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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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需要同情，还是说点有意思的事情吧。于是我就把我前天发生的事情，那位先生的故事讲给她听，为了不让她担心，我故意把我当时的险境淡化处理了一下。即使盂菲斯的报纸报道了这则消息，我的父母也一定没有看到。
“你没事吧？”她听着，有些担心。
“当然没事，子弹没打中我，不然我还能在这儿和你谈话吗？”
“噢，真是要感谢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你没受到惊吓吧？”
“没有，妈妈，我很好，没有吓得魂不附体。只是公司让我休息两天，所以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可怜的孩子。克莱尔对这件事怎么样？”
“我很好，我们那儿昨夜下了大雪，离开那儿真不错。”
“克莱尔没事吧？”
“她比谁都安全，她住在医院里，可能那是整个华盛顿最好的地方。”
“我真为你担心，我看了犯罪的统计数字，你知道，华盛顿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
“几乎和孟菲斯一样危险。”
我们看见一个球落在了平台上，我们等候着有人来捡球，一个身体壮实的女士从高尔夫球车上下来，在球上面比试比试，就用球捧的末端把球击出去了，但球艺不怎么样。
妈妈回去添茶，也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能猜到我此行的最坏的打算。我的母亲希望家庭和睦，子孙满堂，而父亲却要我飞黄腾达，以艰苦的奋斗换取成功的回报。
傍晚的时候我和父亲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打迸了九个洞，实际上是父亲在打球，我一边喝啤酒，一边为他开车。我对高尔夫球没有多大兴趣。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很健谈的人，我已做好了谈话的准备，在吃午饭时把那位先生的故事重复了一遍。所以，我只是放松一两天，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全力以赴地去工作。
“我有点讨厌在大公司里工作了，爸爸。”当我们在第三发球区坐着等候前边一个四人组双打打完时我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感到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感让我有时难以忍受。这是我的生活，而不是父亲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已厌倦我现在的工作了。”
“欢迎你进入一个现实世界中来，你以为天天工作在工厂钻床上的工人就不厌倦他所做的一切吗？起码你钱挣得比他多得多。”
就这样他打完了第一回合，几乎被淘汰出局。又打了两个洞，我们在深草区找球时，他说：“你想换个工作吗？”
“有这个打算。”
“那么你去哪儿呢？”
“还说不定，目前为时尚早，我还没有找地方呢。”
“那么，你怎么知道新的位置就一定比这个更好呢？”他捡起球，走开了。
我一个人在狭窄的沥青小路上开着车，他昂首阔步地在球道上跟踪着他的球，我也纳闷，为什么我那么害怕这位灰白胡子的老人。他让所有的儿子都有奋斗的目标，并努力工作，成为了不起的人，一切都为挣大钱并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他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样，并不是天生就有社会意识的。我们捐赠物品和钱给教堂，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向政府纳税，是法律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当然，在这些付出之中，如果成就了某种善事，我们也是有份的。政治是那些愿意玩这种游戏的人的事儿，诚实的人是在这里无利可图的。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有所成就，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社会受益也就越大。树立远大目标，勤奋工作，公平处事待人，发财致富。
第五个洞他是打了双倍的杆数才打进的。他上车时抱怨说他击得太轻了。
“也许我并不是在找一个比目前更好的位置。”我说。
“为什么你不能有话直说呢？”他说。我和往常一样，由于不能正视这一问题，所以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我在考虑公共利益法。”
“那又是哪门子法？”
“那就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不为挣很多的钱。”
“那算是什么？你现在成了民主党了吗？我看你是在华盛顿待的时间太久了。”
“华盛顿有许多共和党人，实际上他们才是大多数。”
我们把车开到下一个发球区，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他原来是个高尔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精神难以集中。
我们又走过深草区，他说：“一个醉鬼脑袋开了花，你的想法也变了样，不是吗？”
“他不是个醉鬼，他在越南打过仗。”
爸爸在越战的初期驾驶过B…52型轰炸机，这使他一下子缄默了，但仅仅是一会儿，他却一点也不肯退让。“他也去过，嗯？”
我没有回答。球打飞了，他根本连看也没看就打了一杆。他又把一只球轻轻击到球道上，然后又击出去，仍然打得不很好，我们又走开了。
“孩子，不高兴看到你扔掉一个有前途的事业，”他说，“你工作这么努力，几年后你就成了股东。”
“很有可能。”
“你需要休息一下，如此而已。”
这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药方。
我把父母带到一个很讲究的餐馆。我们都尽量不提克莱尔的事，也不谈我的工作问题，对于他们所不常见到的孙子的话题也尽量避开。我们只谈老朋友、老邻居，有时我也插上几嘴，尽管对这些话题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周五的中午，我离开了他们，这时距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小时，我又准备回到了特区的那种昏头昏脑的生活中去了。
