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絮语-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了合适的职业，怎么能不感谢母亲呢？所以，弟弟妹妹们动员起来，为母
亲到处求医；我呢，是个心孝腿不孝的角色，只能带回一笔钱去，要为老人
家买一台电视机。老人怕影响孙子的功课，不肯买电视机，硬要把钱还给我，
我自然不肯，给她买了别的东西。结果，医生查下来，梗在母亲胃里的，不
是什么病疙瘩，而是人人都有的剑突，只不过比别人突出一点而已。一家人
都舒了一口气。
今年，轮上父亲。。 73了。不知怎么这么巧，他老人家的身体也不适起来，
而且检查下来确实有病，肝肿。一家人自然又紧张了一阵，我只要作一个不
吉利的梦便要想到父亲，半个月收不到信，噩梦便不断了。怎么能不挂念呢？
肝肿，我知道这病是何时得下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一方面顶着
压死人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方面以微薄的薪水供养着一家老小，还要照顾
我的冤死的叔叔的遗孤。他和母亲还有我那青年守寡的婶婶，自己不吃不喝，
也要将孩子们喂个半饱。父亲浮肿了，中年人拄起了拐棍，还要想方设法为
一家人购买糠菜。没有钱，父亲只得向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工资。。 48元。。 5
角的女儿求援了，还要瞒着母亲，母亲心疼女儿，不想让我知道家中的困境。
我留下了自己的最低的伙食费，把钱全部寄回家里，还不够，便向同学借债。
一次，正当一家人饿得起不了床的时候，我寄回了。。 90元钱去，父亲买了一担
干菜，救了一家人的急。母亲知道了，还埋怨父亲：“不该这么逼迫孩子啊！”
父亲一句也不辩解，他内疚，感到对不起我。但是一家人活过来了，这又是
他的安慰。以后他逢人便说：“多亏了原美啊！要不一家人就饿死了！”其
实，是多亏了他啊！他的肝病就是那时得下的。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哪一件
事不让父亲忧郁痛楚呢？
只一年，我结婚，身无分文。母亲找出四尺花布，为我缝了一件小褂，
父亲从柜里翻出一摞碗，算是陪嫁。
只一年，我结婚，身无分文。母亲找出四尺花布，为我缝了一件小褂，
父亲从柜里翻出一摞碗，算是陪嫁。
66年，厄运再一次降临，父亲挨批挨斗还不算，还株连到了子女。妹妹
的婚事吹了，弟弟的学业停了，接着便是一家人下放到农村去。为了好好“改
造”，我的可怜的父亲呀，硬撑起瘦骨嶙嶙的身板儿去挑担，两只手抱着啃
进肉里的扁担，一摇一晃地走在乡间的田梗上，谁不说他可怜？生产队为了
照顾他，要他去轧棉花，棉絮和灰尘损害了他的肺。。
女儿们被困在农村，今天你哭泣，明天他叹气。性情暴躁的小弟弟有时
还要呼天抢地地埋怨几句。只有他，我的父亲，以孔孟之道压抑着自己，开
导着自己，默默地、偷偷地在灶王爷面前焚烧了一张张写在黄裱纸上的心愿，
祈祷着苦海有边。只有一次，借着丢掉心爱的旱烟袋的机会，父亲发出了撕
人心肺的哀号，母亲像哄孩子似地哄着他，一家人都被他的哭声震撼了。
这样的生活，肝还会不肿吗？我多么希望在今年中秋节的前夕回到家
乡，在父亲
73岁大寿的时候将一条鲜活的鲤鱼奉献给父亲，为他老人家消灾
增寿啊！
从
12岁开始，我就离开父母到县城求学，以后越走离家越远，成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浪迹天涯的“游子”。父母因此把我叫做“孤雁”。但是三十多
年来，我这只孤雁何曾一刻离开过我的雁群呢？一种深厚的，由血缘和灾难
凝成的爱把我和父母兄弟紧紧连结在一起。不论什么时候，父母兄弟都把我
看做家庭中的一员，对我付出了巨大的情爱和心血。
我生活中的每一次困境都是在父母兄弟的全力支持下度过的。我的孩子
刚满
100天，因为没有奶，又雇不起奶妈，就把她送给外婆抚养了。当时家
庭生活相当清苦，仅可维持温饱，而在下放以后，连温饱也有困难了。但是，
无论多么苦，一家人都没有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他们用加倍的疼爱弥补了孩
子生活中的欠缺，使孩子即使在父母离异的时候身心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没有他们这样为我照顾孩子，我真不知道会怎样度过我的生活道路上第一次
双重的灾难——政治上的打击和家庭的破裂是同时降临的。
我和父母都没有想到，坎坷的人生道路把我推到更为坎坷的文学道路上
来了。女儿成了作家，父母多高兴啊！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吃力地阅读我的
作品，像当年读四书五经一样地拖腔拉调。母亲一把手夺过父亲手里的书：
“别念了！你不懂。”好像只有她才能懂得女儿写的是什么。可是她一个字
也不识啊！她只是把那些书当做一个证明，证明她的女儿何等有出息，而她
又是怎样一个母亲。每当她欠下什么人的人情，需要报答的时候，她就要嘱
咐我：“别忘了，送给他一本《人啊，人！》。”
《人啊，人！》两次受到批评，父母的困惑忧虑比我更甚。信比平时写
得更勤，自不必说，而且是全家凡能动笔写信的人都拿起笔来，今天你一封，
明天他一封。信中所说的仍然是些家常话，没有什么能够鼓舞人心或者发人
