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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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六年，李吉甫回归长安，再一次当上了宰相。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权力快意恩仇，这一次宪宗让另一位大臣李绛在同年的晚些时候也出任宰相，来牵制能力卓绝但心胸略显狭隘的李吉甫。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对立。御前的几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但在元和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他依然只是一个提出建议和批评的参谋，整个中书门下机构还在李吉甫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进行周密的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务不了了之。
这时，一个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终于，连人在深宫的宪宗也向李绛问起了朋党的事情，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才能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而加以禁锢，结果亡国无日。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它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了。
那已经是元和中叶了。裴度和李绛一再辩解的话语也许还余音绕梁，中唐党争的主角们就已经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皇帝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象宪宗这样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在具体事件发生前预先感知到它的发生。早在元和八年，他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宪宗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于是，他决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阻止中唐党争的来临。因元和三年策论案一贬再贬的韦贯之，如今已经回朝担任宰相了。现在，他意外地成了第一位因为朋党而落职的人物。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性高洁的韦贯之与人结为朋党。可他得罪一个名叫张宿的小人。在张宿出使淄青的时候，宰相裴度想为他申请银鱼绯服的待遇。但梗直的韦贯之直指张宿为奸佞，阻止了这件事。张宿知道后，对韦贯之恨入骨髓。可他也知道，韦贯之操行完美无暇，很受皇帝的器重，没那么容易扳倒。小人只好隐忍不发，以待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发生武元衡遇刺案。
武元衡和裴度是李吉甫去世后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曾和朝廷兵戎相见的河北藩镇。宪宗皇帝凭着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幕后的主谋，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等六道进讨成德。
此时，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韦贯之提出了先取淮西吴元济、后讨王承宗的主张，以避免朝廷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但是宰相横尸街头的情景极大地刺激了宪宗的神经。他非常反感韦贯之屡次劝谏的举动。作为被害人之一，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武元衡死后，裴度已经成为宪宗皇帝最为倚重的主战派大臣。他的一言一行，对朝廷都有绝大的影响力。他和韦贯之在用兵成德的问题上存有巨大分歧，已经几次在御前发生争执。
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正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终于等来了报复韦贯之的时机。就象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好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宪宗皇帝。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为他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宪宗皇帝对朋党紧绷的那一条弦，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去罢免曾经器重过的韦贯之。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听说后，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把他自己也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被免去翰林学士，就这样，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们悉数被放逐出长安。张宿也用自己的举动证实了韦贯之对他的评价。在被牵连的人中，韦顗、李正辞、韦处厚都是人品清正，为世所重。犯了众怒的张宿一手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韦贯之朋党一案中，裴度作了壁上观。韦贯之被贬使他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反对者，又强化了他的权威，所以他乐观其成。可韦贯之等人的出局导致裴度的势力空前强大，这同样引起了宪宗的警惕。当宪宗预备起用皇甫镈为宰相的时候，裴度上疏极言不可。早有成见的宪宗立刻把裴度的反对理解为党同伐异。在政敌的策划下，裴度也步韦贯之的后尘，离开了长安。
