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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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共中央更直接指令徐向前、陈昌浩：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在中共中央这时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中共中央再度具体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脱离第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而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的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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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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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第四方面军的指挥员，陈昌浩、徐向前自然没有能听命于中央。不仅如此，陈昌浩还忿然致电一方面军的林彪、聂荣臻与彭德怀等，谴责中央是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军第1、第3两军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而张国焘随后更警告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成为罪恶行为。”
事实上，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第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两军单独北上，情形确实极不乐观。这时，整个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作战部队已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6个团的战斗部队，而且还要负责保护和运送上千的干部和伤病人员。以这样少的兵力和这样重的负担，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完全没有可能性。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9月12日在俄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新的方针的中心之点，就是“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和外蒙，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与援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可以肯定，在过去提出这样一种方针，是注定要被人指责为“退缩逃跑”路线的，但如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有的数千军队和几百名干部几乎成为中国革命的全部依靠和基础，任何进一步的重大损失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因此，毛泽东明确解释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中共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故人们一致强调：红军今后一定“要谨慎，不能冒险”。因为根据毛泽东的估计，红军周围的敌人至少有30个团左右，在通往苏联边境大约5000里的路上，国民党不仅可以集中70多个团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实行以红军现有技术手段所难以击破的“堡垒主义”。面对这种情况，红军不仅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下子消灭几师敌人”，而且“有可能打败仗，有可能较大减员”，甚至可能“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所以，即使“为了保存（干部），我们也要打通国际联系”，即使为了“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取得苏联的援助。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这样做并不等于什么“退缩逃跑”，张闻天解释说：既然依靠红军自己的力量“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打通国际路线就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这不等于说不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接通国际联系，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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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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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9月12日，中共最终于俄界会议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并开始具体实施了。他们不再等待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当即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俄界兼程北上，于6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锋芒直向苏蒙边界。几乎是再巧不过的事了，红军刚刚渡过渭河，就意外地从缴获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中得到了新的消息，并很快在同中共陕西地方党部的联系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得知在陕北一带还存在一块根据地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部队。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大喜过望。于是，中共中央所率领的这支陕甘支队再度改变前定计划，转而向陕北苏区开去。可以想象，正是这一过去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决定，开始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进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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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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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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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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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一次只有少数中央常委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决定改变前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的。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9月12日在俄界会议作出打到外蒙边界去的决定时，他们还不清楚路经之处会有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既然打到苏蒙边境去，是为了保存剩下的这数百干部和几千战士，那么，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达到了当初决定的目的，改变原先的决定是很自然的。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北上苏蒙边境寻求帮助，尽管是万不得已之举，总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贸然行动，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虚言恫吓，能不去自然也就暂时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苏复交、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渐恢复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像当年支持国民党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样，毫无顾忌地援助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红军，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因此，基于种种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纯属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上，人们一致决定：一方面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一方面得到机会时还要再派支队去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自腊子口一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减员竟又“超过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领导人深感震惊。就连毛泽东也叹息道：损失比例如此严重，就是过雪山草地也未曾有过。由此可见红军疲劳之甚。再向前去，特别是要通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或宁夏，结果如何却更难预料。因此，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打通苏蒙边界更迫切、更重要。当他们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带领中央红军摆脱追兵，开进了陕北苏区，停下来不走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站——吴起镇。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呢？它会不会又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这时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25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26军组成的红15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之谱。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以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这时有两个条件对红军是有利的。
第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经不把北上红军视为追剿重点。蒋介石这时明确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
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至于对毛泽东所率领的小部分红军，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回窜出来”。因此，蒋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事务均交给代总司令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故中共中央这时注意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已经“告一段落”，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不再积极跟进，“现进攻我们的主力是张学良，指挥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红军看来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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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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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这时，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25、26军改编而成的红15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像10月1日，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尾随进剿的东北军第110师，甚至击毙了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只过了20多天，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之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9团团长高福源。要知道，这时有数以万计的东北军正在陕北一带四处“围剿”红军，一个红15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会师后，围点打援，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带仅以数连兵力即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红军光是俘虏就捉了两千余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已经稳稳地在陕北站住了脚。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500人，俘虏3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总数已经接近于15000人。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000名游击队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军事领导人发现，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对陕北苏区实行有效的包围。他们并且相信，在苏区南面，东北军在进攻红军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两个杂牌师始终行动迟缓动摇，更是不足为惧。苏区的东西两面虽有东北军、马鸿逵和阎锡山的几个师，但其防线背后都很空虚，不难将其打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时间的长途征战之后，能够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与补充，使部队从长期的被动应战转为主动进攻，
这正是中共多数军事领导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们显然更加坚定了要全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决心，至于对两个月前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则明显地感到不那么迫切了。
不过，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让中共中央得知了一个既令人吃惊又让人振奋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