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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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
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
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 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
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
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
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
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
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
附录 略论治史方法
一
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
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
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
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
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
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
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
一九三六年九月
二
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
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
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三
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
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
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停顿之状态。
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四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
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
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
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