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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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洋楼的建物中，唯一重建的是黄花阵，这是一个欧式迷宫，据说每到中秋之夜，皇帝端坐阵中八方亭，看宫女提着黄绸制成的莲花灯走迷宫，先到阵心者可获赏赐。我试着走了一次，其实并不困难，因为迷阵的石墙不高，往往可以从别人的行止中找到参考坐标。不过我觉得黄花阵也很适合拍摄哀怨情歌的MTV，因为在迷宫里你可以看到别人，却可能走不到一起。
或许是冬天，走出西洋楼，顿觉别无可观，海岳开襟遗址甚至不见冰冻的湖面，只有干枯的莲蓬遍布湖底。古建专家王世仁曾说：“圆明园是不可再现的园林艺术。”也许圆明园之美就在凝固一种消亡的状态，不管是倾颓的圆明园，还是已被清除的圆明园艺术村，圆明园始终阐释的是人间废墟。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卡通圆明园
一百个人回想起圆明园艺术村会有一百种说法，倒不光在于经历的不同，更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之心。
如果单说经历，住过圆明园的画家、音乐人、写作者、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们反而大多相似：都受过穷、遇过园警盘问，夏天都热都被蚊子咬，冬天都冷炉火灭了都去别人家借。 结论却有天壤之别。有些人至今怀恋乌烟瘴气集体开伙的乌托邦，有些人提起圆明园就开始了控诉。对圆明园的回忆经常被主观意向窜改，而变成对圆明园的想象。这想象有时作为自身心理的补偿，有时则是为了契合媒体的妄想症。
常有这样的时候，为了证明某种生活的意义非要把这种生活描绘得壮烈。所谓壮烈需要精神上的浪漫、物质上的穷苦、再加上政治国情。确实，圆明园艺术村兼备了所有煽情的要素，它紧邻废墟和大学城，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变迁，倡导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自由生活，最后在政府的干预下仓皇作鸟兽散——但这是历史书的写法。具体到个人，我相信每种生活都取决于天气、人情、生意和饭菜，每种生活最终都是日常生活，它的本质不是政治不是理想不是大是大非，而体现于细节和对点滴的感受。
刚看了一部动画片，讲战乱年间一对兄妹活活饿死的故事，听上去苦情得不得了，看的时候却依然不时地微笑，为了妹妹的可爱、兄妹的温情和花花绿绿的果汁糖。有一幕废墟的画面，房屋倒塌成残片，可天空碧蓝，小女孩裙衫摇曳，还是个明朗的世界，而并非一味地凄风苦雨。
突然就很感动。卡通世界的秘密或许正在于此：始终以纯真质朴之心来看待残酷纷纭的外界。我说的不是孩童抗拒成人世界之类的哲学话题，我说的仅仅是“看待”而不是“抗衡”。抗衡是一种单向的姿态，看待是一种全方位的心境。同样一片废墟前，有人能看到野花看到风景，有人眼里只有废墟——他甚至刻意如此。
很多年前，圆明园一伙鸟人一边说笑，一边谋划一部讲艺术家轶事的电影。和很多被使劲讨论过的计划一样，电影当然没有搞成，但大家因此乐过一阵子，纷纷出谋划策。记得有人提议其中一部分拍成动画片，这主意立时得到赞扬并引起一片笑声。是啊，那么多精彩绝伦的人物，那么多尴尬滑稽的事件，用卡通来表现这一切，似乎比真人实拍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有人因为寻找精神同道来到圆明园村，有人因为房租便宜来到圆明园村，有人因为卖画之便来到圆明园村，有人因为谈恋爱来到圆明园村？？？？有人性格可亲交到许多朋友，有人个性孤僻独自熬过冬天，有人有才华有人没才华，有人有运气有人没运气？？？？如罗素说，幸福在于参差有别。圆明园的美好，大概为此。
因为卡通虚幻掉了背景，我们可以安全地拥有一颗诚实平和的看待世界之心。唯如此，才可发现那艰难现实中的美好与欢乐，或理想主义旗帜下的卑微人性。圆明园村是一代艺术家和青年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个名利场——它滋养过当代艺术的投机主义与功利心。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颐和园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颐和园之美是说不尽的，细微处甚而无法用言语传达，非亲身体察不可。 你若是游览过苏州、扬州的南方私家园林，欣赏过江南园林那种小桥流水之秀媚，那你还应该到北京来领略中国园林的另一种类型：大手笔、大气派之北方帝王园林。 你若到过巴黎的凡尔赛，参观过当年法兰西国王的花园，你再来北京游览清代皇帝的颐和园，便会看到同是皇家的离宫御苑，东方与西方的造园风格有多么的不同。 我出生于苏州，已在北京度过几十个寒暑，又一直住在离颐和园很近的地方，骑上自行车很快就到了。不仅如此，我的专业还与造园有些关系，所以，造访颐和园如家常便饭，几十年下来，实在说不清去过多少次了。 这里，我只向读者讲一点我自己对颐和园的最突出感受，也就是它最令我惊叹的地方。 中国北方干旱少雨，近世学者赵元任当年居留北京，他的一首诗说：“我来北地将半年，今日初逢一宵雨，若移此雨在江南，后园新笋添几许！” 南人居北地，因罕见雨水而怀念江南之情跃然纸上，也凸显了南北方气候的差异。
南方湿润秀，北方干燥粗犷。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放眼望去，一片北国风光，就是到了颐和园的跟前，也是这样。然而，踏进颐和园的东宫门，在宫殿的夹缝之间三转两转之后，眼前忽地一亮，空间顿然开阔，你发现自己突然站在一片大湖的岸边。湖水轻摇，水波潋滟；稍远处，长堤横卧，堤柳依依，远远近近几个小岛浮在水面上，似有似无；再远处，山峦连绵，山色有无中。
这里说的是颐和园的前湖。待你转到万寿山后面，后湖的峡谷风光，又会让你想起南方深谷山溪的幽深景象。
这样的景色会让你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是的，曾经见过，是在江南，是在杭州，可这儿是北方，头一次到颐和园的人不免一怔：北方怎有这样的江南风景！