深省的大道理，对那些风风雨雨，也不作什么评论。但是每一封信都能让我
捧读几遍，流淌不少眼泪。心中的忧虑和不平经这泪一洗也平静了许多，好
像一个饥渴劳累的作者看见了一间简陋的、可以歇脚的茅屋，再向前走，便
有了希望和力气。
明天他一封。信中所说的仍然是些家常话，没有什么能够鼓舞人心或者发人
深省的大道理，对那些风风雨雨，也不作什么评论。但是每一封信都能让我
捧读几遍，流淌不少眼泪。心中的忧虑和不平经这泪一洗也平静了许多，好
像一个饥渴劳累的作者看见了一间简陋的、可以歇脚的茅屋，再向前走，便
有了希望和力气。
“我看，没啥！课还是要让你上，工资还是要给你加，小说呢，照样给
你印出来！”
“谁说的？”我奇怪地问。
“算命的小瞎子！”母亲的口气不容置疑。
还能笑吗？不论瞎子的话是怎样的瞎说，单是母亲的祈祷和祝愿就足以
使我的心熨贴了，我立即表示，不错，没什么可怕的。不几天，母亲又把我
带到乡下弟弟家里，要我去看看她和大伯父的“堂屋”——刚刚打好的棺材。
为了使老人对于自己的后事放心，我出了钱，兄弟姐妹们出了力，两副又长
又厚的棺构威严地放在弟弟的厢房里。母亲告诉我，她，大伯父，还有父亲
都在棺材里睡过一下了。“死过一次了阎王爷就不会再来勾魂了。”一边说，
还一边笑，好像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似的。我问，买了三副料，为什么只
打了两副呢？母亲说，她要把“堂屋”盖得厚实些，免得风雨一打就坏了。
父亲是三位老人中最年轻的，所以决定暂缓一步。扶着老人的堂屋，我心中
的那一点残留的忧郁也消散了。真的，有什么可怕的？既然父辈们能面对自
己的坟墓而有滋有味地活着，我为什么就没有死而后生的信心和勇气？何
况，我的棺材板还是一棵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正长在泥土里呢？于是，和一般
人的说的不一样，儿女情长不但没有使我英雄气短，倒给我平添了几分英雄
气。我把那些郁闷完全抛在脑后，高高兴兴地大吃大喝了一阵子，免不了还
去看花灯，听大戏。
不能说我和亲人们的关系中没有一点叫人烦恼的东西。但是比起这些令
人心醉的理解、支持和情爱，那些简直不值得一提。而且，如果没有一点烦
恼，亲情的价值和份量也便显得十分轻浮了。你要得到什么，自然也应付出
什么。
1986年。。 5月
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它常常会提醒人生命的短促，能够聊以自慰的是生命尚
可通过子嗣的繁衍而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我总觉得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十多年了，
它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浮上来，间或又沉下去。
然而心里总不安宁。我现在好歹算个作家，虽然蹩脚，也已经在白纸上
印出七八十万的铅字，其中却没有一个字属于父亲！我不安。只有我自己知
道，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多少父亲的血液！
假若父亲知道我真的成了作家，他会多高兴！他是喜爱文学的。或许他
也曾做过作家梦，只是没有实现。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些他写的古典
诗词。我不懂诗词，判断不出他文学素养的高低，但起码可以判断他文学兴
趣的高低。
父亲终于没有看到我成为作家，就遗憾地逝去了。遗憾不仅因为没看到
自己愿望的实现，不仅因为他才
64岁，还因为他死于共和国编年史中最寒冷
的一个春天，死于真正的绝望之中。
我赶回上海是
1976年
4月初。在这之前，在父亲腹部刚发现癌块时，我
就回来过。后来就住院，后来就开刀，后来我就回部队了。大概只过了两个
月吧，又被一封“父已弥留”的电报催回上海。
坐在卧铺车厢里。都是陌生人。我脑子里想的全是父亲。
癌症是极可怕的病，它的可怕不仅在于会直接导致死亡，还在于它选择
的走向死亡的形式。比如脑溢血，比如心肌梗塞，它们几乎是在瞬间跨越生
死的界限。而癌，仿佛一条狼狗，一口一口嘶咬你活生生的肌血；慢慢地、
一点一滴地消耗你，用剧痛来折磨你，让你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等待末日的
来临。这种死法有点像凌迟，是人类所能想得出来的最可怕的刑罚。
父亲已经瘦得脱形。有时候昏迷有时候清醒。这一天，他忽然精神一些，
让我们扶他倚在床头。我知道是回光返照，又抱着一丝侥幸，我竭力想找出
一点高兴的话来说说，可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高兴的事。好像还是生拉硬扯地
说过几句什么，父亲显然并没有听进去。
他长叹一声：“你们以后怎么办啊！”浑浊的泪水沿嶙峋的面颊淌下。
我说不出话。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安慰他的言语。我不知道陆游儿子听到
《示儿》时怎么想。我想哭，但好像没有哭出来。我已经麻木了。以后怎么
办，简直是一个不敢想的问题。我在四川当兵。妻在黑龙江农场，且拖着病
残的身子，唯一的姐在浙江也是个多年无法上班的病人。剩下病病歪歪的母
亲，今后孤身一人怎么在上海生活？
