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哥哥去开门未回来，便端着脸盆到门口去看情况，一见哥哥被杀死吓得慌忙调头就跑，被日本兵追上，从背后刺进一刀，惨叫中死去。几个日本又进到里间搜查，硬说三个跑堂的职工是中国兵，一一被杀死在房里。　　　　
　　　　例证之九　　　　
　　　　孙育才，男，19岁，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务农为业。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军伤残人员退了下来，形势很紧张。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只好东躲西藏，在一家骡马房的地洞里躲有27个人。孙育才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日本兵发现了洞口后就用烟熏他们出来。他父亲见有烟进洞，就对大伙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的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队，挨个儿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他家5个人排在最后面。他5岁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开始刺人，吓得大哭大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亲的头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当场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进一刀。他当场被吓昏倒在地上。他母亲以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调头就往家里跑。一个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脸上，被砍下一块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脸上，鲜血流淌，同时门牙也被砍掉了好几颗。不一会天黑了下来。他父亲苏醒后带领他们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个逃出了活命，其余22人都被日本兵杀害。　　　　
　　　　例证之十　　　　
　　　　郑永英，女，24岁，家住栖霞镇钱家渡，务农为生。家有丈夫、两个女儿、祖母和公公6个人。　　　　
　　　　日本兵还未打到栖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郑永福带领两个女儿逃到江北避难。后来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来，便要她丈夫到江边接。但郑永福等了许久也未见到公公来，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谁知她公公也在这时乘船往江北走。但两船在江心里擦帮而过，且谁也未看见谁。永福当晚回到家里，听说日本兵来，便带着老祖母，牵着一条牛，向石埠桥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阳寺附近的路上撞到两个日本兵。郑永福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兵”。郑永福说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证，但日本兵不听郑永福的分说，端起枪来，砰砰两枪，将郑永福打死在衡阳寺附近。　　　　
　　　　例证之十一　　　　
　　　　许金凤，女，27岁，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队闯进沙洲圩村里。她丈夫便急忙躲进一个大橱里。谁知日本兵进到圩里就点火烧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来，当即被日本兵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对准他的头部打一枪，从左边打进去，子弹头从右边出来，脑浆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尸体抛到塘里。　　　　
　　　　日本兵走后，下午4点多种，她请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塘里捞了起来。正在埋葬时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尸体放火烧掉了。　　　　
　　　　例证之十二　　　　
　　　　苗学标，男，40岁，家住陡门桥山东会馆里。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尸、埋尸，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几百个男人被抓到这里，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接着又来了一些日本兵，挨个摸摸被抓来人的头、手和腿。他们叽里咕噜地互相说些什么，把检查过的人分成两边。直到下午4点多钟，把排出来的300多人硬说是中国兵，当场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叫他们这一边的人把尸体扔进塘里。苗学标等人趁机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专门派他和其他被抓来的人抬尸体往塘里扔。他和被抓来的人抬了40多具尸体，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到升洲路一带遍地都是尸体，多半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东会馆。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与他同时被抓的夫子约20多人。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中华门外，又要他们抬尸体。他们大约抬了几十具尸体到山脚下，随即挖坑掩埋。最后，日本兵又要他们在雨花路挖一个坑，深约一米多。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中国人下到坑里，另几个日本兵抢忙往坑里填土，把一个活人给埋在坑里了。　　　　
　　　　后来，日本兵又把他们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那座大桥有5个桥孔，他亲眼见到抬的尸体足足填塞了两个高大的桥孔。　　　　
　　　　例证之十三　　　　
　　　　谢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号，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杀害4口。　　　　
　　　　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她才5岁，全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冲进她家，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找到了她大妈外甥女的照片，于是强迫她父亲交出这个花姑娘。当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亲。她父亲怀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边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杀害。然后又把她母亲杀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证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惨遭日军杀害。　　　　
　　　　他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街头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奸掠，无所不为。他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他年龄小（他才6岁）。他母亲已近临产不便行走，只好与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亲带着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渔滩圩（即沙洲圩）荒岛上去避难。他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了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到几日本兵追赶一个农民，捉到后用石块绑住沉入江底。这使他们感到荒岛上也不安全。这时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他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他们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籍，全家人无一生存。他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婴儿惨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他们归来，哭诉了那天遭难的经过：在他们走后的一天，好几个日本兵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他家首当其冲，鬼子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临走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喊大叫。他母亲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里。日本兵看见他母亲，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日本兵便端起机枪向洞里扫射，接着又往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兵手里。　　　　
