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9-动物园的历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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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不规则花园以一种分裂和拼贴法为基础。它产生于形式的组合，所有形式不光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也是自然本身的产物。人类将它们视为最具特色或最美的形式，于是为追求多样性、非对称性和曲折性而将它们融合在了一个特定地点：山和谷，湖和溪，树林，林间空地，灌木和草地，阴影和光线，等等等等。所有要素均以精心规划的全景结构为框架，在视觉上与外部世界相联（围墙常常被沟渠取代），巧妙的组合方式使人类干涉的痕迹隐而不见。众所周知，这类花园的设计深受17和18世纪绘画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它的风景表现、透视模式和光影处理。“一个人在构思风景的时候必须像一个诗人和画家，要同时动用眼睛和大脑。”1777年，风景花园理论家R·吉拉尔丹（R。Girardin）这样写道。　　　　
　　　　这种风格在18世纪后半叶风靡欧洲各地。海瑟伯爵领主于1758年在卡塞尔的贝尔维尤城堡（BellevueCastle）树立了一个典范，之后，新时尚传遍了日耳曼领地和意大利半岛，比如顺应潮流改造了花园的罗马别墅。法国的首例是18世纪60年代在埃尔蒙诺维尔（Ermenonville）和兰锡出现的。但直到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在1781年改建了贝勒维城堡（Châ；teaudeBellevue），玛丽…安托瓦尼特女王从1783年开始重整特里亚农村，这种运动才获得了真正的动力。贵族阶级纷纷效仿她们，发展起了一种法国版的风景花园：村庄或农场、休养所、曲径、亭台、桥梁和岛屿、假山园林、洞穴和遗迹点缀在英国式的美景中，每一样都反映了对巧夺天工的人造事物的执著爱好。 　　　　
　　　　那些展有动物的花园通常较大，更倾向于将驯化的本土动物（鸭子、雉、牛）半自由放养在农场、奶场、鸟舍和小岛中，这是为了给整个景象增添一丝生气。这种安排得到了法国的吉拉尔丹（1777年）、英格兰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1785年）和日耳曼领地的C·C·赫希菲尔德（C。C。Hirschfield，1779~1785年）等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表达了开放式风景向自由的回归，令景色变得更为生动自然。专家们还建议用根据周边环境改造过的各种乡村建筑容养动物。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五章　精英阶层与动物花园的诞生（3）

　　　　巴黎博物馆中的动物园对新风格的接纳无疑受到了政治意义的支持。这座风景花园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们将它与对专制政权的含蓄挑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它被视作自由的象征。例如，《Franconville…la…Garenne花园导游》（GuidedesjardinsdeFranconville…la…Garenne，1784年）一书的作者断言：总有一天，“人们会难以理解一个生来自由、痛恨奴役的人为什么曾乐于将自己关在家中，就像将一个罪犯关进监狱一样。”巴黎植物园是风景花园与大型奇异动物园相结合的第一个范例——尽管囚养猴子和危险动物的建筑并非整体风景的一部分，这一点仍然成立，因为这些动物代表着另一种更科学的自然观。我们将在后文回到这个问题。　　　　
　　　　欧洲时尚　　　　
　　　　整个欧洲都效仿了巴黎植物园的模式，这部分上可归因于法国在当时的威望。法国的许多创意都被或多或少直接汲取了，连敌对国家也不例外，即使在法国战败之后也是如此。这种影响力的传播在加强、加速，新式动物园随之出现于欧洲各地。先后在巴黎和伦敦出版的旅行指南以及作为插图或附带指示图的平版画和（后来的）相片促进了这一变化。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铁路便利了对前沿地区的访问，因此也推动了革新的普及。比如在1858年，一个巴黎代表团在于布伦森林（BoisduBoulogne）兴建一个动物园之前奔赴伦敦、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进行了考察。从1863到1900年，伦敦动物园的监管部门每年都要前往欧洲大陆学习同行们的经验。流行模式仍在不断变化。当巴黎植物园渐渐显得落伍，伦敦和安特卫普的动物园开始被看作动物数量和设备质量的先进典范。1870年之后，柏林的动物园也崭露头角，成为可与这些伟大机构并驾齐驱的领先者。　　　　
　　　　但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巴黎植物园的两个特征却始终在影响着整个欧洲。它的布景方式很快就被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VII）时期的马德里（1808~1833年）采纳：丽池的一个边缘区域有一座放养动物的人造山、一个食草动物栏和一个猫科动物馆。巴黎植物园将奇异动物和建筑分散于英国式花园各个角落的创意也分别于1822年和1828年实现在属于普鲁士国王的波茨坦孔雀岛（PeacockIsland）和伦敦的摄政王公园。这种规划在19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与之相伴的是动物园中的一种关系逆转：动物园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设在既定公园中的一个成分；比如，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鹿特丹和汉诺威，与其说兽栏是草本和树木的装饰品，不如说草本和树木是兽栏的装饰品。　　　　