韦贯之和裴度是不是朋党，今天已经无法深究了。但宪宗从口头警告升级到实际打压，却表明他对朋党之争的忧虑在加深。
可惜，神明渐衰的他疏忽了身边一个可以被证实的朋党。真正的结党的，恰恰是裴度所极力反对的皇甫镈。他和令狐楚、萧俛三人同为贞元七年进士，交情深厚。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贞元七年进士党。萧俛从元和六年起就充翰林学士。元和九年，因为擅长理财得到宪宗皇帝宠信的皇甫镈把令狐楚也安插进了翰林院。有两位同年同时供职于翰林院，给了皇甫镈很大的便利。但是，从武元衡遇刺到淮西之役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共同的政敌裴度如日中天，使三人都遭到了打击。元和十一年，萧俛因为反对裴度用兵淮西，和另一位同僚钱徽双双离开了翰林学士院。第二年，令狐楚又和宰相李逢吉一同图谋反对裴度。结果在裴度的反击下，李逢吉罢相，他也失去了翰林学士的要职务。可裴度还是没有放过他，下一年就把令狐楚赶到了华州。任命皇甫镈为宰相，也遭到了裴度的激烈反对。朝野上下，呼应裴度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说，这是皇甫镈一党最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居然安然地度过了。皇甫镈在朝野一片反对的声浪中登上宰相的高位。这使局面顿时峰回路转。他立刻不失时机地推荐萧俛为御史中丞，帮助他钳制言路。元和十四年四月，裴度因反对皇甫镈拜相出镇太原，空出了一个宰相位置。皇甫镈又推荐了令狐楚，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皇甫镈一道执政。这样，执政和监督两大权力都落入了三个贞元七年的进士手中。这一朋党的势力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达到了颠峰。
皇甫镈援引令狐楚入相，打破了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因此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
随着宪宗皇帝驾崩，皇甫镈被罢免。为了挽救贞元七年进士党覆灭的命运，令狐楚推荐了萧俛来接替皇甫镈。二人以宰相身份联袂入宫保住了皇甫镈的性命。如果说，皇甫镈曾是贞元七年进士党兴起的关键人物，那么在这个朋党瓦解的过程中，他也是最致命的因素。由于和皇甫镈走得太近，令狐楚也陷入了内外交迫的窘境。皇甫镈贬死后，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这时，李宥对萧俛还有好感。人们对与萧俛一党的令狐楚多少有些投鼠忌器，还没有人公然发难。但是，当年六月令狐楚的亲吏污赃事发，终于引发了攻击他的政潮。接着，又有人站出来揭发令狐楚在充奉山陵使，为宪宗皇帝营造陵寝、主持葬礼的时候纵容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勾结翰林阴阳官，克扣工徒的工钱，将克扣所得十五万贯当成节余献给朝廷，骗取政绩。令狐楚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被一贬再贬，到衡州去了。失去了同党的萧俛在宰相位置上也是去日无多了。
本为令狐楚赏识的翰林学士元稹也借着草拟《令狐楚衡州刺史制》和他划清界限。元稹没有高洁的声望；李绅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科举的李德裕有声望却没有同年；有背景却为背景所累。过去的十年，李德裕、元稹和李绅在长安的履历一片空白。这使他们也没有时间在这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由于李宥还在东宫的时候就非常欣赏他们，他们才得以在元和宫变后的第一个月就会聚在这翰林学士院，踏入权力的中心地带。在时人看来，他们也是一党，是所谓的“翰林三俊”。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整个长庆朝势力最强大的朋党——李逢吉一党。
拜相前的李逢吉没有任何政绩、没有任何挫折，也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和个人风格。唯一值得一提的经历就是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当今天子李宥。在元和十一年的宰相群体中，李逢吉还只是一个配角。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是削藩之策的首席执行者，是元和中兴最蓬勃力量的代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裴度的政治命运是和武力削藩之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所以，李逢吉秘密地开始了他的筹划。《新唐书》记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那么，李逢吉督促谁出面请求罢兵呢？
我想应该是令狐楚。本来，萧俛和钱徽才是合适的人选。特别是萧俛，品行无暇，在朝廷中口碑很好，又从元和六年起就在翰林学士这一重要的位置上。可惜，就在段文昌拜相前一个月，萧俛和钱徽一起被解除了翰林学士职位。萧俛被罢斥起源于李吉甫的谥号。李吉甫薨于元和九年冬。两年后，朝廷开始讨论他的谥号。掌管拟谥的太常寺提议用“恭懿”，而博士尉迟汾认为“敬宪”更贴切些。这都是些美谥，可开元名相张九龄的族孙张仲方却站出来反对给李吉甫美谥。对李吉甫生前鼓吹的武力削藩之策大加鞭笞，激怒了和李吉甫立场一致的宪宗皇帝。在宪宗看来，这是对用兵之策的公然挑战。张仲方被贬为遂州司马后，萧俛也坐张仲方同党的罪名，被赶出了翰林院。同时离开的，还有钱徽。可惜，对如此鲜明的讯息，李逢吉置若罔闻。他选择了萧俛的同党令狐楚来作为自己反对裴度的盟友。