这就是颐和园的妙处：北方园林有南方美景；真令人惊异：清朝人在北京造出了一片北国江南。颐和园周围有一圈围墙，平常游人不太觉察它的存在，因为围墙被树遮掩了。但如果爬上墙头，立即看到墙外是北国风光，墙里是江南秀色，情调气氛迥然不同。 这座颐和园是半天然、半人工的产物。现今颐和园的地方原本有一座不大的秃山，叫瓮山。瓮山的西南方有一个水泊，先前称“西湖”。山不高，水不大，但在北方已属难得。因此在元明两代算是京城的一个景点，吸引不少文人墨客去那儿游玩。到清朝，皇帝们在北京西郊大兴土木，建了多处离宫御苑。但乾隆皇帝仍不满足，他看中瓮山及那个小“西湖”，认为可以加以改造利用，便决意在那里营造一处新的园林。
乾隆一生六次南巡，他醉心江南的秀景色，早就想在京城附近营造一处有江南风味的园林。他命画师摹写江南名胜，带回北京作为造园的参考。他特别以杭州西湖景色为营造新园的蓝本。
乾隆十四年，趁整理西郊水利工程的时机，乾隆下令疏浚和扩大原“西湖”。那一带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水量增多以后，在东边另筑一道新的挡水堤，水面便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扩展。往北，湖水直逼瓮山山脚。水面东扩后，原来位于“西湖”东岸上的一处庙宇被保留下来，成了水中一个小岛，岛与东面湖岸之间建一座十七孔长桥相连。在原西湖的西面另挖两片较小的水面，三片水面之间有柳堤相隔。
扩大湖面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北京城有了一个较大的水库；另一是湖面扩展后大大改变了山与水的相互关系，使原来的小“西湖”真的变得蛮像杭州的大西湖了。杭州西湖有苏堤六桥之景，颐和园的西堤也修了六座桥，可见乾隆仿效杭州西湖之热忱。颐和园东北角有一个名为谐趣园的园中之园，那是仿效无锡惠山园而造的。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的母亲六十整寿，他藉祝寿之机，将瓮山易名万寿山，湖则改称昆明湖，又逐步添置建筑，广植花树，完善景点。将这座新的皇家园林命名为“清漪园”。清末，西太后慈禧重修该园，改称“颐和园”。 明代计成所著《园冶》是讲中国造园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造园艺术原则，其中最根本一条原则是“师法自然”。颐和园体现了这个原则。而你到法国的凡尔赛一看，那里的布局整齐对称，道路笔直，水池和花坛都是几何形式，很多植物也被弄得规规矩矩。那个凡尔赛体现了欧洲人的原则：征服自然。 中国人的“师法自然”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自然，而是本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艺术创造。《园冶》作者说，造园的过程是“有真为假，做假成真，稍动天机，全叨人力”，而造出的园林应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颐和园里的北国风光，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完美典范。
颐和园的事一时半会说不完，请来北京亲历亲知可也。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明成祖与十三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北面昌平县境天寿山南麓，距首都北京约五十公里，陵域面积达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环葬着明代的十三位皇帝，统称十三陵，是中国帝王陵墓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处遗址。
明十三陵中的首陵，是成祖永乐皇帝的长陵。这位皇帝虽在明代历史上的名气很大，却不是遵照封建帝位继承法，用和平的手段当上皇帝的，而是以武力强取豪夺争得了天下。原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不得已只好改立皇太孙朱建文为合法继承人，另外分封诸子为诸王。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继任，是为建文皇帝。可是好景不长，他驻守北平的叔父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也就是说以铲除现任皇帝身边的坏人为名，起兵推翻了他的统治，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以胜利者的身份做了皇帝，这便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永乐皇帝。
按正常的国家制度和君臣伦理原则，燕王作为一方诸侯起兵反对中央政权本是大逆不道，而明朝的官员忠于国家合法制度之下的建文皇帝，积极抵抗燕王的军队，应该算是明朝的忠臣。可是，当建文帝一完蛋，燕王率领他的难兄难弟控制了局势，本人摇身一变成了永乐皇帝，这事态也就随着急转直下了。尽管明朝还是明朝，但却是燕王的明朝，而非建文帝的明朝了，那些拥戴建文帝的忠臣也就自然地来了个驴打滚儿，猛地变成了反明朝的“奸恶”，也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朱棣受他老子朱元璋奢杀成性的性格和理论的影响，也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杀人魔王。根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原则，对那些直接参与抵抗运动的男性反革命分子，所采取的惩罚方法或剥皮，或油炸，或水煮，搞得整个南京城鬼哭狼嚎，哀声一片。