　　　　这种趋势就是“动物花园（zoologicalgardens）”这个词的根源。在伦敦的摄政王公园新建动物园的时候，这个词首次出现于英格兰，但它真正流传到欧洲大陆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在19世纪的英格兰，也有人将它简化为“动物园（zoo）”，但这个词直到20世纪早期才流行开来——在法国，它曾出现在1931年的殖民博览会（ExpositionColoniale）中；“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无疑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公园与其他公园的不同之处。　　　　
　　　　对国家的无私贡献是巴黎植物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体现在它的宗旨和亲民性上。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结和民主呼声日渐高涨的时代，这种精神内涵唤起了欧洲人民的激情。于是，一股股动物花园建设风潮相继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各地。　　　　
　　　　英国首当其冲：以伦敦（1828年）、都柏林（1831年）、布里斯托尔（1835年）为先锋，随后波及到人口密集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地区（曼彻斯特，1836年；利兹，1840年）。最后，绍斯波特（1906年）、哈利法克斯（1909年）和伯明翰（1910年）又在20世纪初锦上添花。　　　　
　　　　第二股风潮在19世纪30至60年代之间席卷荷兰和比利时：首都（阿姆斯特丹，1838年；布鲁塞尔，1851年）和海事、贸易和工业重镇（安特卫普，1843年；根特，1851年；鹿特丹，1857年；列日，1861年；海牙，1863年）。　　　　
　　　　世纪中期，几个特征类似的法国城市也在第二帝国的城市变革时期一显身手：马赛（1854年）、里昂（1858年）、巴黎（布伦森林的动物花园，1860年）和米卢斯（1868年）。　　　　
　　　　第四股风潮意义最为重大，兴起于最终在1870年实现统一的日耳曼诸邦。继普鲁士首都（柏林，1844年）和德意志同盟首府（自由城市法兰克福，1858年）之后，诸多动物花园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落成，特别是在1860~80年间。有两个地区堪称核心：第一是莱茵河沿岸的主要工业区，包括科隆（1860年）、卡尔斯鲁厄（1864年）、斯图加特（1870年）、杜塞尔多夫（1874年）、亚琛（1886年）和其他一些城市；第二是东普鲁士（布雷斯劳，1865年；波森，1875年；斯德丁，1882年；耶拿，1901年）和萨克森（德累斯顿，1861年；莱比锡，1876年）的较大城市，这是另一个经济龙头区。除此之外，几个较为孤立的工业或贸易城市（汉堡，1863年；汉诺威，1864年；慕尼黑，1910年）也不甘落后。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哥本哈根，1859年；莫斯科，1863年；布达佩斯，1865年；罗马，1910年）和大城市（巴塞尔，1874年；巴塞罗那，1892年；华沙，1911年；里加，1912年）也加入了大潮。　　　　
　　　　动物花园的普及之所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广，国际竞争的政治层面是原因之一。维也纳仍保留着那个18世纪的贵族动物园，但依然在1863年新建了一个动物花园。这个例子也反映了城市精英阶层的攀比心态。当时，动物花园被视作证明或保住城市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颇似盛行于19世纪（剧院，博物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和20世纪（体育设施）的其他一些形象标志。另外，兴建动物花园与建立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文学院等机构一样，都是一种全欧性运动的一部分。这类机构完全顺工业革命的动向而普及，因为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建设项目往往会得到进取而又搏学的中产阶级的赞助。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动物公园开始出现在美国。费城市酝酿已久的动物园开放于1874年；筹建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辛辛纳提动物园、纽约中央公园和芝加哥林肯公园（1868年）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公园一样皆属名城名园系列。我们可以用“大西洋、工业化、北方”这三个词概括这个系列：巴尔的摩（1876~86）、匹兹堡（1898）、布法罗（1875~95）和圣保罗等。亚特兰大（1889~92）是唯一的南方代表，旧金山（1889~92）预示了动物园在加州宜人气候中的兴起，丹佛的动物园将成为科罗拉多的旅游之窗。大约有20家动物园在1885~1900年间开放，全部游客如梭，而且在1940年之前，每年都有约两家新动物园落成。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六章　帝国荣耀（1）