第七章
我星期五夜里到家时，公寓的房间当然是空无一人的，但却有些新的转变。在厨房的角落有一张纸条。她学着我的样子，也回普罗维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叫我回来后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她父母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艰难地谈了五分钟，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好，还有就是她大约在星期天下午回来。
我挂上电话，去煮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凝视着卧室的窗外，看着行驶在P街上的车辆。路上还覆盖着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迹象。
我猜想她一定也会把困扰我的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讲给她的父母听，在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现实之前双方都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坦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既令人伤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厌倦了这种做法，我想很快，或许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把我们的想法、担心都讲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并开始计划我们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过会是怎样地离开。
我练习着我将说给她听的每一句话，直到我感到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为止，然后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长时问。外面的温度是华氏十度，冷风刺面，打透了我的风衣。我经过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联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饭，谈笑，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转到M街时，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因为久居室内而有些烦闷，所以出来透透风。M大街是充满生气的，就是在寒冷的周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里坐满了人，餐馆里都排上了队，咖啡厅里也是座无虚席。
我伫立在一个音乐俱乐部窗外，站在齐踝深的雪里，听着里面演奏的勃鲁斯音乐，看着青年男女一起饮酒跳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岁，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二十年工作的时间还多，我已累了，当然不是老年人那种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压。我承认我已不像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样子了，姑娘们很少再回过头多看我两眼。
我感到很冷，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买了个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里，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笼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独。
从前，克莱尔周末不在家时，我就待在办公室里，一点愧疚感也没有。现在我坐在壁炉旁边，对这种念头产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后也会长久存在而且还会兴旺，而那些客户和问题，那些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将由一些年轻的律师去应付，我的离职会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动，但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接替。
在九点钟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让我从这段清醒的白日梦中醒来。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他的嗓门很大，“你忙吗？”他问道。
“唔，不怎么忙，有什么事？”
“天太冷了，又下了雪，我们现在很缺人手，你能不能过来帮几个小时的忙？”
“干什么？”
“干活，我们这儿的确缺少几个能干的人。避难所和施粥所都人满为患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志愿者来帮忙。”
“可我不知我是否能干得来。”
“你会不会在面包上涂花生酱？”
“那没问题。”
“那你就能干得来。”
“好吧，我到哪儿去？”
“从办公室走十个街区左右，就在第十三大街和欧几里德大街交汇的地方，你会在右侧看见一个黄色的教堂，就是以便尼派基督教会。我们就在地下室里。”
我把这些话用笔写了下来，我越听就越有些发抖，因为格林先生让我去的地方是常发生械斗的地区。我想问问我是否需要带上枪，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随身带着枪的。但他是黑人，而我却不是。还有我那辆车怎么办？我那辆昂贵的车。
“明白了吗？”他停了一会儿，问道。
“是的，明白了。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到的。”我仗着胆子说，可心里却不停地在打鼓。
