来离队，反而和队里的不少队员成了好朋友。后来大连队到上海打比赛，总是会有队员主动和徐指导联系、问候。如果说，徐指导在他的人生中还有什么遗憾，那么这种遗憾也是一种性格的遗憾，或者说，是专业化时代留下的影响痕迹。
第五章 万达（下）第31节 召唤
1999年，我在英国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后，开始渐渐适应英甲的足球比赛，坦率地说，我在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使是英甲，也让我大开眼界，我自己也觉得，在技战术方面，这一年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早就恐惧的“瓶颈口现象”似乎正在渐渐消失，一切都在朝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向发展。我铁了心要留在英国，尽管我时时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球队，总是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打听万达队的近况，但是，我知道，我只有留在英国，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力，而我是一个相信实力的人，世界杯赛事上的折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代表国家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所以，我在英国买了车，购置了所有的生活用品，还到语言学校报了名，为进一步提高打下一定的基础。
这一年的六月，我随水晶宫队回国参加友谊比赛，在大庆和万达二队比赛时，王健林董事长亲赴大庆，和水晶宫俱乐部负责人商谈我归国事宜，并且和我本人也进行了深入接触。实际上，万达想让我归队效力的想法我早已知道，而且在我在河内打完奥运会外围赛第一阶段比赛后，我就应召返回大连，和有关方面进行了接触。1999年，万达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老队员伤病不断，我和魏意民等又相继离队，外援引进又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年轻队员一时还上不来，尤其是后防线，漏洞甚多，因此这一年万达队的战绩不甚理想，名次急剧下滑，甚至已有球迷喊出“保卫大连”的口号。我知道，情况实际上不会这么严重，一旦老队员复出，万达的成绩就会重新上升。当然，大连市领导和俱乐部总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成绩，这也是大连球迷的愿望。所以，为了增强后防线的力量，有关方面就很希望我能归国效力。我当时心情很矛盾，从我的个人利益来说，当然留在水晶宫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而且我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英国的足球杂志《比赛》曾经根据水晶宫队队员的表现评分，在42名球员中，我排名第14位。当时，一些英超的球队也已经注意到了我，而意甲和希腊的球队也和我有过联系，希望我能加盟。最重要的是，我在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一旦回国，学业自然就此中断，于我于国家实际上都不利。我个人的经济利益也会有很大损失，卖房卖车等等，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大概会损失上百万元。而我个人真的对万达这么重要？我在英国已经深深意识到整体的重要性。当然，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万达培养了我，我们东北人都是重情义的汉子，只要家乡一声召唤，我就会义不容辞的回家效力。问题是，我当时转会水晶宫，有着一系列正规的国际转会手续，我要回到万达，万达就必须重新按照国际转会条例办理相应手续。而当时的水晶宫俱乐部并不愿意我离队，所以为我开出了100多万英镑的转会价格，对万达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我当时心里很烦。
不过，王健林董事长和水晶宫俱乐部面谈之后，事情有了转机，水晶宫方面答应降价，而最重要的是，这时候，大连市领导开始过问此事，并表示市里愿意出这笔转会费，薄熙来市长也亲自找我父母谈话。我父母都是普通教师，是那种知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