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5-解读苏东坡-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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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乃为赋《江神子》词①。　　　　
　　　　——宋·袁文《甕牖闲评》　　　　
　　　　好嘛，弹筝的女子，在这里成了有夫之妇，因要了却青春年华的浪漫情思，甘愿为她所仰慕的苏大才子而“呈身”。故事可信与否暂且不论，但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苏轼早在杭州做通判时，就已成了西湖周围美女佳人、风流少妇所钦慕、所追逐的对象，如能得到他的赞许，即便以身相委，那也是无比荣耀的事情。　　　　
　　　　为了将“二客皆有服”之事坐实了，《牖闲评》的作者不惜把常与苏轼笑谑的好友刘敞、刘邠（字贡父）兄弟搬了进来，乃至今天的邹同庆、王宗堂二位教授在“双白鹭”下注释道：　　　　
　　　　指与苏轼同游西湖之刘贡父兄弟……此以“双白鹭”比喻二刘（二客），因“皆有服”即都穿孝服，故言。　　　　
　　　　——《苏轼词编年校注》第33页　　　　
　　　　稍微熟悉苏轼交游之友的人都知道，苏轼在凤翔为官时，先与刘敞相识，后来到了汴京，又认识他弟弟刘邠。刘敞比苏轼大十七岁，刘邠比苏轼大十三岁。到了熙宁六年，苏轼的父母都早已亡故，刘敞兄弟直到此时才为父母守丧，真该祝贺他们的亲严高寿多福。问题在于，宋代礼法严格规定，服丧期间严禁外出游乐，刘氏兄弟两个不在江西新余县老家循规蹈矩，却跑到杭州西湖来游乐，岂不成了两个不孝之子？


佳人篇佳人相伴　新诗难唱需填词（二）

　　　　略微翻一下史书，人们就会哑然失笑，原来刘敞早在五年前，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四月八日就已病逝②，当时苏轼兄弟正在眉山为父亲苏洵服丧，丧期一满，他就为刘敞专门写了一篇祭文。六年之后刘敞若是现身杭州，岂不是白日见鬼？　　　　
　　　　只要认真研读一下苏轼的诗，便可发现，白鹭不仅是他最喜欢的意象之一，他还特别爱用“双白鹭”来称赞两个在一起的友人：　　　　
　　　　惟有飞来双白鹭，玉羽琼林斗清好。　　　　
　　　　——《再和潜师》　　　　
　　　　二子有如双白鹭，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　　　　
　　　　前一联中的“双白鹭”，是指与道潜和尚（参寥子）和苏轼的学生秦观，第二首诗里则指秦观的弟弟秦少章及其友人。既然苏轼能用“双白鹭”比喻他所喜欢的朋友，为何不能比喻自己和张先两个？其实早在苏轼之前，白居易就曾用此祥瑞之物自况，他的《白鹭》诗说：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　　　　
　　　　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亦垂丝。　　　　
　　　　苏轼写此词时三十八岁，接近“人生四十”，而他“早生华发”，世人皆知。至于年至耄耋的张先，当然更与“白发垂垂”的鹭鸶相似。白鹭一名鹭鸶，乃江湖之上善于捕鱼之鸟，苏轼与张先同游西湖，不正像两只白鹭巡游于湖面之上吗？只是他们所要捕获的目标不是鱼，而是美人鱼一般的佳丽。　　　　
　　　　扫清这些杂说陈言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那首二人“同作”的《江城子》，便可得知，在一个晚霞明丽的傍晚，一名年岁稍长、姿色微衰、但颇会逢迎的歌女（即“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在西湖边上有幸迎到大名鼎鼎的苏通守和老词仙。由于刚下过雨，天尚未黑，二位客人找不到更好的船，只好上了这条花船。他们在湖的南岸游赏着（宋时西湖南岸靠近州府，远比现在的东、北两岸热闹），忽然听到靠近钱江的地方，有人用筝在弹奏着悲哀凄婉的曲子。这是什么人？在向谁倾诉？苏轼不愿直白解释，于是故作开脱地说：大概是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吧。张先便提议，可将这种感受写进一个曲子，我会帮你在音律上作些润色。　　　　
　　　　就这样，二人“同作”了一首扑朔迷离、让人想入非非的《江城子》。　　　　
　　　　这首词摹写湖上佳人，一显一隐，意境朦胧，让人难以忘怀。这些擅长音乐、歌舞的女性，在苏轼眼中决不是什么“尤物”，她们和湘水女神一样，有着幽隐而又洁净的灵魂。　　　　
　　　　我们都知道，在苏轼三百多首词里，最著名的有两阕寄调《江城子》，其实这里也有他的学词之师张老前辈的启喻之功。　　　　
　　　　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也喜欢游览寺庙、与和尚为友。但在和尚与歌女之间，他直言不讳地选择后者：　　　　
　　　　不如西湖饮美酒，　　　　
　　　　红杏碧桃香覆髻。　　　　
　　　　——《自普照游二庵》　　　　
　　　　红杏、碧桃，应是西湖佳人们的泛称，这两个词儿后来还有用场，请读者深储于记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苏轼四十二岁，在徐州当太守时，见到风流才子偎红依翠，曾有以下回忆：　　　　
　　　　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便便带十围。　　　　
　　　　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　　　　
　　　　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　　　　
　　　　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　　　　
　　　　——《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　　　　
　　　　“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既有外出“观政”的辛劳，也有探寻名胜的欢乐，更有与同僚、友朋海阔天空的“谈辩”的快意，然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还是杭州那些地“舞腰似雪”的“金钗”，还有会把船儿压沉的游湖“佳丽”。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风流生活，大概如此。


