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阳-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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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诖怂挡簧嫌惺裁刺乇鸬募猓腋械叫以说闹皇牵疑�1977年，6年以后，正好是当打之年，而所谓的“奥运战略”，所针对所选拔的实际上也就是77、78年龄层次的人，无论是“健力宝”中国青年队，还是尔后另外组建的中国青年队，入选的也基本上都是1977、1978年出生的人，所以，我说我没有想到，1977最后会成为我的幸运数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实际上是这一战略的最大的受益者。
还在1993年7月，我曾经随队到斯里兰卡参加第23届亚洲中学生足球比赛，那次比赛我一共打了三场，可能在场上我的表现还不俗，引起了一些专家老师的注意，所以这一年年底成立的77年组的中国青年队，我就被盖增臣主教练招至麾下。
说起70年代出生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听说在写小说的人里面，也有一个什么流派，叫“70年代出生的作家”，又好像叫“美女作家”。而在踢足球的人里面，70年代出生的人就更多了，尤其是77、78年出生的人，因为受惠于“奥运战略”，更是在一段时间里显得相当活跃。但是随着“健力宝”模式的失败，对这一年龄段的球员的指责也开始渐渐多了起来，前几年我还在一张什么报纸上看见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别和70年代的人打交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意思大概是说70年代的人耽于安乐，不思进取，缺乏责任感等等。有些分析蛮有意思，有些分析也不一定对，实际上70年代后期出生的球员还是非常刻苦的，出成绩的也不少，除了“健力宝”的那些人，像李铁、李玮峰、李金羽等等，还有张玉宁、肇俊哲、祁宏、吴承瑛等，都是很好的球员。当然，这些都是一些闲话了。
1993年11月，随着“建力宝”的出国，另外二支77年龄组和78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同时宣布成立，77年龄组的中青队里，大连除了我，还有王锋，主教练是盖增臣，而大连的陈东、李国旭则入选了78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
应该说，中国足协在当时对这三支队伍都还是相当重视的，其总体构思就是为了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同时也为1998年的亚洲杯提供一些好苗子，因此，除了将“健力宝”队送到国外留学，对余下的两支队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盖增臣入主77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沈阳部队队的张义明则担任了78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的主教练，而这两位主教练在当时声名都很显赫。
12月1日，中青队正式组队，并前往梧州集训，同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决赛也在梧州举行，这一赛事一直延续到1994年的1月25日。参加这一赛事的是1993年8月在全国4个赛区预赛中获得出线权的12支球队，因此，我所在的大连青年队也同时前往梧州。这样，在梧州集训时，中国足协就规定凡是入选国家青年队的队员每周一、二、三在国家队训练，每周四、五、六回到本省、市队训练，这样就兼顾了两个方面，互不影响。
梧州我在1992年已经来过一次，时隔一年，也算是故地重游，但是心情却已经大不一样。如果说在一年以前，我多少还有点踌躇满志，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么现在，我要比以前成熟多了，也冷静多了，我妈说得很对，“健力宝”事件是生活给我的一笔财富，我在这一挫折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惊讶地发现，在球场上，我比以前更加冷静，更加能够控制自己，而且，也比以前更加坚韧，即使场上比分落后，也能以一种冷静的心态控制局势，甚至反败为胜。
一年以前，我完全为一种巨大的压力所笼罩，只想好好表现自己，除了训练，还是训练，根本无心去注意周围的景象，说实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连梧州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而这一次，我居然能够安静地欣赏梧州的风景。南方潮湿的风吹过，我好像闻到了家乡的海的味道。山那边，有人在唱歌，我听着像刘三姐的歌声。有时候，我心里也会飘过一阵忧伤，我知道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但是，我更加珍惜眼前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命运对我的补偿。在16岁的那一年，我变得不再浪漫，不再好高骛远，我开始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前行。
我在训练中比以前更加刻苦，也更加自觉，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从单纯的热爱足球向理解足球慢慢过渡。我想，盖增臣教练在训练青少年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思路。他常常说，青少年个性强，乐于钻研，敢作敢为，所以，要抓住这个特点，培养他们敢打敢拼的作风，让他们拔尖，争当球星，这样从中选出一些好苗子，往上输送。所以在具体训练中，盖指导就特别注重基本技术，提高个人突破、传接、控带能力和个人的灵敏性、协调性、柔韧性，而我也渐渐觉得这些都是战术配合的基础，如果个人技术上不去，配合将无从谈起，也无法正确贯彻教练意图。而我们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加强对抗训练，提高整体攻防能力。在这样的训练中，我开始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这种快乐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还是一种智力的快乐。我回来后在翻阅当时的剪报时才知道，盖指导那时候对我很欣赏，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不止一次提到我的名字，而且认为我前程远大。这可能就是一年以后，盖指导入主大连万达队后不久就把我调入队中的原因。
