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飞行员-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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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不哭了。没有牛奶，没有喊叫。　　　　
　　　　“我们，我们在打仗……”　　　　
　　　　他们反复念叨这句公式，傻得无药可救。　　　　
　　　　“可是你们永远遇不上战争的！你们会和我们一起耗死在这里！”　　　　
　　　　“我们在打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打仗。他们从未见过敌人。他们坐着卡车，追逐比海市蜃楼还要虚无缥缈的目标，遇见的只有这泥沼中的和平。　　　　
　　　　鉴于混乱把一切都粘作一团，他们从卡车上下来。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　　　　
　　　　“你们有水吗？……”　　　　
　　　　他们于是把水分了。　　　　
　　　　“有面包吗？……”　　　　
　　　　他们把面包分了。　　　　
　　　　“你们忍心由她自生自灭吗？”　　　　
　　　　一辆抛了锚的汽车被推进沟里，一名妇女虚弱地喘着气。　　　　
　　　　大家把她抬出来，塞进卡车里。　　　　
　　　　“这孩子呢？”　　　　
　　　　大家把孩子也塞进卡车。　　　　
　　　　“还有要生产的那个呢？”　　　　
　　　　把她也塞了进去。　　　　
　　　　又加上另一个，因为她在哭。　　　　
　　　　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大家给卡车让开了路，让它转头向南。它被难民潮夹带着，追随人流的去向。士兵信仰了和平，因为他们找不到战争。　　　　
　　　　因为战争的肌肉组织是看不见的。因为你一拳击出，打中的是孩子；因为赶去战前会合的路上，你碰到了临盆的妇女；因为试图传递情报或接受命令都是徒劳，就像要和天狼星展开讨论一样无谓。军队不见了，有的只是人。　　　　
　　　　他们信奉了和平。他们被迫当起了机械师、医生、牧羊人、担架员。他们帮着修汽车，帮这些对破铜烂铁一无所知的小人物。士兵们不知道他们付出了这些体力，应该算是英雄呢，还是应该上军事法庭。被授予勋章，他们不会感到惊讶；靠墙并排站着，头上挨十二颗子弹也不惊讶；解甲归田也不惊讶。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惊讶。他们早就越过惊讶的门槛了。　　　　
　　　　这是一大摊浑水，凭你什么命令、行动、消息、电波，都传不出三公里去。村子一座接一座地坍倒在水沟里，军用卡车受和平的召唤，一辆接一辆地信奉了和平。这一波一波的士兵准备好了接受死亡，可压根儿没碰上生死存亡的事，只好接受遇到的任务，修理这辆老爷车的车辕，三位修女往车里塞了十二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为了上帝才知道的什么朝圣，前往上帝才知道的什么神仙洞府。　　　　
　　　　我不责难这些退却的士兵，他们的行为类似阿里亚把手枪收回口袋。什么风能让他们振作？哪儿来的波能触动他们？能让他们团结一致的那张面孔又在哪里？他们对世界的剩余部分一无所知，除了那些乱糟糟的谣言，谣言在三到四公里长的路上散播，起初只是些荒诞离奇的假设，在浑水中传播上三公里，就成了确实可信的消息：　　　　
　　　　“美国参战了。教皇自杀。俄国飞机炸毁了柏林城。三天前签订了停战协议。希特勒在英国登陆了。”　　　　
　　　　妇女儿童没有牧羊人，而男人也没有牧羊人。将军传达他的命令。部长给传达员下命令。或许，凭他的口才，还能让他变了脸色。阿里亚给他的机组下命令，他能让他们献出生命。军用卡车上的中士下命令给他的十二个手下，他们听他的。可是除此以外，他和其他任何事都没关系了。假设有一个天才的长官，对局势一目了然，构思出一个能救我们的方案，这位长官有的也只是一根二十米的电话线以施展抱负。传达员就是他用以取胜的所有兵力，如果线那头还有一个传达员的话。　　　　
