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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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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那丁在蒙古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遣他的弟弟沙歆沙向旭烈兀求和,旭烈兀要求鲁克那丁亲自来投降,但鲁克那丁迟疑不决。11月,旭烈兀命令蒙古军队发起猛攻,鲁克那丁被迫投降。蒙古军队占领其都城阿剌模式堡(今里海南)。1257年初,鲁克那丁被蒙古军队杀死,他的族人也都被处死,木剌夷被完全平定。    
    公元1257年3月,驻守阿塞拜疆的拜住来到军中,旭烈兀偕同拜住等继续西征,直指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当时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漠思塔辛执政,既直接统治黑衣大食,又管辖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是两河流域的强国。公元1257年冬,旭烈兀、拜住等率军三路围攻巴格达,第二年初,三军合围,向巴格达发动总攻,蒙古军队用炮石攻打巴格达城,城门被炮火击毁。2月,谟思塔辛哈里发率众投降,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军队在城中大掠七天,谟思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旭烈兀率军继续西进,兵进叙利亚,直抵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由于蒙古军队被埃及军队打败,旭烈兀才被迫停止了西进,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    
    蒙古西征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上采取由近及远、相继占领的策略,以蒙古大漠为中心,向外一步步扩张。在战术上,蒙古骑兵被称为最富有想象力的骑兵,他们有很多新鲜的战斗方法,被誉为天下第一骑兵,其标准装备是牛皮甲、弓箭、短斧和单勾枪。拔都围攻日尔曼—波兰联军、铁木真击溃金军主力都是经典战例。    
    最突出的是在匈牙利首都佩斯城之战,当时的欧洲人喜欢列队出击,在教堂的钟声中步兵盾阵和重装骑兵鱼贯出城,蒙古人则低姿前进,遇到敌人主力冲击就一哄而散,用弓箭阻止敌军的追击。匈牙利人首战告捷,但感觉受不了蒙古军乱射弓箭,就用马车围成一个大圈,上悬盾牌,主力呆在里面等待决战,蒙古人在抓住时机进行大迂回,完成包围后故意留下一个口子,当匈牙利人发现这些举动时决定突围,但是被驱逐到沼泽和灌木丛中屠戮,这一战充分说明蒙古人理解了战争的真正本质。而匈牙利人则充分的相信自己能够打败远方来的乌合之众,最后败都败得如此狼狈。另外蒙古骑兵以硬打硬的时候也很多,一旦主帅认定时机已到,主力部队就倾巢出动,连护卫王族的怯薛军团也不例外,骑兵手执近战武器“穿凿而入,砍将夺旗”。蒙古军射术精良,但遇到全身重铠的欧洲骑兵就没有太大作用了,这种战争中他们使用短斧砍劈和勾枪拖人下马,然后踩踏至死。    
    蒙古军队还注重学习汉人的军事技术,用汉人工匠制造大炮,提高了战术优势,西征时集中优势兵力,由诸王的长子出征,如拔都西征就全是长子,窝阔台认为“长子出征,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    
    在公元1217年至1258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帝国通过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模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察合台汗国;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窝阔台汗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公国,建立钦察汗国;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形成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四大汗国的汗本是蒙古帝国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事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对大汗负责。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利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和伊利两个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和他的儿子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汗庭设在伊犁河上,在地理上与中原腹地及蒙古高原连成一体,在政治上也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蒙哥大汗即位后,在察合台汗国的别失八里等地设置尚书省,管辖范围从畏兀儿至河中诸地。在察合台汗位的继承上也经常受到中央王朝的左右。显然,它和窝阔台汗国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影响:改变世界格局,促进东西方交往    
    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的大规模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地区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在战争中,蒙古人运用从汉族那里学到的火器制造技术,给西征各国的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火器制造也从此传到西方,促进了那里的军事技术的发展。    
    蒙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包括了亚洲、欧洲的许多民族。尽管这个帝国并不统一,但是帝国内部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比各民族国家分裂时要频繁、密切得多。对于处于帝国中心地位的中国来说,这一时期与亚欧其它国家的科技文化交流大大加强。    
    在蒙古西征中,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到中国,有些人从此在中国定居下来。他们与汉族和其它民族同居共处,不断融合,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7节 丞相制度的终结—胡惟庸案

    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农民大起义。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牛,十七岁因贫苦无依出家当了和尚,以后成为一支红巾军的领袖,南征北讨,削平了群雄,推翻了元朝统治。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朱元璋能从一个穷苦的牧童和小沙弥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和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许多开国功臣。不料,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他们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竟制造种种借口,向握有军政大权的元老重臣挥起了屠刀,成为封建时代杀害功臣最多的专制帝王。    
    北赶大元,建立明朝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改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少年时曾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旱蝗灾害,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相继死去。为了糊口,朱元璋投皇觉寺出家当和尚。但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游食于皖西、豫东三年,历经磨难。此次外出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时正值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朱元璋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领导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击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整个队伍的控制权。    