第二章 巴西第9节 77年组（2）
南方的风渐渐吹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我有时想，生活真是充满了神秘，梧州曾经终结了我的巴西梦，但是一年以后，梧州又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起点，一个延续我世界杯之梦的机会，我感谢命运。
梧州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紧张的，除了训练和比赛，我们还进行了体能测试，但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这一年，我所在的大连青年队获得了全国青年联赛的第五名。
从梧州回来后，我的心态已经彻底恢复，我又和以前那样，爱说爱笑爱闹，只是训练比以前更加刻苦，我看到有一个机会放在我的面前，我比以前更加珍惜这个机会。家里人看见我这样，都为我感到高兴。
1994年8月，中国青年队再次组建，还是盖增臣担任主教练，另一名教练是火车头体协的傅玉培，领队是孟宪武，不过，这次还增加了一个中国足协的代表，就是杨秀武老师。因为这次组建的中国青年队将要到俄罗斯进行为期80天的训练，目的是为了参加1996年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这次前往俄罗斯受训的一共有23人，大连除了我，还有吴俊、王峰、林阳。另外好像还有北京的陶伟、田野，辽宁的陈洋、吕刚，八一的任猛、徐楠，天津的迟荣亮，火车头的李玮峰，北京军区的顾闯、徐亮，湖北的郑斌，等等。
我们报到的那一天，队里当场就每人发了两套崭新的队服，还有一套挺洋气的西服。我那时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当时就迫不及待地往身上套，穿上后，左瞧瞧，右瞅瞅，心里美滋滋的，大家伙儿在边上一起嚷，“帅呆了”。私下里我们都说：“还是国家队牛气啊，瞅瞅这衣服什么料子，要馋死地方队的人了”。那一天我的心情好极了。
回到家里，我把队里发的东西拿给大家看，我哥在一边瞧着眼馋，拿起西服就穿了起来，还在屋里走起台步，我们都乐了，我就在一边逗他：“喜欢不”，我哥很认真地说：“喜欢”。我就说：“先借我穿两天，等从俄罗斯回来，这西服就归你了”。我哥一听乐了，说：“当真”？我说：“当然”。这套衣服我在俄罗斯没穿几回，也就是下了飞机装个样子，后来回家，我马上就把这套西服送给了我哥哥，把他乐得好几天都合不拢嘴。
八月的天气，俄罗斯已经有点秋凉了，那时候，俄罗斯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在街上，人都显得非常沉静。树叶有一点点发红，建筑都有些年代了，我听到历史遥远的回声。这种俄式建筑在大连很多，因此，在俄罗斯的日子里，我并没有特别陌生的感觉。
8月23日，我们到达俄罗斯，下塌在圣彼得堡的一所足球学校，还聘请了一位俄罗斯的专职教练。圣彼得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当年，彼得大帝在这里开始了他在俄罗斯的改革，使这个国家一跃而成欧洲强国，后来这个城市改名为“列宁格勒”。在我这个年龄，对这些历史的波动，已经没有太大的感觉，倒是我们队里的教练和领队，常常对此感慨再三。
那时候，俄罗斯的足球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地位，所以，在训练中，还是感觉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外教的训练，应该说，那一次的集训，对我后来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俄罗斯的球员人高马大，力量足，拼抢激烈，而且特别注重远射，常常一脚破门。在我们国家职业联赛的早期，英国和俄罗斯的足球影响特别大，英国足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练的执教理念，俄罗斯足球的影响则主要是来自于外援，像当年申花队的莎莎、瓦西里等都是来自于俄罗斯。我到现在还认为强调力量强调拼抢本身并没有错，尤其是在国内联赛的早期，根治了中国足球的许多痼疾，使得我们逐渐适应了现代足球的一些基本要求。当然，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彼得堡，我们打了很多场比赛，一次2：0胜了当地1979年年龄组的足球队，另一次2：2踢平当地1977年年龄组的足球队。说实话，我们和俄罗斯的足球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但那时候，我无论在场上还是在场下，已经学会了用脑子踢球或者看球。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俄罗斯的足球有一种停滞不前的现象，他们的球员脚下活比较粗糙，反击速度很快，但是控球能力较弱，尤其是对中场的控制。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得中场者得天下，但是由于我的位置常常在后场，所以对场上的形势看得比较明白。我们有时候也会在私下里讨论，但水平不够，常常不了了之。我想说的是，我们这批1977年年龄组的球员踢球还是很用心的，大概是受了“健力宝”事件的刺激，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等着日后一比高低。实际上，“健力宝”模式对中国足球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走出去”的留学方式，而是它随之产生的竞争效应，从而刺激了我们这批年轻球员的进取精神。