　　　　当这些零零落落的士兵跟着支离破碎的大队人马随遇而安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战争的失业者，脸上毫无爱国的战败者应有的失望。他们倒是隐隐约约地希冀和平。可他们眼中的和平仅仅意味着这场难以名状的混乱的终结，以及身份的回复，哪怕是最卑微的身份。像个老鞋匠回忆他敲钉子的年代，敲着钉子，他就创造了世界。　　　　
　　　　要是他们笔直往前走，那是因为整体的不协调将他们分隔开来，不是因为他们怕死。他们什么也不怕：他们是空的。


第四部分　我明白了什么是和平第21节　失败者不会就地转化为胜利者

　　　　有一则基本规律：失败者不会就地转化为胜利者。如果有人说，一支部队先是退缩了，后来又抵抗，那只是语言上的简略，因为退缩的和现在参与战斗的，根本不是同一支队伍。退缩的军队已不再是军队。并非他们不配胜利，只是退却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联和精神关联。把这样的士兵筛选出来撤往后方，换上新鲜的有组织性的后备军，阻挡敌兵要靠他们。至于退下来的，把他们集结起来重新塑造成军队。要是没有后备军补上，一旦撤退便一泻千里。　　　　
　　　　惟有胜利可以使人团结。失败不仅将个人从团体中分裂出来，而且分裂人本身。退却的人不为法国的溃败哭泣，因为他们是胜利者。因为法国不是在他们周围溃败的，而是在他们心底。能为法国哭泣已经算胜利者了。　　　　
　　　　几乎对所有人——还在抵抗的或已经放弃抵抗的人——来说，战败的法国的面貌都只是后来才显现出来的，在沉寂的时候。今天，每个人都心力交瘁，为了暴露的或隐藏的细节，抛锚的卡车，拥堵的道路，卡住的气门杆，荒诞的任务。崩溃的标志就在于任务变得荒诞，在于抵制崩溃的行动本身变得荒诞，因为一切都自我分离了。人们不会为世界性的灾难流泪，却会为自己负责的事物哭泣，因为那是他们惟一能触及的东西，可就连它们也在瓦解。正在崩溃的法国不过是碎片汇集而成的洪流，一切都丧失了面孔：这次任务，这辆卡车，这条公路，这根该死的气门杆。　　　　
　　　　是的，覆灭的场景令人伤感。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做法，强盗有强盗的表现。部门机构支离破碎，垂头丧气、筋疲力尽的军队在荒诞中面目全非。这种种结果都包含在一场失败之中，就像鼠疫包含了淋巴结炎。但是如果你爱的人被卡车压了，你会嫌弃她的丑陋吗？　　　　
　　　　失败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它让受害者看上去倒像凶手。失败如何展示牺牲、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决定战争命运的上帝所忽视的警惕心？失败如何展示爱情？失败展示出的是无能的将领、散漫的士兵、消极被动的群众。这往往是因为确实无能，可这无能本身意味着什么呢？一条俄国转变态度或美国参战的传闻就足以让人们变了脸色。共同的希望可以团结他们。诸如此类的传言，每回都像海面上的一阵风，把一切涤荡一新。不应该用失败的结果来评判法国，应该通过法国的敢于牺牲来评判它。法国违背逻辑学家的真理接受了战争。逻辑学家告诉我们：“德国人有八千万，我们无法在年内造出短缺的四千万法国人。我们无法将麦田变为煤矿，我们不能寄望于美国的参战。德国人索要但泽自由市，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去救但泽（虽然也救不了），却逼我们自杀以避免耻辱呢？一个国家产的麦子比机器多，人口只有别人的一半，有何耻辱可言呢？为什么要我们来背负耻辱，而不是全世界？”他们说得对。战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灾难。但是法国为了避免失败就应该拒绝战争吗？我不这么认为。法国本能地也这么认为，诸如此类的警告没有让它转变对战争的态度。在我们国家，精神战胜了智慧。　　　　