　　　　当欧洲正在打造它那庞大的殖民帝国时，利用奇异动物的四种方式浮出了水面。狩猎是第一种，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尤其对殖民地的军人们来说，狩猎往往带有英雄主义色彩，他们会通过清除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为个人荣誉增光添彩。将空间限制强加给动物，也就是将它们囚养在动物园中，常常与动物适应化相结合。最后是心理上的利用，特别是驯化大型猫科动物的精神含义：这种方法与殖民进程完美吻合，以至于反正统的漫画家们用它来寓指奴隶制，而马雷夏尔·利奥泰（MaréchalLyautey）真的将殖民博览会中的那个展现帝国主义丰功伟绩的动物园托管给了一个驯狮者。狩猎、动物园囚养、适应化和驯化不断交互影响，刺激了需求，带动了野生动物展的兴起，但也害死了无数野生动物。声名赫赫的进口商们掌握着全球性的猎人网络，而空前先进的步枪成为传统捕猎方式的补充。声势浩大的动物运输队将大规模屠杀抹除于人们的记忆；动物屠杀问题没有得到丝毫重视。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动物经销商们会在欧洲的动物园中举办人种展览，古怪的男人、女人和野兽挤在一起，皆被冠以“野蛮”二字。　　　　
　　　　活捉它们！　　　　
　　　　欧洲的动物花园中不会没有猎人。柏林动物园园长的儿子卢茨·赫克（LutzHeck）将他的狩猎回忆录命名为《东非动物园外的荒野狩猎》（AusderWildnisindenZooaufTierfanginOstafrica），动物园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卢瓦泽尔（GustaveLoisel）申请了一张淡季狩猎许可证。朱尔·雅南（JulesJanin）曾提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在一次狩猎中受伤致残的男人每天都要去动物园，只为确认“这个世界上仍有可以杀的东西”。不管名字叫邦布奈尔还是塔尔塔兰（阿方斯•；都德笔下的人物），猎狮者总是猎人之王，因为他们能将百兽之王击败。猎获的动物就是他们永恒的荣誉纪念。1881年5月28日刊的《讽刺画》（Caricature）将爱德华·马内（EdouardManet）一幅画中的那只躺在猎狮者佩尔蒂塞（Pertuiset）身后的死狮变成了一张床边地毯。在英格兰，狩猎是与殖民霸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活动，猎人俨然成了“一种完美而又纯粹的帝国建设者”。譬如，洛瓦雷恩·戈登·卡明（RovaleynGordonCumming）于1838年加入东印度公司的运输队，开启了作为非洲探险家（1840年）和大牌猎手的传奇生涯。世纪中期，他带着大量战利品和填充动物标本返回伦敦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在罗得西亚（Rhodesia）服役的士兵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卢斯（FrederickCourteneySelous）也是个勇猛的猎人。他被誉为“促进了文明化事业并对英帝国的扩张有所贡献”的人。另一代猎手追随了这些先驱的足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们一直是活跃人物。　　　　
　　　　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殖民地的狩猎战利品是“被发现和殖民的土地已被征服”的标志。从19世纪初开始，威廉·布洛克（WilliamBullock）的印度博物馆（IndiaMuseum，1801年）每年都能吸引10000至20000名游客。野生动物经销商们囤积猎物，收集被18世纪的收藏家们视若至宝的动物遗骸（龟壳，海贝壳，牙齿，角），也搜罗今天所说的民族物品（武器，装饰物，衣物，珠宝）；哈根贝克家族便拥有绝妙的牛羊角和鹿角收藏品。随着标本剥制术（填充动物标本的艺术）的进步，收藏家们开始请人猎杀大型动物以求完善自己的收藏品。沃尔特·莱昂内尔·德罗思柴尔德（WalterLioneldeRothschild）便明确要求科兰东（Coryndon）为他寻找并猎杀一头犀牛。死在动物园中的奇异动物受到蔑视，狂热收藏迷们认为囚养方式已经扭曲了它们的原态。最受欢迎的动物就是最罕见或最难捕杀的野兽。德比伯爵（EarlofDerby）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5000种动物。　　　　
　　　　来自阿尔勒的浪漫亲英派后代皮埃尔…阿梅代·皮绍（Pierre…AmédéePichot）曾在一次题为“人兽之争（LaLuttedel’hommecontrelesanimaux）”的演讲中宣称：“不能顺从地围绕重心活动的物种将会灭绝，而这个重心就是人类。”1787年左右，认为自然无穷无尽、永不耗竭的老观念导致开普敦附近岛屿的企鹅惨遭大屠杀。这方面，新型武器比老式火枪更有效率就是殖民时期与过去的惟一区别。1875年之后，26个人可以在一天内杀死56头大象。要想活捉动物，惟有杀死护幼母兽或兽群首领。赴肯尼亚的托恩巴德（Tornblad）探险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群成年长颈鹿被杀死后，一只幼崽被捕获，它立即受到了全队的欢迎，得到了悉心照料，还被起了罗莎莉这么一个名字。哈根贝克也发现自己“经常被迫杀死”大象，因为成年象会用自己的躯体遮护幼兽。　　　　
　　　　每一个探险家都会为筹集旅资而变成猎人。1830年左右，德阿姆（DixonDeham）带着一群动物从乍得返回，就像斯坦福（Standford）和纳特勒（Natterer）一样。最后他把这些动物卖给了卡尔•；哈根贝克。猎人对公众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填充标本和动物园中的活标本，因为有许多猎人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个文学流派盛极一时，尤其是在英格兰。1820年，S•；丹尼尔（S。Daniel）和W•；丹尼尔（D。Daniel）出版了《非洲南部之自然、部落、动物和景色概况》（SketchesRepresentingtheNature；Tribes；AnimalsandSceneryofSouthernAfrica），书中透着一股超越了动物生活的旅行纪实趣味。后来的猎人们常常用尽小说式的刺激和悬疑来润色他们的回忆录。《一个猎人在南非深处的5年生活》（FiveYearsofaHunter’sLifeintheFarInteriorofSouthAfrica）是戈登·卡明在于1850年返回伦敦后出版的，当时他还举办了自己的猎物展。《伦敦新闻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