11月中旬，我们从俄罗斯归来，80天的风风雨雨，长途征战，不仅使我的球技有了更大的长进，同时，也使我的心智更加成熟。这一年，在昆明，我又代表大连青年队参加了该年的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而且获得了第一名。1994年，在我的生命中，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许多好事接踵而来。也是在这一年，我被调入大连万达青年队。
这时候，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已经开展了二年，足球运动深入人心。在大连，万达队是一面光荣的旗帜，能够加入这样一支球队，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那时候，球员之间的调动似乎还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我很快就办好了手续，而我也就此走上了职业化道路。
第三章 万达（上）第10节 替补
现在，在英国，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当我在电脑的屏幕上打出“万达”这两个字时，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感觉。我已经难以用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一篇文章来形容我对这支队伍的感受，她已经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一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我，孙继海，都是这支队伍的一员。尽管“万达”早已经易帜为“实德”，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仍然是，也永远是一面光荣的旗帜，这面旗帜不仅是我孙继海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骄傲。
整整八年了，这支队伍给了我一切，在我最困难、最迷惘的时候，这支队伍收留了我，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她的赐予。那里有我的恩师，有我的兄弟，我在英国潮湿的日子里，在英国无数个孤独和寂寞的日子里，在我状态低迷困难重重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万达——实德”，想起海东、王鹏、李明、张恩华、徐弘，等等，等等，还有我的那些小队友，兄弟们，是你们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是一支铁骑，跃马黄河，驰骋中国大地，我们生于这黑黑的土地，有一面旗帜，一面蓝色的旗帜，引领着我们走过漫漫岁月。
1994年，我从俄罗斯回来后，就被调进了大连万达青年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二队。自从1993年全国职业联赛以来，大连万达所向披靡，93年和94年都是联赛冠军。在大连，没有人不知道万达队，也没有人不知道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那时候万达人才济济，前锋线上有王涛和魏意民，一高一快，是队里的主要得分手。前卫有李明、朱晓东、孙伟等，后卫线上则是徐弘、张恩华、石磊、柳忠长等，都是当时国内响当当的人物。那时候，李明和张恩华虽然年轻，但已成名，在场上隐隐有大将之才。至于徐弘，一直是我的偶像。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在青年队，所以并没有很多机会和他们亲近。后来，队里从我们青年队抽了四个人，每逢万达队主场，就在场边拾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球童”，大概我生性活泼好动，就被盖指导选中了。这样我就有机会在场边仔细地观摩比赛。
尽管当时的甲A联赛不能和现在的甲A联赛相提并论，当时的万达也无法和现在的实德相比，但是甲A联赛毕竟还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比赛，看过甲A，就觉得我们以前的青年联赛实在是有点“小儿科”了。我对甲A联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它拼抢的激烈程度。当时，徐根宝已经入主上海申花，高举“抢、逼、围”大旗，尽管那种蛮不讲理的打法和一味的长传冲吊的简单的战术配合，引起了足球界一些资深人士的质疑，而且，申花队也有主场1：6惨败给广州太阳神队的记录。但是，申花队那种注重身体对抗、抢截凶狠、攻防转换速度快，尤其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意志，仍然给当时的甲A联赛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徐指导带队一年，就把申花队带进当年三甲之列，更使各队产生了效仿之心，同时，也是为了以“抢、逼、围”来对付“抢、逼、围”。尽管，后来对“抢、逼、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批评，我个人也认为它只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初级阶段，但是，甲A联赛就是从现代足球的初级阶段起步，从“野蛮足球”开始，注重体能，注重拼抢，一扫中国足球的软弱之风，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中国足球必不可少的一步。正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的甲A联赛的对抗程度异常激烈，后来，一些国外过气的大牌球星刚来中国，开始也不一定能适应联赛的攻防节奏和激烈对抗。因为对抗激烈、攻防节奏快，比赛的观赏性也随之增强。所以，每逢万达主场，我在一边总是看得津津有味。
大概是我的位置一般在后场的缘故，所以我在观察对方球队的时候，总是习惯看他们的前锋和中场，这样一来二去，国内几支甲A球队的情况我无意中就摸得一清二楚。那时候，我们万达的后防线在国内是数得着的。徐弘正值当打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