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画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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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就死了的疑问便也成了缠绕于心的死结，久久地无法解开。 4月24日是接送小波遗体去医院解剖的日子，恰逢我在“治丧办公室”（纯粹民间性质）值班。临近出发的时候，八宝山方面突然提出要有一个人带路，仓促间难以安排，这个活儿便阴错阳差地派到了我的头上。两位男士似也觉得有些不妥，意思是担心我会不会害怕。我说跟小波挺亲的，我不怕；另外，我想去。于是，没顾上吃午饭，我便跟着八宝山的灵车出发了。 早就有个习惯，却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譬如遗体告别仪式上）与死去的亲人、朋友见面，觉得在阴阳两界之外，还多了一层形式的隔膜。使本来最具私人化的感情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倾泻，因而再真实的感情也难免有表演之嫌。而且，自小波去世之后，我一直有一种想单独去看看他的愿望却难以找到机会，虽然开始由于震惊也觉得难以接受他的遗容；但今天一说，竟意外地平静下来，且觉得冥冥之中的安排，或许也是一种天意了。 平生第一次坐在那种前头扎着大黑绸花、中间放具纸棺的灵车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车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抬尸的师傅，再就是司机。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死的？”——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死去的是什么人，因为人死了就都一样了；但他们关心人是怎么死的。我赶紧说是心脏病，我担心他们忌讳地些凶死、横死者。 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但心里仍很平静。为什么要害怕呢？跟李银河、小波是20年心灵相通的朋友（跟李银河从中沉学到一起下乡，认识已三十余年），熟识、亲切，我没有害怕的理由。 终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小波的哥哥小平、弟弟晨光一起，我见到了小波。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小波的遗体放在一副伏地的担架上，上面盖着一条白被单。 我一直静静地战着。我想，什么是死呢？初读小波的《黄金时代》，我脑子里便留下了这样一幅永久的画面：月光下，一个20岁的男陔儿赤裸体地躺在天地之间，童贞的心灵，年轻的身体，生命的旗帜高扬着——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黄金时代了。而此刻，正值盛年的小波还是这样地躺着，不同的只是：生命的旗帜降落了。而这，也便是死了。我伏下身，为小波理顺了蓬乱的头发，我说小波，李银河不能来，她受不了，我代她来接你回去见她。然后我们便上路了。小波的遗体放在中间，小平和晨光守护在两边。上路之前，小平将一条烟递给司机说：“师傅，开慢点儿，人……怕颠。”但车仍开得很快。暮春的阳光明媚而灿烂，风也暖暖地，温馨中夹带着愧花的香味。我忽然想起20年前，有时候到李银河那儿去聊天，走晚了，李银河的妈妈便说：“让小波去送你，有他当保镖，你啥也不用怕。”小波便蹬上辆破自行车，我们一起上路。现在却是我来送他。小平和晨光也是特意从国外赶回来送他的。我想，有这样一双同样身高一米八几，也同样是铁塔般的至亲手足护送小波远行，小波应说是踏实的、安然的。 4月26日，遗体告别结束后，人们让李银河再最后看小波一眼，再跟小波说几句话。伏在小波冰冷的身上，李银河只是颤抖着问：“小波，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她的泪水滴在小波的脸上，那泪珠儿却并不滚动、滑落——因为化妆施加的油彩，也因为波肤已失去了血肉的质感。而直到这一刻，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在终于见到李银河之后，小波的灵魂已飞升。小波真的已去往另一个世界。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悼念王小波（图）
作者：崔卫平 生龙活虎快乐的王小波突然离去，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一声晴天霹雷。随即一股巨大的寂莫感难以阻遏地爬上心头。再也读不到他新写正气落地有声但却淘气无比的文章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他留下的空白和遗憾肯定是无法弥补的！ 最喜欢他持续不断地对蒙昧主义所作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那些千奇百怪的逻辑、句式和比喻背后，我想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你听听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在我们这个常常以愚人自愚窃以为喜的环境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有作家的智慧和勇气的。