　　　　生活总是打破常规。失败尽管丑陋，仍然算是通往复兴的惟一途径。我知道要种植一棵树，人们把种子埋在土中让它腐烂。抵抗的第一次行动如果启动得太晚，往往要失败，但它是抵抗的觉醒。像树木从种子里长出那样，觉醒也可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法国履行了它的职责。职责一是提议自己被打垮，既然世界是既不合作也不战斗地在仲裁；职责二是眼睁睁看自己被沉默掩埋一段时间。要冲锋，自然需要有人冲在前头。这些人几乎必死无疑，但是为了冲锋的存在，他们的死是必要的。　　　　
　　　　这是个高于一切的职责，既然我们不存幻想，愿意让士兵们以一敌三，愿意让农民对抗工人！我拒绝别人拿失败的丑态来评判我！一个人接受在飞行中被烧伤，人们会拿他的浮肿来评判他吗？虽则他也是要变丑的。


第四部分　我明白了什么是和平第22节　我们会受到责备的

　　　　撇开使战争成为必然的精神意义不谈，这场战争在进行的过程中实在显得可笑。这个词从不使我难堪。我们刚宣布完战争，由于没本事进攻，就开始等待别人来把我们消灭！　　　　
　　　　他们做到了。　　　　
　　　　我们准备了麦捆去战胜坦克。麦捆毫无用处。今天消灭实现了。再没有军队，没有储备，没有联系，没有物资。　　　　
　　　　然而我仍旧一丝不苟地继续飞行。以八百公里的时速和每分钟三千五百零三十转的转速向德军俯冲。　　　　
　　　　为什么？嗨！为了吓唬他们呗！为了让他们撤离我们的领土！既然我们想获取的情报是没用的，这次任务就没有别的目的。　　　　
　　　　可笑的战争。　　　　
　　　　我的做法可能有些夸张。我下降了很多。操纵杆和手柄化冻了。我恢复了正常速度，水平飞行。以五百三十公里的时速和每分钟二千二百转的转速冲向德军。真可惜，他们受的惊吓要小许多了。　　　　
　　　　把这场战争称做可笑的战争，我们会受到责备的！　　　　
　　　　称它作“可笑的战争”的是我们。我们确实觉得它可笑。我们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取笑它，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所有的牺牲。我有权拿自己的死开玩笑，只要这玩笑让我高兴。杜特尔特也是。我有权品味反常现象。为什么那些村子还在燃烧？为什么这些人被散乱地遗弃在路上？为什么，我们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冲向自动屠宰场？　　　　
　　　　我拥有一切权利，因为此时此刻，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接受死亡。我接受的不是风险，不是战斗，而是死。我学到一个伟大的真理：战争，不是接受风险，不是接受战斗，某些时刻，对战士而言，就是接受纯粹而简单的死。　　　　
　　　　这些天来，当国外舆论评论我们的牺牲不够时，我看着机组出发和坠落，问自己：“我们为了谁献身，还有谁会奖励我们的付出呢？”　　　　
　　　　因为我们正在死去。因为十五天来十五万法国人已经死了。这些死去的人或许并没有做出非凡的抵抗，我毫不赞赏非凡的抵抗。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几队步兵在一个无法设防的农场被屠杀，空军机组像蜡投入火中似的销熔。　　　　
　　　　尽管如此，2/33大队的我们，为什么还愿意去死呢？为了世人的评价？可是评价得有法官。我们中间有谁会同意将评判的权利随便交给什么人？我们认为有一个共同的事业，我们就是以它的名义在斗争。这不仅关系到法国的自由，而且关系到全世界的自由：我们太小看裁判的位子了。评判裁判的是我们，由我们2/33大队的人来评判裁判。但愿人们别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一言不发就起飞的人，即使任务简单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也别告诉其他机组；也别告诉那个被弹片毁了容的朋友，他这一生都不可能讨得女人欢心了，被剥夺了一项如此基本的权利，像待在监狱高墙后的囚犯，他躲在丑陋筑起的围墙后边的阴影里，用道德武装自己——别告诉我们观众在评判我们！斗牛士为观众而活，我们却不是斗牛士。要是有人向奥士德宣布：“你该走了，因为观众看着你”，奥士德会应道：“错了。是我，奥士德看着观众……”　　　　