佳人篇清歌肠断　多情好事与君还

　　　　重重绣帘高高卷起，倾国倾城的美人露出她的容颜。华灯之下，潋滟的西湖碧波从她的眼睛里向外溢出，皓齿微露，一曲清歌从她的唇间飞出。　　　　
　　　　然而，这是一曲悲伤哀愁的歌，那美丽的蛾眉随着歌声而频频蹙起。　　　　
　　　　悲凉凄怨的歌声幽然飘来，节拍中规中矩，没有丝毫破绽。可是我的心，早已失去正常的节律，肝肠也寸寸断裂。清歌唱罢，余音还在绕梁回响，就像一串珠儿抛洒在空中灿灿发光，可是美人的泪水，也如一串珠儿，在簌簌流淌……　　　　
　　　　这不是公元二十世纪某一时期曾经风行的故意煽情、以赚取观众廉价泪水为目的的所谓表演，而是九百多年前歌台舞榭的一个真实场景。记录这种场景的，就是苏轼词作《菩萨蛮·歌妓》：　　　　
　　　　绣帘高卷倾城出，　　　　
　　　　灯前潋滟横波溢。　　　　
　　　　皓齿发清歌，　　　　
　　　　春愁入翠蛾。　　　　
　　　　凄音休怨乱，　　　　
　　　　我已先肠断。　　　　
　　　　遗响下清虚，　　　　
　　　　累累一串珠。　　　　
　　　　在苏轼现存作品中，涉及“妓”字多达二十余次。他的小词，既有《歌妓》，也有《舞妓》、“官妓”、“杭妓”，甚至还有一首专写《妓馆》，但以这首《歌妓》写得最动情、最感人。　　　　
　　　　这里有个迥然相异的对比，就是与苏轼同属于欧阳修学生、同样卓有才华的王安石，诗文之中没有只字沾染“妓”字。王安石为人正直，不近女色，确实值得赞许，但他在当上宰相、总揽朝政、深受神宗信任时，并没有任何政令废除官妓制度、改变官妓来源。也许，要求心里装满改革大计的王安石替官妓说话是一种苛求，但是，上面提到的杭州前任太守祖无择和薛希焘有染之案，主要原因是祖无择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后者授意其爪牙王子韶告密，另一位理学家张载充任本案主审，最后没有抓到祖无择什么把柄，却将薛希焘抓进监狱，惨打致死，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①。在这位所谓“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眼里，普通民女的性命尚且一文不值②，一介官妓的命运何从谈起？而同样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他对女性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他喜欢与女性接触，从而得以了解社会各个层面女性的生活情形。除了我们这里集中展现的歌舞佳人外，苏轼还在他的诗篇里，详细描绘过吴中田妇因交不足青苗钱而被迫跳河自尽的情景（《吴中田妇叹》），还用“姑不恶、妾命薄”等诗语，对那个时代受尽姑婆虐待的女性寄予深深的同情（《姑恶》）。他既乐意给一个充满童真的女孩题诗裙带，也非常喜欢与质朴无华的农村老媪在一起谈笑风生……苏轼在他的诗词中数十次自叹“多情”，其“情”之“多”，就多在对女性的关爱与怜悯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对待处于社会底层、属于社会极弱势力的女性，是看待一个人有无人道、人性善恶的试金石。喜欢与女性接触，欣赏并关爱她们，同情与怜悯她们，认真感受她们的生活，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她们，进而与她们同欢乐、共悲泣，这就是生活中真实的苏轼。也许正因这种性情，让他无缘政坛的巅峰，但这种性情让他活得十分充实，日子过得丰富多彩，和那些政治高调直上云霄、情感生活苍白如缟的人相比，他的一生等于许多人的好几个来生，这就是苏轼“多情”与“风流”的价值所在。　　　　
　　　　如前所述，宋代中期的官妓大都来自被抄家、编管的罪人眷属之中，她们或出身于达官贵人之家，或脱落于破了产的豪商巨贾庭院内，最普通的也是自小被家里卖到青楼妓院，因色艺俱佳而被官府收购。她们被统一编入“妓籍”——地位远比乞丐还要低下的特殊序列，是供人玩弄的色奴隶和性奴隶，不到人老珠黄时决不会被“脱籍”。最令人伤悲的是，官员和平民百姓若是死去父母，都可以守丧举哀，可这些官妓却不能，她们身上穿着孝服，还要给官人陪酒、唱歌、强颜欢笑。因此，这些官妓表面上风光，内心却极为痛苦，苏轼这首描写歌妓生活的《菩萨蛮》词，便是她们悲苦生涯最形象的写照。　　　　
　　　　这首词究竟是写给哪一位官妓的，已经无从查考，但从相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她十有八九是太守陈襄最喜欢的官妓周韶。苏轼在同时期写过一首《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诗，当中的“凄风瑟缩经柱，香雾凄迷着髻鬟”，与这首词意境就极相似。周韶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早在八年前，另一位大书法家蔡襄做杭州太守时，周韶就曾与蔡太守一财“斗茶”——比赛茶艺，让那位自幼生长在茶乡福建、曾因向朝廷进奉“小龙团”茶而闻名于世的蔡太守败下阵来。看到自己的同伴薛希焘因被太守关爱，便被朝廷无端折磨致死，周韶深知受到太守垂青，恰恰是件最麻烦的事，因此她才要想方设法脱离妓籍，才在大庭广众之下清歌凄怨、发出让人肠断之词。　　　　
　　　　苏轼还有一首《江城子》，是写给同僚陈直方和妓女嵇氏的。他在序中说：“陈直方妾嵇（氏），钱塘人也。乞新词，为作此。”那首词作是：　　　　
　　　　玉人家在凤凰山。　　　　
　　　　水云间，掩门闲。　　　　
　　　　门外行人、立马看弓弯。　　　　
　　　　十里春风谁指似？斜日映，绣帘斑。　　　　
　　　　多情好事与君还。　　　　
　　　　悯新鳏，拭余潜。　　　　
　　　　明月空江、香雾著云鬟。　　　　
　　　　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　　　　
　　　　元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说：“陈直方之妾，本钱塘妓人也，乞新词于苏子瞻。子瞻因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陈秀明此言差矣。苏轼在词中讳言“妓”字，却用“玉人”来称嵇氏，何“戏”之有？词的上半阕说陈直方曾经偷看过嵇氏排练“弯弓舞”，对她极有好感，因此在夫人去世后，要纳嵇氏为妾，苏轼词中的“多情好事与君还”之语，分明在劝陈直方打消顾虑、替艺妓嵇氏赎身，以偕鸾凤于飞之美。　　　　
　　　　“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是指作者曾写过的另一组曲。苏轼去过临安县西的九仙山，在那里，曾听到村中儿童唱着吴越王时代的民歌，其中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句，歌声唱得“含思宛转，听之凄然”，为此他重新填过三段新词：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骈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　　　　
　　　　这三首“仿民歌”，意蕴极深，“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是苏轼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支柱，也是其“风流”的本源和内驱力。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前面我们所说的“游女”，在这首诗里再次出现，不过这儿的“游女”却是指吴越王妃。在苏轼的眼里，无论王妃，还是湖船歌妓，本质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有所归依，“妾回家”才是她们的共同希冀。让飘泊无依的歌妓、游女们找到好的归宿，这就是苏轼对她们最大的祝愿，为此他也做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佳人篇薄命佳人　颜色如花命如叶

