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5-解读苏东坡-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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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
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
往求与识面，复见山郁蟠。
雅州有座山，名字也叫庐山。苏洵这首《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中的“人”，分明指雷太简，苏轼兄弟在编父亲诗文集时，故意将他的名字隐掉了，这又给人们留下一个悬疑。另需说明的是，“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是指苏洵庆历七年（1047）落第后，回家给父亲苏序守丧，十年没有出川、没有再赴京师应举求官，而不是十年没离开家门。从庆历七年到嘉祐元年（1056），首尾相连整整十年，此间苏洵就曾多次去过成都，先后拜见镇守一方的大帅田况、张方平，见张方平时还带上了苏轼。“忆山”之“忆”与“昨闻”之“昨”，都说明苏洵见雷简夫是往事。
平心而论，雷简夫是第一个真正赏识苏洵的人。而苏洵的《审势》、《审敌》等文章，确实撞到正在加紧备战的雷简夫心坎上。苏洵有个“颇好言兵”的美名①，殊不知他的“颇好言兵”是受“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的雷简夫的影响（见《宋史》本传）。雷简夫对苏洵极为赏识，多方举荐。那三封信，除了在韩琦那里没有生效以外，张方平和欧阳修都成了成就三苏声名的关键人物。对这一点，苏洵没齿难忘。后来雷简夫早年在长安贪财受贿的劣迹被刘敞查出，晚景十分惨淡，即便如此，苏洵还是写了《雷太简墓铭》：其中“呜呼太简，不显祖考……有功不多，孔铭孔悲！”之句，可谓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不了解他们这段交往，怎知其中深意？
弄清这段史实，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曾在雅州为官的邵博在搜罗到雷简夫荐举苏洵的热情洋溢的信后，要发出“东坡、颍滨但言忠献（韩琦）、文定（张方平）、文忠（欧阳修），而不言（雷）太简，何也？”之问。而陆游的“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以及对二苏“编集时有意（将与雷简夫相关的文章）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的困惑，件件事出有因。
纵观苏轼、苏辙二人诗文集，并非兄弟二人“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苏轼在一次谈书法技艺时，曾以不屑的口吻提过雷简夫一句①，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痕迹。
为什么大苏、小苏要将雷简夫屏于生活之外，甚至是记忆之外？
如前所述，苏洵与雷简夫相见相知是在44岁左右即皇祐四年，这时恰好苏轼17岁、苏辙接近15岁，正是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期。
逃婚篇苏洵明智 妙语婉转除婚约
幸运的是，曾被苏轼兄弟删掉的苏洵与雷简夫的一封重要书信，还是被陆游等人发现了。这封信虽然很短，却足以揭开苏轼兄弟二人对雷简夫讳莫如深的谜底：
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①。
宋人所言“纳拜”，有两种情况，一是接纳下级或后辈对自己的拜望，如欧阳修在颍上对曾是政敌的吕夷简之子的“纳拜”（《耄馀杂识》、《读书镜》卷一）、文彦博对后生司马光的“纳拜”（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五，《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再者是有世交或“通家”之谊的兄弟之间互相“纳拜”（张师正《括异志》卷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周密《齐东野语》卷九）。不论是哪种情形，雷简夫都不应去“拜”苏洵。这里苏洵所说的“纳拜”，显然是指因“纳”“亲”而“拜”。很显然，这是一封言辞委婉的辞亲信，苏洵的意思是我们形同兄弟，平时无话不谈，如果再近一步，结为“亲”家，将会碍于情面，没法直言争辩了，“道则师友”的情分被扼杀，因此他重申要“隆兄弟之好”。好一个“礼隆于疏，杀于亲”，苏洵不愧是个文章大家，言辞斡旋高手。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编集时被苏轼兄弟故意删掉，原因已毋庸赘言。
苏洵之所以要辞亲，一与苏轼说死了不干，躲进山林逃婚有关，二是他与儿子一道，发现雷简夫不再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八娘，因父母包办而被姑婆逼死。他在心碎之余，决意遵从儿子的选择，不让他重蹈覆辙，这些将在《家世篇》中详谈。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苏轼所说的“不欲婚宦”和“父兄所强”以及《东园丛说》中的说的因“夜读书”而与“邻家豪右之女”的姻缘，冰山便已露出一角。
