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画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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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是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一说到功利主义，中国人总要吓一跳，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前者重的是结果，后者为的是享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其抽象能力比较弱；但生活的智慧、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决不会像法国人那样，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的、经验的理性主义，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理想底色。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在他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3）

　　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宏大叙事”而已。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显得一付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像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朗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真理是无法灌输的，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这种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毋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对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思想的监狱。”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个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积极自由”，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但这还不够。“积极自由”如果过于扩张，没有边界，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恰好能够弥补“积极自由”的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极自由”，是每个人的思想、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积极自由”狂热骚动拦腰斩断，如今，王小波以只手之力，续接断脉，其境其情，怎么不能令人感叹！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独的，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　　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一边大唱“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一边却在歌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就像古已有之的好皇帝、圣人一样，简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不仅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连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都想当精神的救世主，当民族的素王！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喋喋不休地教导平民大众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王小波借用萧伯纳的剧本《疤疤拉少校》中的话，辛辣地嘲笑这些家伙“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到底也是知识界出身，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大愚若智的可笑：“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愚蠢。”　　愚蠢并不一定是恶人所为，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善良意志的产物，是在道德召唤与理想主义的名义下做出的。于是，王小波触及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　　　　

　　“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年，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之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而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坚守者们仍然以悲壮的精神挣扎，支撑着那面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然而，也有人超越上述简单的抛弃／坚守的二元立场，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深刻的思想反思。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想主义成分，代之以注重过程的、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　　王小波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反思者，他的个人气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史铁生那样，在欧陆存在主义的基地上重构理想主义，而是在英美经验理性的立场上，对道德理想主义予以无情的重创。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4）

　　想必是有所指地，王小波多次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中古遗风”：“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最崇高、最道德，作出一付人间楷模的样子，然后批评、教导别人。本来，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想到的却是要匡正人心，惟恐人心不古，惟恐别人都跳出了自己设置的如来佛的手掌心。”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立论假设：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对此，王小波明确地认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重要。”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知识分子的罪孽的话，决不是在道德方面，而是在知识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　　那么，知识分子是否就没有必要关怀道德伦理问题？是否就陷入了价值的相对论立场？在王小波看来，问题不在于有否必要关怀，而是如何个关怀法。他指出：“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如何行动的问题”，“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显然，后者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欢的经验理性方式。知识分子对道德伦理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立场，但应该是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价值选择立场。以理性的态度、人类的关怀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之事，至于应该作什么样价值选择，则留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管是圣人还是君王，都没有权力为个人作这样的价值决定。　　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热衷于代表人类、民族以至个人作价值选择。一会儿一厢情愿地宣称儒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一会儿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中华民族开出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一会儿又开导这个、教训那个应该如何如何。而且还以道德圣徒自居，动辄就给别人来一个灵魂拷问和道德审判。自然，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与牧师的功能分化，前者注重于知识的研究，后者侧重于道德教化。而在缺乏宗教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实际承担着智者与牧师的双重职责。这可能是王小波未曾充分注意到的。这一现象是否合理，暂且不去讨论，但王小波的的确确发现了这种“一身兼二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有余，知识理性不足。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的基础，就会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成为虚伪不堪的肉麻。王小波对这样的道德激情是从来不屑一顾的。他表示：我之所以痛恨激情，是因为痛恨肉麻。在中国，我们看到太多的将肉麻当有趣的事情了。　　王小波虽然痛恨激情，讨厌道德理想的乌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缺乏激情和理想的冷血动物。王小波的激情与理想是内在的、收敛的，而不是张扬的、扩张的。在他看似冷漠的理性背后，蕴涵着浪漫的情感、幽默的情趣和理想的冲动。然而，这一切仅仅属于他个人，属于他自己那个小世界，他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公共的、最好的，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相反地，他可以理解和宽容其他人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取向，只有一种无法宽容，那就是充满道德殖民与精神侵略性质的思想专制和道德理想主义。　　人们并不理解外表冷静、内心炽热的理性中人，往往被另一些情感外泄、气势若虹的魅力人物所迷惑。我们看到，在公共传媒的聚光灯下，风头最劲的大多是那些充满道德激情的原教旨主义者，是那些语言华藻、修辞煽情、而思想底蕴苍白陈旧的演说家和道德教化者。中国人似乎割断不了将肉麻当有趣的圣人崇拜传统。相形之下，像王小波这样理性的、平实的、不屑于以道德煽情哗众取宠，而只愿本着一己之知识良知说话的自由主义者，常常被公众所忽视，成为边缘人物。　　的确，在当代中国，王小波还是一个边缘性的思想家。王小波所信奉的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还不为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更不用说社会一般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了。即使在自由知识分子之中，欧陆唯理主义的影响，包括法国卢梭式的乌托邦激情与德国黑格尔式的真理神话，依然不自觉地摆布着多数人的思维和行动。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王小波的确是特别的。他身上那种罕见的英国自由主义气息，那种集理性、冷静、幽默和宽容于一身的昂格鲁撒克逊精神，在狂躁而喧嚣的中国思想界，确乎是特立独行。　　顾准当年经过痛苦的精神反思，从信仰走向理性，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是那一代人中的思想先知。王小波承继了顾准的精神转向，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深、更彻底。他们的精神转向虽然还是个别性的事件，然而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也许意味着悄悄翻开的一页。这一页，今天的许多人可能还弄不懂，还无法理解个中蕴涵的深刻意义，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知识界视野的进一步开放和思想反思的继续深入，在顾准与王小波的身后，将会聚焦起愈来愈多的同道和知音。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可能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小波不狂，他有资格说这样的狂话。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1997年9月于沪上隅居


第三部分：我的弟弟小波我的弟弟小波（1）…（图）

　　王　征　　　　　弟弟小波去世两个半月了。　　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为他写点什么了。　　这两个半月，我的心碎了，精神几乎到崩溃的边缘。用女儿的话来说，是剥了一层皮。　　两个半月前，一天深夜，接到秀东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告诉我：“小波去世了……”，我听在耳里，半天回不过神来，拿着话筒一遍遍地问：“什么？什么？”最后终于晓得了，但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小波从来没讲过，他有什么不舒服，从来没讲过，他有心脏病。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心如刀绞，泪如雨下。那一晚上，不能成眠。　　清晨，独自跑到房后的树林中，向着天空，向着东方，向着广袤的苍穹，我像疯子一样大喊：“小波！小波！小波……”就像小波真的在天上，在God身边，能够听到一样。　　我喊到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但我对他的思念和心中的悲痛也只有一点点得到抒泻。小波就盘旋在我脑中，我心里，只要脑子一空下来，想的就是他。我不敢开车，怕开车脑子走神想他，会出车祸；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怕想他想得受不了。　　我想写写小波，让世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世人知道，他简朴，性格单纯，心灵博大精深、善良细腻；他头脑机智，出语幽默惊人。但我这写惯病历和医学报告的拙笔能写出他来吗？我只能尽我之心，尽我之力，写出我心中的小波。　　1996年12日初，我离京赴美国，从烟台到北京住了半个月。这是几年来与小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住在楼下，每天上楼来和我聊天。我们聊家人、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