　　　　因为，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还在战斗呢？为民主吗？如果我们为民主而死，我们就与民主国家同属一个阵营。那么让它们和我们一起战斗吧！可是那个最强大的、惟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民主国家，昨天却推卸责任，今天还在推卸责任。好，这是它的权利。但是它的做法意味着，我们只为自己的利益战斗。然而，我们知道一切利益都丧失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死呢？　　　　
　　　　出于绝望吗？可是没有绝望啊！如果你希望在失败中找到绝望，你就对失败一无所知。　　　　
　　　　有一种高于聪明言谈的真理。是某种穿过我们、控制我们的东西，我能感觉到却抓不住它。树没有语言。我们是树。有些真理虽难以言会却显而易见。我绝不是为了抵御侵略而死，因为没有避难处可供我和我所爱的人容身。我绝不是为了挽回荣誉而死，我根本没考虑过荣誉这回事：我拒绝裁判。我也绝不是因绝望而死。杜特尔特查了地图，算出阿拉斯就在那里，一百七十五度的地方，我能感觉到，三十秒之内，他会对我说：　　　　
　　　　“航向一百七十五，上尉……”　　　　
　　　　而我会接受的。


第四部分　我明白了什么是和平第23节　我不知道原来我还是在希望

　　　　“一百七十二。”　　　　
　　　　“收到。一百七十二。”　　　　
　　　　就按一百七十二飞吧。墓碑上会写：“航向总能保持在一百七十二度。”这项奇怪的挑战还能保持多久？我飞行在七百五十米的海拔，头顶是厚重的云层。我只要升高三十米，杜特尔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只得继续暴露在明处，给德国人的射击当简易靶子。七百米是禁止高度。我们成了整片平原的瞄准目标，引来整支部队的射击，任何口径的枪炮都够得着。我们永永远远地待在所有军队的射程范围内。这哪里是射击啊，简直是拿棒子打，如同舞着一千根大棒去打一颗核桃。　　　　
　　　　我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能跳伞。飞机受损后往地面俯冲，单单跳伞舱门开启需要的时间就超过飞机落地的时间了。开启舱门要把笨重的手柄转七下。再加上，全速飞行时，舱门会变形而且滑不动。　　　　
　　　　就是如此了。总有一天要吞下这口药！仪式并不复杂：保持航向一百七十二度。我不该老，是的。童年时我多幸福啊。话是这么说，可真是这样吗？还在门厅里时我已经走在一百七十二度的航向上了。都是两个叔叔害的。　　　　
　　　　现在它变得甜美了，童年。不仅仅童年，所有过去的时光都变甜美了。我远远地望着它，有如一片田野……　　　　
　　　　我觉得我还是我，我对自己的感觉没变。我的欢喜或悲伤无疑已换了对象，可情感还在。我就这样幸福或不幸着，被惩罚或被宽恕，工作做得好，工作做得不好，这得看日子……　　　　
　　　　我最遥远的记忆？我有一个来自奥地利蒂罗尔的保姆，名叫保拉。　　　　
　　　　这甚至不是回忆：而是对回忆的回忆。保拉，当我只有五岁还在门厅里转的时候，已经只是一个传说了。有几年每逢新年，妈妈就对我们说：“有一封保拉的信！”这对我们小孩是很大的欢乐。可是为什么高兴呢？我们谁也不记得保拉。她回她的蒂罗尔去了，也就是她在蒂罗尔的家里，冰天雪地里的山间木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保拉站在门口，和所有山区木屋里的人一样。　　　　
　　　　“保拉漂亮吗？”　　　　
　　　　“很迷人。”　　　　
　　　　“蒂罗尔的天气好吗？”　　　　
　　　　“总是好天。”　　　　
　　　　蒂罗尔总是好天。小木屋把保拉推得老远，在门外，白雪覆盖的草地上。等我会写字了，他们就让我给保拉写信。我对她说：“亲爱的保拉，我很高兴给您写信……”这有点像做祷告，因为我并不认识她……　　　　
　　　　“一百七十四。”　　　　
　　　　“收到。一百七十四。”　　　　
　　　　就飞一百七十四吧。墓志铭又得改了。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