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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冷血--杜鲁门·卡波特-第9章

小说: 冷血--杜鲁门·卡波特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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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出版公司 

  

第一部分 
 第一章 (42)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有时我一天开六十英里,”他对一位熟人说,“这样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星期天是例外。当时,正是那个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里,正仔细地看报纸。我大多数故事的灵感都来自于报纸,你知道吗?唉,电视正开着,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玩,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听见了从楼下传来的声音,是从基德维尔太太家传出来的。但我想这也许不关我的事,我是新来的,开学时我才搬到霍尔科姆。但是没过多久,我妻子雪莉,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亲爱的,你最好到楼下去一趟。他们全都歇斯底里了。’那两个女孩,当时的确是歇斯底里了。苏珊永远也忘不了,永远。可怜的基德维尔太太,她的身体不太好,她一开始就紧张过度。她一直在唠叨,但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她一直在说:‘哦,邦妮,邦妮,出了什么事?你是那么高兴,你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不会生病了。’说的话大意是这样。就连埃瓦尔特,也像任何一个易动感情的男人一样,开始激动起来。他打电话给加登城的司法长官办公室,加登城司法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告诉他‘在克拉特家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情’。司法长官答应马上过来,埃瓦尔特先生说好的,他会去公路上迎他。雪莉下楼,和女人们坐在一起,试图安慰她们,好像随便是谁都能办得到。我和埃瓦尔特先生一起,和他开车出去到公路上去等候司法长官鲁滨逊。在路上,他对我讲了发生的事。当他说到发现电话线被切断时,我立刻就想,嗯嗯,拿定主意,最好睁大眼睛仔细听,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以防万一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证。”

  “司法长官到了,当时是九点三十五分,我看过手表。埃瓦尔特先生向他挥手,示意他跟着我们的车走,我们直接开车去了克拉特家。我以前从未去过那儿,只是远远地望见过。当然,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人。凯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级英语班里。我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剧里给南希做过导演。这两个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谦虚,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出身富贵人家或住这么大的房子,有树林,有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我们到达那里时,司法长官已经听完了埃瓦尔特的讲述,他用无线电通知办公室,要他们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辆救护车前来增援,说是‘发生了某种意外事故’。然后我们三个走进住宅,穿过厨房,看见一只女式钱包撂在地上,电话线已被割断。司法长官的后腰上挂着一只手枪,从我们上楼到进入南希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把手放在枪上,准备随时拔出来。

  “唉,太糟糕了,那个优秀的女孩,可惜你们永远都没法认识她了。她被人用猎枪从距离后脑大概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墙上溅满了鲜血。床单一直盖到她肩膀。鲁滨逊司法长官拉开床单,我们看见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袜和拖鞋,仿佛不管何时发生的事,她都没有上床睡觉。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膝盖被绳子捆在一起,这种绳你在威尼斯式软百叶窗帘上可以见到。司法长官问道:‘这是南希·克拉特吗?’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我说:‘是的,这就是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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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43)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我们又返回走廊,往四处瞧。门都关着。我们推开一扇门,原来那里是浴室,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认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里面有一把椅子,一种餐厅里用的椅子,在浴室里看起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在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牌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膝盖,膝盖也被捆在一起,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干得多么复杂而巧妙。想想吧,要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吓得灵魂出窍。她还戴着首饰,两枚戒指,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是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浴衣,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脑袋的一侧被近距离平射击穿,子弹的冲击力撕裂了胶带,使胶带变松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不得不目击凶手的动作———用枪瞄准。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司法长官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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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44)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凯尼恩在哪儿呢?司法长官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室,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的地方,从钱夹里撒出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是有人要通过卡片搜寻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有办公室是例外,那里的听筒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司法长官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打过。他说没打过,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迷惑的人,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这就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里传出楼梯的响声。‘谁在那儿?’司法长官问,好像他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司法长官。他进屋时好像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调查了。司法长官告诉他,声音有点凄惨:‘温德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有两具尸体。’‘唉’,他叹了口气,温德尔也叹了口气,‘下面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在角落里,躺在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他看起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貌,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好像他是匆忙之中穿上衣服的,手头能抓到什么,就穿上了什么。他的头靠在一对枕头上,枕头塞在下面,好像是要使目标更容易瞄准。

  “司法长官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意指地下室的另一扇门。司法长官在前面走,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一间锅炉房,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然后将热气送到地面上,这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所有的屋子都热得过分的原因。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是正对着面部开枪的。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有条纹的睡衣,除此就没穿别的了。他的嘴被胶布封住;胶布还绑住了他的头。他的膝盖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或者说,他设法挣脱掉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疼痛,反正是把绑在他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这只箱子看来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司法长官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两个带血迹的脚印。带圈圈的半圆形的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蒸汽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明显,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干的,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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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45)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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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46)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客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抱住带球跑的球员一样:轰!轰!并不是我在抱怨,请注意。这是个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它使我保持了青春。”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或者如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妈妈,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已经七十五岁了。特鲁伊特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戴着三角大头巾,穿着牛仔靴(这是能穿在脚上的最舒服的东西,像潜鸟的羽毛一样柔软),她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亲属关系,那时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名字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他做了什么呢?很快就揭晓了,他背叛了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是我们背叛他。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因此!我们!永远!在这里!”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碰巧是当地的女邮政局长。“只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获得这个政府职位的原因。默尔特甚至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竭力争取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低到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啊!是吧!”

  在特鲁伊特的工作中,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是工作日。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的西去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放下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授予一座透风的、满是灰尘的小屋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也颤抖了,信箱门关不上,灯泡坏了,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多少有点独到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起作用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从她外表可是看不出来的。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裤子,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但心里藏不住话,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她和已故的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一直到1955年才停业。由于本地区只有这么一家舞厅,方圆一百英里内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有时引起了司法长官的注意。“我们的日子很艰难,确实如此,”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烈酒,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混有威士忌酒的汽水,从不卖走私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出售。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去世了,距今已七个月零十二天,他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死后要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闭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坐一阵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正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老妈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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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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