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 作者:程莉-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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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季老　　　
　　人与人相识，需要的是缘分。　　　
　　如果喜欢或者景仰一个人——那种倾心的喜欢与景仰，既不必追星，也不必性急，就那么隐约地在心里牵挂着，也许他会在你生活的某一个路口，等着和你邂逅，只要你和他有缘——我一向这样认为。　
　　于是有一天，我认识了季羡林先生。　　　
　　遥望季老，从读他的散文开始。学术泰斗的博大精深，我自无法领略，但我觉得，他是一棵大树，他散文中蕴涵着的平淡和悠远，使人读起来就像在树下乘凉，就像和他在聊天。　
　　其实，原可以早点走近他。前几年，我从医务部的报表中得知，他患白内障住院，想到近在咫尺，有一段期许等在那里，忍不住怂恿院办主任：“咱们去看看季老吧！”主任踟蹰半日说：“恐怕探望的人多，就别打扰了。”　
　　只好作罢。天天注意报表，直到他出院。　　　
　　后来认识一位朋友——文化名人肖像摄影师魏德运。小魏赠我一幅作品，画面是端坐书桌前的季老，肩上攀着一只白猫。有人评价，那是一幅能在国际大赛获奖的佳作。见我喜欢，小魏仗义地说：“季老和我熟，如果你想认识他，我可以引见。”“谢谢，不必了。”我想，有珍藏照片的缘分，足矣。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一天，我的另一位朋友，作家周明突然来电话：“季羡林教授要看病，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好么？”原来季老又染眼疾，人吃五谷杂粮总要生病的，幸而只是白内障。　
　　一而再、再而三，我真的相信和季老有缘分在那里了。第二天不巧要外出，提前挂好著名白内障专家施玉英教授的号。周明一再叮咛，季老高龄，千万别让他久等。待我回来，季老已先到，虽然他视力很差，但一见我便点头微笑，认定是他要等的人。陪同季老的李玉洁老师说：“说好今天来看病，季老总惦记着，一宿没睡好，六点就起来了。”　
　　周明无意牵线，却印证了我的理论——相识不在刻意，只要有缘。　　　
　　眼前的大师与照片无异，谦和、睿智；更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他脸上浮现的竟是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据说那天季老刚下车，就被门卫认出——那位师傅正在读《牛棚杂忆》，只见神往已久的大师突现眼前，大为惊喜，捧着书过来相见；季老显然也颇感意外，此乃又一段缘分。　　
　　住院手术，施玉英教授妙手回春。很多白内障患者都认定，她是“京城第一刀”。疗效正如季老所言，“大放光明”。那日小魏探访，刚坐定，书法家欧阳中石也来了，两人握手，原来认识。世界真是太小了，随处可能遇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欧阳中石是我们老院长赵相印教授的同学，我对闻讯而来的赵院长说，闹了半天就我一个生人。　
　　不见大师，不知道什么是虚怀若谷；未识季老，不知道什么叫学无止境。和他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长辈，用不着客套，用不着拘束，想到哪就说到哪。　　　
　　“您快九十岁了，身体健康，头脑又这么清楚，有什么秘诀吗？”我问。　　　
　　季老笑答：“我的长生之道是三不：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锻炼，是不刻意锻炼，但要多活动。”他穿着亦朴素，一件半旧藏蓝的卡中山装便是出门‘礼服’。他说：“去日本，去台湾，都穿它。家常衣服，比这件就不如了。”　
　　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正上大学的女儿来到病房，相差七十岁年龄，现代女孩也和世纪老人有缘。见到“小朋友”，季老格外高兴，取出一本《留德十年》，不顾刚复明的眼睛还有些红，伏案提笔写道：“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珍视生命，挚爱自然，勤奋学习，永不间断——在病房中聊缀几句，与小友共勉。”女儿捧书逐字念罢，季老细细解释：“一个人，心里首先要有祖国；孝敬长辈，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生命宝贵，大自然美妙，要好好珍爱；希望你一辈子勤奋学习，不管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是再大十岁，永远都不要间断。”女儿点头，突然搂住老人：“季爷爷，我记住了！”季老轻抚女儿肩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那情，那景，让我想起季老的名篇《三个小女孩》。李老师感慨，在一旁说，此番住院，季老感想颇多，出院后肯定有好文章。　
　　手抚季老亲赠的四卷散文集，一边期待这位耄耋老人的新作，一边想：与大师相识，乃三生有幸。我以何德何能，修得此缘在世间呢？　　　　　　　　　　　　
　　一个人的故事　　　
　　一直想把这个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一位我认识多年的音乐人。　　　
　　他是一个赤着脚在乡间田埂上长大的孩子，祖籍陕西长安，一个有着悠久、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方。　　　
　　他成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但人们对精神的追逐却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倦怠。（当时村里最盛行的娱乐活动是鼓乐——由一位鼓手率一群打击乐手表演的节奏音乐）。每逢农闲时节，乐手们便聚在村头演练，招惹得村民，特别是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嫁娶，更是他们抛头露脸、尽情表现的时机。我在十几年前看过一场长安农民鼓乐队的演出，曲目有《秦王破阵》、《鸭子拌嘴》等，整场节目诙谐热烈，气势磅礴，十分令人难忘。　