　　　　例证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华门韩复村，亲见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杀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个日本兵窜进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结果藏在山上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日寇便从中挑出13个青壮年。他那时24岁，也被拖了出来。9个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他们13人开枪射击。子弹头从他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吓，裁倒在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同胞的尸体都往他身上压。他的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其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日本兵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伤好几处。日本兵以为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他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尸堆里爬出来。他连走带爬躲进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之前告诉乡亲们说：李成福还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属和乡亲们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时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又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他鼻子里的泥血挖出，洗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上了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2节　铁证如山（4）（图）

　　　　例证之十六　　　　
　　　　张从贵，男，家住宝塔山。　　　　
　　　　日本军攻陷南京时，为了躲避日本兵屠杀只好向外逃难。他路过江东门时，桥边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竟将他们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画脚，示意要他们干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活。他们要求放走他们，日本兵又不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要他们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等到日本兵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日本兵把他们九个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上，逼着他们全部跪下。两边各站一名日本兵，以防他们跑掉。另有九个日本兵，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使劲朝他们身上刺去。第一刀正中张从贵的腰部，因天气很冷，他穿着棉衣，这一刀未刺着他的肉。第二刀正中他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便昏倒在地。什么也就不知道了。日本兵也以为他被杀死了。到了深夜，他苏醒过来，借着月亮，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操场上，周围一片血迹。仔细一听，没有一点动静，猜想日本兵都睡着了，便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又忍痛爬出了一里多路，经过许多艰难周折，第二天到他岳父家，逃出一条活命。　　　　
　　　　例证之十七　　　　
　　　　杨品贤，男，家住小彩霞街6号。当时在古乐斋商店学徒。　　　　
　　　　1937年冬天，日军进攻南京城时，他全家5口人搬进上海路豆芽桥难民区避难，目睹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难民登记要过五关：1。光头关；2。手上老茧关；3。肩膀上老茧关；4。头有帽子印关；5。套头卫生衣关。在过这5个关上冤枉死了很多人。　　　　
　　　　日军侵占南京两个月后，就把豆芽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难民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摆着方桌，日本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都是难民，外面有日本兵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到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另一边。”　　　　
　　　　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是中央军的举手，结果仍无动静。第三次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忽啦一下都举起了手。日本军官大怒，下令把青年都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拖出去又跑回人群，说他不是当兵的。连拖了他三次，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出去的青年再也不敢跑回来了。青年难民被拖出去后，日本兵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人都当作是中央军，押上了大卡车拉走了。杨品贤当时头上留有长发，手上又没有老茧，故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去的青年逃回来了，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在枪声响时倒下，夜间从死人堆里爬起，又逃了回来。杨品贤一家领到“良民证”后，在搬回家的路上，沿途看到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的耳朵。他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很多同胞。　　　　
　　　　例证之十八　　　　
　　　　刘世尧，男，40岁，住丰富巷。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他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里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区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他父母和他的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35难民收容所，要他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革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35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有2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里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九日的上午9点左右，突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10多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奸掠。　　　　
　　　　冬月十四日，刘世尧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人在云南路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中国人带走，中午时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闻枪声响，不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个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口，把人推进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刘世尧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良民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起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杀死了。　　　　
　　　　例证之十九　　　　
　　　　这里仅就掩埋尸体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这里埋尸15。5万指的是被日军分散屠杀，而由慈善团体或个人义务掩埋的数字。它不包括日军集体大屠杀的人数在内。同时，南京大屠杀后，由慈善团体招募而参加掩埋尸体的人数以百计，这里仅记述施惠云、沈锡恩和刘德才等人参与埋尸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云，原在万竹园种菜谋生。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们一家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施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他五六十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他，对他说：“你带20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施找齐20人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并要他当班长。他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尸体。当时到处都是尸体，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个人，分两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他们就用铁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运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施惠云班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沈锡恩，家住鸡鹅巷礼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个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10月底，因形势紧张，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12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沈家。他家后屋的邻居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