我换上牛仔裤，穿上汗衫和标名远足鞋。我也把信用卡和钱包里的大部分现金随身带上。在衣柜的顶端，我发现一件旧细帆布的上衣，还是个有皮里的，上面有咖啡渍和油漆渍，这还是上法学院时穿的，现在可以算做文物了，我穿戴好之后照照镜子，使自己尽量看上去不是个很富裕的人，但还是不行。如果在某个杂志的封面上，一个年轻的演员穿上这身衣服，说不定马上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我特别需要一件防弹背心，我有些害怕。但是当我锁好门，走到风雪中时，我又有一种异样的兴奋。
飞车开枪射击邻近车辆和聚众攻击行人的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由于天气的缘故，路上几乎不见什么车辆，十分安全，起码那时是这样的。我找到了那个教堂，把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上，这个教堂虽是个主教堂，但并不大，看样子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很明显，原来的教会组织早已把它废弃了。
在拐角处，我看见一群人龟缩在一起，等在门外。我迅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就像我十分清楚要去哪儿那样。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流浪汉的世界。
正当我假装很熟悉的样子向前慢慢走时，突然我走不动了，我被惊呆了，地下室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数量之多难以置信：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打算睡觉；有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低声谈话；有的坐在长条桌旁吃东西；有的则坐在他们的折叠椅上，靠墙的每一英寸都坐满了人，他们背靠着空心煤渣砖墙。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玩，母亲总是尽量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边。醉汉僵直地躺着，打着鼾，志愿者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给他们发放毯子和苹果。
厨房在地下室的一端，里面忙作一团，有的人在准备食品，有的在发放。我看见了莫迪凯，他在一群人的后面正往纸杯里挤果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在厨房的门口摆放食品的长桌前站着长长的一队人，他们在耐心地等候领到一份食物。
屋里很暖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煤气一熏，闻起来很不舒服，这时一个流浪汉撞到我的身上，他穿戴得和那位先生十分相像，是该动一动的时候了。
我直奔莫迪凯走去，他看到我十分高兴。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握了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个志愿服务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真有意思，”他说，“天下大雪，气温骤降，我们却在这儿整夜地干活，你拿着那盘面包。”他指着那边一盘切片面包。我拿起那个盘子跟他走到长桌前。
“这可不简单，你从这儿拿一片大红肠，再从那儿拿点芥末和蛋黄酱。一半三明治上抹些芥末，一半抹蛋黄酱，再把大红肠夹在两片面包中问。每十来个再加些花生酱。懂了吧？”
“懂了。”
“你学得很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又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我很快就做好了十来个三明治，自认为已十分熟练了。接着我就慢下来，看着排在队里的人们，他们低着头，但总是不时瞥一眼桌上的食物。他们每人发给一个纸盘，一只塑料碗和一只勺子，以及一块餐巾纸，随着队伍不断地向前移动，他们的碗里添上了汤，盘子里先是半个三明治，然后又是一只苹果和几块饼干，最后是一杯苹果汁。
大多数人部对发放果汁的人轻声说声“谢谢”，然后就走开，小心翼翼地端着食物，甚至孩子们都静静地等候着，对食品也十分仔细小心。
大多数人都吃得很慢，享受这里的温暖，品味着嘴里的食物，而有些人则吃得很快。
我的旁边是一个煤气灶，有四个炉盘，每个上面都煮的是汤。煤气灶的另一端是一张桌子，上面是各种蔬菜，有芹菜、胡萝卜、洋葱、蕃茄，以及整只的鸡。一个志愿服务者用一把很大的刀飞快地又切又剁，另外两个志愿者照顾着炉火，还有几个人负责往桌子上送食物，而我的任务暂时就是制作三明治。
“我们还需要一些花生酱三明治。”莫迪凯回到厨房里时大声地说。他来到长条桌旁，手中拿着一个两加仑的花生酱瓶子。
“你能行吗？”
“我是个行家里手。”
他看着我干活，这时排队的人渐渐少了，他开始想要同我聊一聊。
“我想你做过律师吧。”我一边往三明治上涂花生酱一边说。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律师，两者可以兼得，但不太容易，我们要使更多的人受益。”
“这些食品是从哪儿来的？”
“食品贮存库，都是捐赠的，今天我们挺幸运，因为还有鸡。这算是美餐了。通常只有些蔬菜。”
“面包不是太新鲜的了。”
“是不太新鲜了，可它是免费的。是一个大面包厂捐赠的，是隔夜的食品，你要饿也吃个三明治。”
“谢谢，我已吃过一个了。你也在这儿吃吗？”
“很少在这儿吃。”从莫迪凯的这个避难所的样子看上去，他平时是不供应汤和苹果的。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这群人，说道：“这是你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来吧？”
“是的。”
“你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一种绝望感。”
“可想而知，但很快就可以过去的。”
“这里住多少人？”
“一个也不住。这只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但这里的厨房每天都开伙，只准备午餐和晚餐。这不是专门的避难所，只是在天气不好时教堂才出于善心让人们来避难。”
我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些人平时住在哪儿呢？”
“他们有些人哪儿都住，有的住进废弃的建筑物里，这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