　　他小时候聪慧、敏感，沉默寡言，带有一点腼腆和忧郁。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最好的鼓手。那时，成为鼓手是一种荣耀，村里最受尊重的老人往往是鼓打得最好的，鼓打得好的没有不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十里八村的能人。因此，学打鼓便成了孩子们的向往。出色的鼓手总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最聪明的后生。然而，这种依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艺术，在他的父辈手里出现了断层，差一点失传。偌大一个大村子，几百名青年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学会复杂鼓点、充当首席鼓手的人。这时候领衔的老鼓手已经快打不动了，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就只能从孙辈里物色了。　
　　于是，他幸运地被选中。他一开始学艺就是兴致勃勃的。鼓点很难，拍子也是极其复杂，那是连专业音乐工作者都难以记住的乐谱，口传心授的学习，要求学习者有良好的记忆。令师傅吃惊的是，无论多难的节奏，他几乎听一遍就能跟着往下打，几遍下来就能一气呵成，而且打得有滋有味。师傅挂锤后，他坐了鼓乐队的头把交椅，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带领一帮成年乐手在各种喜庆场合把鼓点敲得热火朝天，成了当地一景。后来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每有闲暇，就坐在院子里开弓自娱，抑扬顿挫、婉转动人的琴声听得大人孩子流连忘返，村里人都叹道：这孩子，实在灵醒。　
　　当年，在一个有八九个子女的农民家庭里，父母根本没精力为一个穿哥哥旧衣服长大的孩子考虑前程，更不可能为他的教育投什么资。如果不是他凑巧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如果不是哥哥萌发了一个英明决策——建议他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也许他至今还率领着村里的鼓乐队农闲时穿梭于红白喜事之间。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关中平原浑黄的泥土培养了他独特的气质，长安鼓乐的艺术精髓唤醒了他非凡的灵气。从来没有见过钢琴，更没学过视唱练耳，他却天生耳聪目明，具有分辨绝对音高的天赋，听音和模唱轻而易举得了优秀。更绝的是，他觉得考试模拟的节奏比他经常打的鼓点简单多了，听一遍搞定，竟考了个罕见的满分。　
　　演奏考的是二胡。拉了两首自己练会的曲子，基本功不怎么样，但乐感好极了，表情非常到位。考官们被他超俗的艺术气质深深打动，更让老师惊讶的是，小小年纪，一双手掌竟和成年人一般宽大，手指少见得整齐，小指和无名指相差无几，十指修长而富有弹性，指尖肌肉圆润丰满——真是天生的演奏家的条件。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应该学习最难驾御的乐器皇后——小提琴。　
　　乡下孩子不知道音乐学院都有什么专业，老师说让学小提琴就学小提琴。但他决没有想到，第一次拿到那把形态优雅、腰枝纤细的琴，就爱上了这件西方古典乐器，而且这种热爱忠贞持久，始终不渝，贯穿在了他的整整一生中——此为后话。　
　　十二岁学琴，被西方小提琴教育家认定已是专业学习不可救药的年龄。好在他练琴有一种永动力，与其说他勤奋刻苦，不如说是因为热爱。他练琴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冬天只穿一件绒衣，在没有暖气的琴房里狂练；夏天骄阳似火，他把双脚泡在盛着凉水的盆里猛拉，绝没有他后来教的独生子女琴童们的懈怠与厌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艺术院校淘汰率很高。高考时，他们这一届有的因专业跟不上落选，有的因文化课不及格复读，小提琴专业只剩下他一名学生。　
　　大学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应邀来西安讲学。校长说：给我们派一、两名优秀毕业生吧，否则教学水平跟不上。陈教授在给他上课后说：还要我们派高材生么？你们自己的学生就很好啊，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教师。名家的鼓励大长了他的志气，从此更加努力，琴艺进一步提高。　
　　一个意外事件中断了他的学业，那就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校园变成了恐怖的“红海洋”，许多同学突然当上“红卫兵”。他对造反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拉琴，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后来形势严峻，校园里连一个可供练琴的角落都找不到。无可奈何中，他想到陈又新教授。上海肯定也停课了，如果陈教授赋闲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学琴吗？主意已定，他背着心爱的琴登上东去的列车。正是“革命大串联”期间，学生上火车不买票，使这位发愁路费的穷学生喜出望外。车厢里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铁路边到处武斗，一派混乱，火车走走停停，总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不曾想这里的火药味比西安更浓，当他找到管弦系办公室，向人打听陈教授的时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陈又新自杀了！”天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他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楼前的台阶上。　
　　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每天照样读书，练琴。好在别人或热衷“革命”，或趁机逍遥，很少有人管他的闲事。为了怕被人批判为“封资修”，他在宿舍里挂上厚厚的帘子，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踪谨慎地偷偷练琴，直到毕业分配。　
　　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学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剧院乐队。后来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乐学院容貌最美丽、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润的女同学结了婚，妻子当时是歌舞剧院的报幕员兼合唱队员。　