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愚民拉下马。破除愚昧、学习知识在他那里，永远不是一件有关晋升和发财的途径，不是值得夸耀卖弄的资本；恰恰相反，求知的活动本身即是快乐，甚至就是美德。“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这使得他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以无知为乐的伪智者。在今天的情况下仍然想从事智性和理性活动的人，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支持，找到一些令人喜悦的理由。 同样，最喜欢的是他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理性。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沉默若干年的缘故是“信不过话语圈”。而如果说他如今自己也“挤”进了这个圈子，是因为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他正是这样一个促使这种瓦解的人。他的方式是不再把自己弄成任何一种权力话语，不做出任何权力话语的架式和口吻。他的姿态准确地说是边撤退边前进。他常常谈到那个愚昧荒唐的年代和自己当时的种种遭际，我把这理解为一种还原和撤退，是换一种眼光来看，是回到普通人的身份和普通常识。正如他的淘气来自对新事物永不疲倦的好奇心一样，他的诙谐幽默也出于他这个人独特的憨直和朴实。我常常闹不清楚他是在说一句老实到家的话呢，还是在揶揄嘲弄。他有着中国男人身上并不多见的对待世界和自身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感。我指的是平常心。他强词夺理的时候也仿佛在说：我就是这个弱点。 眼下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趣的新大陆。我还得承认这几年我受他的影响极大，他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等处的文章，能找来的我都仔细看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热爱生活的、淘气的王小波“像刮风一样”走了，现在让我们继续热爱这生活、继续淘气。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母亲的忆念（1）…（图）
宋 华 难忘的1997年4月11日。 就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忽然听到敲门声。 来的人是本居民区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他们进门就问：“王小波住这里吗？他是做什么的？他还有别的住处吗？” 我都作了如实回答。他们又问我有几个儿女，都在哪里上班？ 我说，我身边只有王小波，其他都在外地。他们又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有心脑血管病。 我当即意识到深夜民警来访，必有事由；我急忙恳切地问：王小波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他们说：“没有什么事，我们查查。” 他们走了，我立即给小波住处打电话，没有人接。又拨呼机，直到12点也没有回音。 我的心在翻腾，一夜无眠。我坚信小波是个老实规矩人，不会出任何不法的事。首先想到的是，小波是否出了车祸？要不就是遇到坏人遭到了不幸？可能是民警看我年岁大，又有病，不肯告诉我。 12日天刚亮，我就给我弟弟弟妹和小波的姐夫打电话，请他们去派出所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弟妹问后，回来说：“值班民警说，上一班没有交待，查记录也没有记载。不会发生人命大事。”我的心稍放宽些，但疑惑仍未解除。 13日上午公安局一个同志来电话，请我14日上午去他那儿，并问了与我同去的人的名字和电话。紧接着，他就给准备陪我同去的小波的姐夫打电话，在电话中，告诉了小波不幸的消息。小波的姐夫和舅父、舅妈当天下午就去了出事地方，把情况弄清楚后，回来告诉了我。 原来小波10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小波，每次出门都告诉我，这次出门为何不告诉妈一声！！从民警来后，我为你焦虑、满心悬念。知道你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后，妈的心破碎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合天理，“老天爷”为什么不叫我替你去！你才刚刚45岁，正是英年，要做的事业刚刚开头，你甚至还没有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就连妈妈也对你了解不深，理解不透。 我脑中的影像还是你孩童时期的情景，因为你16岁就离开家去云南、山东插队。以后回来当工人，上大学，出国留学，结婚后独立成家单过，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谈心的时间就更少！就是你童年时，因为我工作忙，也没有好好照顾你，现在留给我的是太多的遗憾！ 小波！小波！你为什么叫小波？是由于1952年5月13日你出生的前两个月，你父亲就遭到特大不幸。他1935年就在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追捕，以后到延安，又从延安跟抗日军政大学转战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他在残酷的敌后战争中，死里逃生，曾立功受过奖，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干部。