与此同时，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妻女、姊妹、儿媳、乃至外甥媳妇等等一切沾得上边的女人，统统弄到妓院里充当妓女，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 以上的惨景有的发生在南京，有的延续到北京。自从朱棣称帝后，一是觉得南京的血流得太多，在明代故宫的广场上，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无不是血迹斑斑，这使得新上任的皇帝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在这种刺激下，便动了迁都的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叫眼不见心可安。二是由于朱棣镇守北平多年，深知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毅然决定将明朝的首都搬过来。永乐四年（1406），北平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今天游客看到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不知当时的杀人魔王朱棣是否意识到，他的这个抉择，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开国名将徐达之女）死去，朱棣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及“江西派”风水大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也就是通常说的风水宝地。人死之后，选个好一点的地方埋葬，并请这方面的专家看看风水，这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并兴行起来了。古代书籍《仪礼》上就有选择丧葬地要看风水的记载，大意是说：“土壤有厚薄，水泉有深浅，故必须相地之可葬与否，而后经营之也。”从这句记载来看，这个时候的看风水，考虑的还主要是地下水位、地气、土质等自然条件，是否关系到棺木、尸体能否较长时间保存的问题，并未涉及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秦汉之后，随着堪舆、相宅之风的盛行，开始掺进了许多迷信的成分。这种迷信色彩的加重，使许多相信风水之说的人认为，墓地选址的好坏与吉凶，直接影响到现实人生，如果墓地风水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运气，否则就要倒霉，并使家道衰败等等。后来有一位叫郭璞的知识分子，写了一本具有经典性质的著作《葬书》，他在书中将风水一说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并很有些玄玄乎乎的味道。书中说，作为墓地，能具备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些条件，就算是上乘宝贵之地。郭璞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指靠山临水、枕山面水、背靠山峰、面临平原。不过这个条件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如前边已提到的奉永乐皇帝旨意专为徐皇后选择“吉壤”的廖均卿等人，在北京四周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据说最先找到的是南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一旦进了屠户的家，除伸长了脖子挨宰，别的没有什么好事，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以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却偏偏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盯梢自然危险异常，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到否定。后来廖均卿又呈上京西潭柘寺的绘图给皇帝观看，永乐认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余地，亦未能入选。直到永乐七年，廖均卿等人才又在京北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拍板决定下来，这便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十三陵区。
关于这块被认为是“风水宝地”的具体情形，明代后期的知识分子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曾有一段描述：“皇陵形胜，自其近而观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莽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会流于朝宁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为天造地设之区。”
蒋一葵所描述的这种“风水宝地”的概念，虽有些牵强和唯心主义色彩，但透过那层玄秘的外衣，就能使人通过现场观察，得出古人所说的风水总体上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将之简单化一点，这就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人们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域建造住宅，背后的山遮挡寒风，前面的水提供饮用和浇灌之利，这些其实都是最朴素的生活经验的反映。因为古人事死如事生，建造住宅的经验也就自然搬到建造陵墓上来了，于是也便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