　　　　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到苏轼名作之一《贺新郎》。这是一首屡让世人称赞，也每每让人如同猜谜的作品，主旨究竟表达什么，为谁而作，至少有五六种见解，可谓众说纷纭，弹讥四起①。由于下文还要专论，这里仅录该词的《序》：　　　　
　　　　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座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遽，但低首垂泪而己。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　　　　
　　　　这篇长序见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东坡词》，有人说这是根据宋人杨湜《古今词话》改写的，为此还有一系列是是非非，我们将辟专节评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从此序中，可以看到苏轼在尴尬的场合里，会极力为官妓解围，至少在宋人的传说中曾经如此。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还有一首《薄命佳人》诗，显然在写歌妓。诗的原文是：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诗中再次提起，这位美貌绝伦的佳人身着白衣，像仙子一般飘逸；她身为吴人，娇音软语，却没有涂脂抹粉，眼睛里闪烁着珠泪，这种凄楚和伤悲，又与前面所说的周韶极为接近。不过，无论这位歌妓是谁，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轼对她充满怜悯，同时又非常无奈。　　　　
　　　　“自古红颜多命薄”一语，道尽数千年来歌儿舞妓的悲惨命运。在苏轼之前，唐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歌诗：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　　　　
　　　　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　　　　
　　　　——白居易《陵园妾》　　　　
　　　　每怜容貌宛如神，如何薄命不胜人？　　　　
　　　　——刘元淑《妾薄命》　　　　
　　　　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瑕玼。　　　　
　　　　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　　　　
　　　　——张籍《离妇》　　　　
　　　　白居易借宫女幽居、不得宠幸而抒发自己命运不济的哀怨；刘元淑写女子嫁给征夫，终日孤守空房；张籍则写女人因不能生育、从而被丈夫遗弃，三首诗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悲剧。专写妓女的诗，则以韦庄的《伤灼灼》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