史料表明：苏轼兄弟二人不仅曾随父亲到过雅州，拜见过雷简夫，也确实在雅州读过一阵子书。《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七《雅州》篇记载着“老苏携二子来谒”，还标明在府衙的后院有一处地方名为“双凤堂”，这个堂专“为二苏设”，苏轼兄弟曾在这儿读书。
“双凤堂”便是专门款待两只“凤凰”的客舍。原来在雅州北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邛州（距离比眉州近得多），当年司马相如就是在那里用一曲《凤求凰》而博得卓文君芳心的。雷简夫专门用“双凤堂”来安置苏家两位公子，用意之显，岂需深究？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后来苏轼兄弟中进士后，回乡给母亲守丧时，梅尧臣写给苏洵的《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其中专门说到“家有雏凤凰”。诗人用意遥深，岂止只是巧合？作为欧阳修和苏洵的挚友，梅尧臣完全有可能听苏洵说过这件事情。
苏轼兄弟在雅州决非三日两日，因为在明代，雅州的龙兴寺内还保存着苏轼的墨迹；那时人们还将三苏的名字列入当地的“贤范堂”内，三苏俨然曾是雅州人的典范。
由于苏轼在雅州滞留的时间决非三日一旬，因为他在雅州结识了许多朋友，这就是后来一直与他联系着的雅州户掾王庆源和小吏蔡子华、杨君素。这些人当年应是负责接待三苏父子、与之谈诗说文的人，王庆源后来还成了苏轼的叔丈。
苏轼的诗文中，后来多次提及雅州名胜青衣江：“慈姥岩前自唤渡，青衣江上人争扶。”（《雅州户掾……》）“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寄蔡子华》）他连雅州自由市场上卖鱼售笋的情形都了如指掌，当年岂止是偶然一访？
话题再回到《东园丛说》上。那个深夜窥探苏轼读书的“豪右”之女，此时便不难定论了。“豪右之家”非雷简夫莫属。雷简夫的豪侈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宋史》本传称其出仕以后便开始“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致使人们耻笑他说：“牛及铁冠安在？”
雷简夫为官颇有政声，不会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但他父辈时家道便已衰败，他的前半生又一直隐居，豪侈之钱从何而来？
《彭城集》卷三十五《刘敞行状》向人们揭示了他的“纳金”（收受贿赂）的绝招：长安富豪范伟为了逃避巨额赋税，竟然盗掘前任武功县令范祚的墓，将自己的祖母与他合葬在一起，说自己是官宦世家，享有免税权利。为了增大可信度，范伟花费巨资，请名气很大的高人雷简夫写了一篇假墓志铭，由此范伟一直享受免税待遇，许多年后，也就是嘉祐六年（1061）刘敞出任长安大帅，才将这个无耻的欺诈行为查个水落石出，范伟被处以严刑。雷简夫因此先在山林隐逸之流臭了名声，后来又在官场一败涂地，苏轼自幼学道，终生都与道人往来密切，雷简夫的以上劣迹，不会没人传进他的耳朵。
苏轼与苏辙随父拜见雷简夫，决不会在嘉祐元年之后，那时二人已分别与王弗和史氏成亲。此时雷简夫若是再设“双凤堂”以容大苏、小苏，再欲与苏洵结“亲”，岂不是笑话？
稍多留意便会发现，苏轼的身影里绝非一点雷简夫的印记都没有。“龆龀好道”的苏轼有个道号，叫做“铁冠道人”（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铁冠道士》：“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而雷简夫的道号恰恰叫“铁冠道长”。两个“铁冠”之间难道仅是巧合？
逃婚篇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一）
行文到此，大家不禁要问：苏轼少年时代的这桩未成婚事，难道他在后来从未提起？
当然不会。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苏轼曾两次向别人说起“逃婚”，就是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和晚辈透露此事。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有篇著名的词作，叫《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写给官妓马盼盼的。词的下半阕是：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从苏轼学生晁补之开始，古今赞赏此词的人，多称它用典精切，“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①”；或是“咏古之超宕，贵神情，不贵迹象②”，仅有一个佚失了姓名的人曾发现此词“惆怅激枭③”。究竟是什么让苏轼既惆怅，又激越凄楚呢？
细细玩味便可知道，这首词的关键所在，是作者所发出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这里的“新怨”，是指对他十分倾慕的徐州歌妓马盼盼，那么“旧欢”呢？词人在前面的“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已然透露，“旧欢”在故园。看到燕子楼，想起张建封父子与关盼盼的传说，再思量眼前和自己形影不离的马盼盼，苏轼不由想到故园曾有的为自己而苦守残灯的“旧欢”。“欢”，从南北朝时起，就一直是“情人”的代词。苏轼于茫茫夜色里，在小园内慢慢思索，一切茫茫然，这才发出“重寻无处”、“古今如梦”的慨叹。清人刘体仁读了此词，曾有所感悟地说：“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平生少年之篇也④”，便隐约体会出此中所隐藏着的不尽往事。