以后，父亲再没有清醒过，慢慢烧尽最后一滴生命的油，终于，灯灭了。
灯灭时，连“卟”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
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灯灭时，连“卟”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
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就处在工作调动的两难之中。我们绞尽脑汁
设想对策，我们四方奔走寻找门路。当我们终于在上海安顿下来，腾出了感
情和精力，却已经无法再为父亲做一些什么了。当然，即使在当时，我也做
不了更多的什么事。对晚期癌症，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但我还是内疚。
最使我内疚的是杜冷丁。杜冷丁是一种止痛麻醉剂，奇缺。医生再三关
照，杜冷丁里含玛啡，会上瘾，千万不能多打。其实，上瘾就上瘾，只要有
足够的量。问题是买不到足够的量。
现在，我回上海十多年了，我已经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了
一张属于我的“网”。或许，买几盒杜冷丁不是办不到的事。可是那时候，
我刚回上海。不，还没回上海。我离开上海时是个未涉足社会的中学生，八
年之后，上海对于我是个完全陌生的冷冰冰的城市。我去找谁？我到哪里弄
杜冷丁？
靠医生的慈悲，靠有限亲戚的帮忙，总算凑足一盒——10支。10支是个
多么有限的数目。一天一支能用十天，一天二支能用五天。。这
10支只能留
在最后，留在父亲最最痛苦最最不能忍受的时刻。
我守在父亲床头。父亲呻吟着，说：“打一支吧！”我就解释：“爸爸，
医生说杜冷丁会上瘾，能不打最好不打。”父亲看看我，似乎点了点头，合
上了眼。
后来，看样子实在不行了，我下决心动用杜冷丁。但还是留有余地，半
支半支地用。必须省，要留到最后的时刻。
我没想到，最后的时刻无声无息来到了。我不知道会这么快。直到父亲
辞别我们的时候，仅用了一支半！剩下八支半杜冷丁徒然躺在纸盒里。
我后悔！我骂自己混蛋！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很
有克制力，他不会轻易喊痛。我应该知道，可我没料到父亲的自制力如此惊
人！我内疚，在内疚的同时，我对父亲肃然起敬。
内疚的事还有，我想到开刀那一天。
癌症病人要不要开刀是颇费踌躇的。父亲
1957年患胆结石也是在这家医
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他对主刀的李医生很感激、很信任。这次又提出
要李医生动刀。20年过去了，李医生已经是外科主任，是闻名全市的“一把
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凡
人皆有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凡
人皆有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李医生来替父亲检查，在父亲肚皮上按摸，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一点儿信
息来。按摸完，他没说一句话，走出病房，走到医生办公室，在水龙头下仔
细地反覆地洗手。我从病房跟到办公室，想问，却没问。
他看看我：“开刀吗？”
我畏怯地问：“您以为。。”
“你们家属定吧。寄希望于我的错误。”
我没听懂，看着他。
他说：“X光片子诊断是结肠癌。如果真是结肠癌，那就好了，把肠子
割掉一段，多割一点，没问题。可是，据我诊断，癌不是在结肠上，不是结
肠癌。癌长在后腹膜上。如果长在后腹膜上，根本就不能动刀，一动就会大
出血，就会死在手术台上。就这样，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似乎仍然没听明白。X光是现代化医疗仪器而李医生只是隔着肚皮，
用手在外面摸了摸，就能摸出癌是长在什么地方？
生活又出了个两难的题目：只有李医生医术高明，父亲才有救；而如果
李医生过份高明，高明到超出
X光的话，父亲也没救了。
“那就。。还是开刀吧！”不开刀又怎么办呢？
进手术室之前，父亲对我说：“如果手术进行得进间长，还有救；手术
时间很短，就没救了。”
父亲是老病号，久病成良医，很有经验了。他已经知道是癌。不知道他
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着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去。
不幸被李医生言中。我诅咒李医生那只似乎有魔法的手。诅咒是毫无道
理的，可我止不住地要诅咒。果然不是结肠癌，是腹膜癌，学名叫什么“间
皮细胞瘤”，打开腹腔，又原纣不动缝起来，推出了手术室。
我坐在父亲病床前。父亲从麻醉中醒过来，问我几点钟。我告诉他。他
轻轻叹口气：“没有动刀。是不是没有动刀？你告诉我。”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
“你给我说实话。我都知道。你放心好了，我受得住。养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