    此后,朱元璋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扩充队伍,领兵南下。公元1355年被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授为左副元帅。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并被宋政权授为江南行省平章,又自称吴国公。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应天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363至1367年间,朱元璋先在鄱阳湖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谅,自称吴王。后又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沉杀韩林儿,全据长江中下游,奄有大江南北。派徐达、常遇春以主力北伐中原。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同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元顺帝赶回大漠,元灭亡。此后,朱元璋又用10几年的时间平定了全国。    
    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在位期间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    
    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末政治腐败、官贪吏残的情形。深恨贪官污吏蠢政害民。在建国之后,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当时法令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朱元璋称帝三十余年间,先后惩办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仅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有罪官吏发往安微风阳屯田者,即至万余人。在其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最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发,结果被追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地使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重惩贪吏,这对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杀戮功臣,废除丞相,加强皇权    
    在修明内政,恢复生产,整顿吏治的同时,朱元璋还屡兴大狱,滥杀功臣以加强皇权,企图保持江山永继。其中最大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朱元璋,授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佥事等官。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又进左丞相,深得朱元漳的宠信。胡惟庸因而权势日盛,遂专权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处置。凡内外诸衙门上奏章,有不利于己者,辄匿不奏闻。一时四方钻营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莫不争投门下。胡惟庸因此敢于结党营私,藐视皇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于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    
    蓝玉(?—1393),安徽定远人,大将常遇春妻弟,初在常遇春部下,立军功甚多。洪武二十年(1387年)任大将军,多次领兵出征,在打击元朝残余军事力量及对西北、云南的征战中立有大功,如逼降辽东纳哈出,对蒙元捕鱼儿海之役,随沐英、冯胜等征平云南等,被封为凉国公,后为太子太傅。蓝玉自恃有功,专恣横暴,所为多不法,举止傲慢,无人臣礼。洪武二十六年,被锦衣卫指挥蒋谳所告,以谋反罪被杀。明太祖乃藉此兴蓝党大狱,死一公十三侯二伯,株连被杀者一万五千人。经胡惟庸、蓝玉二案,史载“元勋宿将相继尽矣”。在两案之外,开国功臣死于非命的还有不少。明朝开国功臣侥幸得以善终者,惟有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朱元璋如此杀戮功臣,实千古所未有。    
    当代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在谈到“胡惟庸案”时曾这样说:“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    
    同时,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不仅仅是大杀功臣宿将,更主要的是从制度上加强皇权。早在“胡惟庸案”之前的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案发之后,朱元璋趁机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都察院监察百官,设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之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同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    
    影响:专制制度的顶峰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朱元璋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程度达到了顶峰。特别是丞相制度的废除,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体制的一大变革。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相权便作为皇权的补充而存在,并且在一定情况下还是皇权的制约机制。尽管历朝历代在皇权与相权的分配上有所不同,但是相权作为皇权的重要制约机制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的。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皇权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条件下运作,标志着专制制度达到了极至。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8节 郑和下西洋

    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代,许多外国商人从海道来中国经商,大都搭乘比较安全的中国海船。宋代航海人员开始把指南针使用到航海上,这就给远洋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世纪初,中国已使用十樯十帆的大海船。    
    明朝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得到相对的安定,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统帅巨大的船队到“西洋”(今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各国,在中外关系史和世界航海式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七下“西洋”,扬威域外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宝,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郑和十一岁时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动的统一云南的战争中被俘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    
    1403年朱棣登基,史称明成祖。次年正月初一,朱棣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自1405年到1433年,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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