有关《永遇乐》和马盼盼，我们将在“佳人篇”里细谈。
在现存的苏轼作品中，还有一首绝句，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探索的空间。这首诗，题为《四十年前元夕，与故人夜游，得此句》：
午夜胧胧淡月黄，梦回犹有暗尘香。
纵横满地霜槐影，寂寞莲灯半在亡。
元夕就是元宵节之夜，又称“元夜”。在宋代，元宵之夜观灯赏月，是相爱着的青年男女最佳的约会时间和场所。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就有这样一首《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今天有人把元宵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很大程度上是从此词所描写的内容而来的。苏轼是出名的快口直心之人，早年的友人只要现诸笔端，全都有名有姓（比如在后来邂逅的刘仲达、忆起的费孝先、陈太初），惟有“隐者”和“故人”，始终不愿明言。很显然，诗中所说的与他曾在元夕之夜同游的“故人”不会是亡妻王弗和一般朋友，极有可能是一个不宜明言的女性。
仔细品味他那首追记四十六年前往事的诗，便会发现，其中只有第一句“午夜胧胧淡月黄”是当年实景，接着就是“梦回犹有暗尘香”。原来这首诗又起源于他的“梦”境。
值得注意的是，“暗尘”这个意象，带有更多的隐幽色彩。《花间词》载有西蜀词人薛道蕴的名作《小重山》，所谓“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就是写男女相思、无由相会的。苏轼诗的第三句“纵横满地槐霜影”，表示地点不在都市内，而在山野之间，结句的“寂寞莲灯”，更准确地道明这位“故人”应在庙里，而且处于“半在亡”的状态，到底是孤灯残火、忽明忽灭，还是人旧情缠绕、惆怅莫名？
应是二者兼而有之。让我们分析一下苏轼这首诗，作于何时何地。
“元夕”是宋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在皇城汴京，官家要在元日放百官休假三日，皇上自己也要登上宣德门观灯，与百姓同乐，苏轼门生李格非的女儿——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曾深情地忆道：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永遇乐》（以下俱见《全宋词》）
善写都城繁华的柳永，词中所记的元宵节，也都在都城汴京：
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龙凤烛、交光星汉。……向晓色、都人未散。
——《倾杯乐》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更阑烛影花灯下，少年人、往往奇遇。
——《迎新春》
王安石在诗中也曾多次提及皇城元宵夜的盛事：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上元戏呈贡父》
《宋史·礼志》也记载：每年元宵时分，“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苏轼自己的诗，元祐年间，苏轼在汴京，曾写过一首《次韵王晋卿上元侍宴端门》，前四句说：
月上九门开，
星河绕露台。
君方枕中梦，
我亦化人来。
逃婚篇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二）
“化人”之语，出自《列子·周穆王》 ：“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居亡几何，谒王同游。”苏轼在诗中，不仅说驸马王晋卿的生活犹如南柯一梦，自己也是流亡之魂，不期而归。在这种心情之下，夜里追忆旧人，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元祐年间苏轼五十多岁，忆旧之诗作于此时，四十年前，当是少年之际、十余岁时的事情。
即便那诗作得更晚，也晚不过元祐八年（1093），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被贬出京、流落岭南了。元祐八年苏轼五十八岁，“四十年前”仍是他十八岁以前的事情，由此益发证实这位相约于山间寺庙中的异性“故人”，决不会是他十九岁才明媒正娶的王弗。
据此，前面列举的《东园丛说》中所谓“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一夕来奔，苏公……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说，在苏轼本人的作品里又得到印证；而“一夕来奔”之“夕”，与苏轼诗中、梦中“元夕”，好像也是不无关系。
按照《东园丛说》的说法，也许正是十八岁之前的某个“情人节”（元夕），少年苏轼向与他认识良久的“故人”发出告别之语。
关于苏轼与那“豪右之女”的离合聚散，与雷简夫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今只能在小说中发挥想像、加以补足了。仅就以上史料而论，苏轼少年拒婚、逃婚既是足以成立的事实，也完全可被今人理解；即便他与那女子有过一段接触，甚至曾有过恋情，也应在意料之中。苏轼那时毕竟是个少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一开始就能洞察父亲挚友雷简夫的言行，倘若住在相邻的雷氏之女真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