　　那时候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乐队除了伴奏没有任何演出。他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练成的功夫，就利用没有演出的时间玩命练琴，同时也借以宣泄心中的苦闷。他们住的是筒子楼，白天他要照顾患乳腺炎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晚上怕影响邻居休息，根本无法练琴，他便发明了一种方法，右手不运弓，左手在琴上做手指练习和换把练习。每当夜幕降临，整个筒子楼寂静无声，他便守着熟睡的妻女，半夜、半夜地无声苦练。后来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左手技术，这也是他左手始终比右手技术更好的原因。　
　　随着环境的逐渐宽松，乐队除了为舞台剧伴奏，也逐渐上演一些曲目。他十分珍惜作为独奏演员的一切演出机会。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音乐会上可以上演的所有的小提琴乐曲。　
　　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后，由于师资奇缺，他被校长动员回母校任教。小提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乐器，而他给学生上课，从来不说一个“难”字。他对小提琴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他认为从事音乐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小提琴是世界上最绝妙的乐器。他还坚信，能学会小提琴的人可以问鼎世界上任何复杂的学问和技能，非聪明过人者绝学不成小提琴。他熟悉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课程，他上课有一绝，无论哪个年级的学生，无论演奏什么乐曲，无论从哪一句开始，他拿起琴就示范，从来不看谱子，弓法、指法准确无误，表情记号烂熟心中。　
　　作为青年教师，他被特邀为学生交响乐队首席，为了教学需要，他和几位年轻教师组成了一个四重奏团。正是这个四重奏团，使他获得一个极好的留学机会。　　　
　　八十年代以来，学校经常邀请国外音乐家访问、讲学。1984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瓦特。福得尔教授率领一个三重奏团来到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教授听了他们的四重奏排练，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城市，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居然有一群献身艺术的年轻人，兢兢业业地学习和传授西方古典音乐，挚爱并以此为生；尤其令他惊讶的是，这些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国家的青年竟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才华和演奏水平。教授大为感动，决定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邀请他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演出。就这样，他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飞越大洋来到美国北部城市兰辛。　
　　在美期间，他们的四重奏团每月参加两个乐队四场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兰辛日报》发表了题为“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四个西安人”的文章（当时恰好老罗也在兰辛演出），热情赞扬他们演奏的贝多芬、海顿、塞缪尔和巴伯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执安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高度评价说：“西安四重奏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才华出众，使我们各个乐队大为增色；他们在各场音乐会上的精彩表演使他们名声大振，为我们学院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与此同时，正在兰辛访问的“米利亚”四重奏团的演奏大师也对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和良好的音乐素养大为赞赏，并且极感兴趣地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上几次课，交流音乐感受。　
　　在兰辛生活的两年，是他终生难忘的两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迅速发展成熟的两年。回国汇报演出时，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看中他的能力，建议他报考研究生。而母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更急切地盼望他回来顶梁。他再次选择了母校，继续从事小提琴教育。为了选择好苗子，他不辞辛劳地在几所小学办小提琴班，招收了一批五六岁的儿童，从数百名孩子中筛选出二十多个作为重点培养，为附中筹备了后备力量。　
　　人往高处走，学艺术的更是如此。当时学院仅在西北五省区招生，优秀生源本来就凤毛鳞角，天赋高点的还要考北京、上海，或出国深造，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心疼归心疼，但他还是含辛茹苦地教，依依不舍地送。他教的学生路子对头，训练科学，基本功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有的还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尽管他们大多成为其他院校的学生。河南有一位天赋较高的男孩，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张世祥教授认为资质不错，但方法有问题，毛病已经根深蒂固，恐怕很难有发展了。家长不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