我怀疑，在李逢吉的计划中，段文昌是他的另一盟友。上一年，段文昌本就有望入翰林学士院了。宪宗皇帝有意用段文昌和张仲素为翰林学士。但是，这个动议遭到了韦贯之的反对。这种反对有性格上的原因，潇洒倜傥、好色重财的段文昌很难得到韦贯之这样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赏识；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韦贯之和已遇难的宰相武元衡关系不睦，而段文昌正是武元衡的女婿。从日后的政治表现看，段文昌在藩镇策略上的见解和萧俛是相近的，也就是罢兵一派。所以，到韦贯之罢相，李逢吉见段文昌入翰林院最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立刻推荐他为翰林学士。这样就能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安插进又一个亲驸自己的人物。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李逢吉和令狐楚想内外维持来牵制他的政治态势洞若观火，也在寻找机会来攻击两个人。第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了。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弊逐渐显示出来，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议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认为，罢兵的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劝宪宗放弃战争。这时，裴度保持了沉默。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裴度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宪宗见惯了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裴度主动请缨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宪宗立刻让长于骈文的令狐楚起草制书，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就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心情沮丧的令狐楚很快就草草起稿，拟出了制书。这样的文字当然不能让裴度满意。他提请宪宗对制书中的三数句话加以修改。裴度就是故意要用这种出格的做法来表示他的不满。他相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正希望自己效命沙场、力挽时局的宪宗不会为这样的细节斥责自己，损害即将出征的统帅的权威。宪宗皇帝对裴度的用意也是心领神会的，立刻将令狐楚逐出翰林学士院。同时，李逢吉也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宪宗以霹雳手段为裴度扫清了后顾之忧。就这样，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裴度和他所代表的用兵之策，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反对者的名单：韦贯之、张弘靖、白居易、段文昌、萧俛、令狐楚、钱徽、独孤朗、张仲方……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朋党。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裴度和他对成德的征讨。李逢吉以为，他可以混迹这个庞大的阵营，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可是他错了。他没有看清，武力削藩是元和朝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宪宗皇帝不可违背的意志。任何阻拦的行为，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选择反削藩之策作为突破口，绝对是一个错误。
李逢吉落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操切。在宪宗皇帝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裴度的时候，他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支持令狐楚、反对伐蔡的真实嘴脸。当然，这也和他还不善于经营朋党有关系。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段文昌在这个事件中保持中立，显然是隔岸观火。李逢吉和令狐楚的谪贬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几年后段文昌稳稳地自翰林学士入相，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
可见，元和晚期的李逢吉在政治上还稍嫌稚嫩，一帆风顺的仕途经历使他对权术的运用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元和宫变的发生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在政坛上异军突起，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贞元七年进士党的形势急转直下。皇甫镈、令狐楚相继被贬后，形影相吊的萧俛也很难在长安立足了。
与萧俛政见相近的段文昌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段文昌属于某一朋党。他的岳父武元衡是强硬的削藩派，可段文昌本人却持相反立场，和萧俛共同推动“销兵”，试图以平和方式解决藩镇问题。在李逢吉的提携下，段文昌步步高升，在元和后期顺利地进入了翰林院。可他没有贸然卷入李逢吉与裴度的争斗中去，和贞元七年进士党也没有太多瓜葛。在皇甫镈失势后，段文昌作为一个几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选，和萧俛一起拜相。这样一个立场中立的人物亟亟地想逃离长安的是非旋涡。他利用独对的机会，向李宥推荐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和元稹，为自己妥善地安排下一条后路。
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想染指宰相高位。这恰恰给了段文昌和萧俛交卸相权的机会。段文昌想和王播换个位置，积极地支持王播入相，好空出成都的位置。萧俛的态度和段文昌正好相反。他多次在延英会议上极力地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