谁想得到，在解放后，却因与某领导对工作的意见不同，发生了争执，又由于一封家信（劝其父土改时主动献出土地），竟被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党籍。这真是晴天霹雳！这声波浪，非同小可，带来的灾难，几乎毁灭了我们的家庭。我之所以给你起名叫小波，当时的想法有三：一、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二、寄托着我们的信心与希望，相信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事实以真面目；三、鼓励自己在革命的长河中，要顶住任何风浪。要善于把大风大浪化为小波小浪。可怜的小波，你就是在这场波浪中出生的。 小波，小波生存得真不容易。你从小就体弱，可能在胎里受到严重刺激，先天就发育不良。出生后，在痛苦、沉闷、艰难的条件下，你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育和营养。回想那时，家里的人都愁眉苦脸，加上我工作又忙，经常加班，无法照顾孩子。姥姥承担着一家八九口人的吃穿，还要带外孙，真够难为她老人家了。小波小时常生病，发烧、呕吐。记得两岁那年夏天，头上额前起了许多樱桃似的热毒肿疮，痛痒得两只小手直抓，真是可怜。三四岁时肋骨外翻，医生说是严重的软骨症，吃了许多钙片。后来虽然个子长得很高，但不结实。七八岁时正是重要成长发育阶段，赶上3年经济困难，家里粮少人口多，常处在半饥饿状态。小波曾跟10岁的哥哥去爬树，偷枣充饥，回来还要受到父亲训斥。爱吃姥姥做的白薯藤和白薯叶渣，成了姐姐的佳话。上高小时，爬树给同学的蚕摘桑叶，摔下来，脚腕骨折，左腋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去一学。小波的童年，正像有人所说的，像荒野上的一棵小草，不断与严寒酷暑、狂风暴雨抗争，顽强地经受磨练，求得生存。 别人都说小波聪明，我却看到他许多傻气。但在他傻气的背面，也显出他的毅力和性格。 小波从小爱看书，且记忆力很好。这可能是他父亲的遗传，也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父亲是教育工作者，逻辑学家，家里有各种藏书，姐姐哥哥都爱读书，功课都是班上前几名。这种环境影响潜移默化，他也不甘心落后。小学二三年级时，小波就看了《水浒传》、简本《聊斋志异》、世界名著童话故事等。他不光爱看书，还爱讲故事。他常在各种场合，有声有色地给小朋友讲故事，能把看过的书从头到尾一句不漏地背诵下来。他从小就是喜欢的事认真，不喜欢的不专心，不像其他小学生那样在乎分数。有一次拿回成绩册，让家长签字，上面有个零分，我很生气。问他：怎么会得零分？他说，老师讲的课他不爱听，看别的书。老师叫他站起来，回答老师讲了些什么？答不出来，得了零分。只看他的成绩册，分数平平，但数学竞赛他得过第一名。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母亲的忆念（2）
小波的确读了许多书，而且看书的速度很快。有时我给他一篇文章，转眼的功夫他就看完了。我不信他真的读完，问他内容，都能答出来。我说，怎么会这样快？他说是爸爸曾教他“一目十行”。小波的知识面很广，他父亲在世时是我们家的活辞典，后来小波成了我的活辞典。不论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军事政治、官场民间，我不明白的问他，他都能给我满意的回答。小波成了我的精神知识仓库。可惜！太可惜！再也听不到他侃侃有词、滔滔不绝的回答了。 小波从小憨厚、善良，不爱出头露面，从不表现自己。做了好事，不对别人说，做错的事，也不推卸责任。他不计较得失，从不和别人争东西，能忍让。别人还以为他傻，其实他并不傻，如果惹火了，他也会向你开火！ 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和小朋友一起赶邻居的鸡玩，把鸡给撞死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似的回家去了，他怕回家受惩罚，一个7岁的孩子，从海淀区人民大学走到西单教育部宿舍，找姐姐。从晚上7点钟饿着肚子走到10点，走了3个小时。那种又饿又累的样子，真叫人哭笑不得。而家里的人一夜找不到他，都焦急万分。本来，他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回家，但他不会撒谎，不会推卸责任，就自找了苦吃。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部操场一块木板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上边还画有一个牛头、一个马头，用半文言文讽刺文化革命中的派性斗争。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许多人围着看。我也挤过去看了，都猜不到是什么人写的。直到去年吃饭时，和小波聊起教育部文革及那张大字报，才知道那张奇妙的大字报，原来出自他的手。幸亏没有署名，否则被造反派知道了，可能就成了反革命。事到如今，看来他那时小小年纪，还真有点头脑。 他初中毕业了，要上山下乡。本来可以跟我去安徽教育部干校，而他坚决要去云南龙川插队。我觉得一个16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家去那么远的边疆，困难太多了。我多次劝他跟我去，他就是不听。只好由他去了。他到云南一年就得了急性肝炎。那里缺医，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