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堂等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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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母亲赶做出来的那件蓝旗袍，还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圣经》放进了行李中。我想不带走会让母亲伤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心里有一刹那的难过。但我甩了甩头，赶走了这刹那的难过，毅然打开了门。临出门前我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很想吃几个母亲买的米糕，为此我还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静悄悄的，晨雾弥漫。
我一头扎进雾里，心情却十分晴朗。
后来我给母亲写信。
第一封信是刚入伍时写的。我说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离开眉山时写的，我说我参加了进军西藏的部队，等解放了西藏就回来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写的，我说现在上级号召我们要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暂时不回来了。
我就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远离了母亲。
我曾经因为不懂事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这种伤害一直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结果是你们替我的母亲偿还了。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不理解不接受的方式。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
但我不怨你们，这样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我明白。
6
那个冬天，我是说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
我们4个好朋友幸运地分在了一个班。刘毓蓉已经说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应等她读完军政大学再结婚。姚兰芝还瞒着家人。吴菲虽然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愿。她的父亲是重庆一个百货公司的业主，家庭条件相当好。父母亲舍不得让她跑到军队上去吃苦。但吴菲已经铁了心，无论父母和兄长们怎么劝阻也不听。后来她索性使性子说，如果父母再阻拦她参军，她就和家庭决裂，让他们这辈子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天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到学校来，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旦过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吴菲见同学们都看着，觉得很丢人，一个劲儿撵她父亲走。她父亲无可奈何，终于走了，满眼都是担忧。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儿日后还会去西藏，肯定会用三把大锁把她锁在家里的，任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她父亲走出去之后又很快倒了回来，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地塞给我一叠钱，说请我以后多多关照他的女儿。我的脸一下红了，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我和吴菲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帮助的，你不用这样收买我。
我真是那样说的，我觉得他那样做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一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们走到藏区，身上没有一分钱买卫生纸时，我才把这事告诉吴菲。
我开玩笑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把你爸的钱收下来呢。吴菲说，别说你，就是我也没要他的钱啊。这下可好，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我们一边说一边乐，并不为自己没钱买卫生纸而难过。
进入军政大学没多久，我们最初那种当兵的兴奋和喜悦，就被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取代了。
每天早上一吹哨就起床，出操，打扫卫生，然后是训练，在操场上一遍遍地来回走着。当时正值冬天，天气阴冷，站在那儿手脚冻得发僵。那些派来训练我们的解放军一个个都严肃得像铁人，从来不笑，也从来不心软，不到时间一分钟也不会提前结束训练的。
每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女兵们一个个累得直叫妈。我还好，从小爬山，经累。吴菲就惨了，平时路都少走。她一躺上床就叫唤说，不行了，我不爱解放军了，他们太严厉了，太没人情味儿了。我说好啊，那你也别爱自己了，你自己就是解放军呢。吴菲大笑，说，呀，我怎么就忘了，我自己也是解放军呢。那不行，那我还得爱。
是的，尽管穿上了军装，我们还不像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只是些穿着军装的女学生。
但我们单纯、热情，愿意改变自己。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军人。
军政大学真如校名所示，就是学习政治和军事。
我们的课程有时事政治，有社会发展史，还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至于军事课，主要是掌握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及队列要领，不会让我们操枪弄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走路时，已不再像做学生时那样喜欢挽着手臂摇摇晃晃，而是甩起手来迈着大步。我们见到领导时，不再扭扭捏捏地往边上躲，而是大大方方地上前行个军礼。我们一天天地把那些刻板的形式转变为内在气质，军人气质。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唱歌，特别喜欢大合唱。部队的大合唱跟教堂里的唱诗班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静得不能再静了，一个是热烈的不能再热烈了。我很喜欢那样的大合唱，喜欢那种节奏强烈的、山呼海啸的、分不出彼此的感觉，喜欢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其中，又冲撞出来，扬上云端。每当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挥动着胳膊指挥我们唱歌时，我听见的都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自己的心跳。我们激情万状地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唱《团结就是力量》，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这是一首多么好听的歌啊！时至今日，一唱起它仍会让我激动，仍会让我的血液沸腾。
我知道，你们说我的性格有些硬，不像别的母亲那么温柔和蔼。我想，也许那是因为我从年轻时，就努力想磨掉自己身上的那些女人气吧。真的，那时候我认为一个女兵是不该像女人的，而应该像个男人，或者说像个男兵。我后来真的像个男兵了，常常有人叫我“小伙子”，我不但不难过，反而很自豪。
请你们原谅并理解你们的母亲。
一年后，当我们整队集合、喊着口令步入会场时，我们已经和初进校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甩着手臂，踏着节奏明确的步子，与整支队伍融为一体。特别是当我们唱起歌时，更显得英姿飒爽。我想，我终于成为自己羡慕的女兵中的一员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我不知道，作为一名女兵，仅有自豪是远远不够的。
7
1950年初，当我开始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你们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前往川南一小城驻防。
如果说你们的父亲对驻扎下来、不再打仗、进入和平生活没有一点儿向往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加上他在团里时的老搭档王政委，也就是你们知道的王伯伯已经结了婚，常常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媳妇，脸上浮现出幸福满足的笑容，让他羡慕。
王政委的爱人，就是我后来的队长，叫苏玉英。王政委原先在师宣传科工作，苏玉英在师文工队，两人就认识了。打过长江后他们结了婚。等到了四川，他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
这让你们的父亲非常羡慕。
接到驻防命令时你们的父亲想，也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惫了，能够在天府之国里驻扎下来，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顾不上成家的事。现在总算可以考虑一下了。他甚至具体想到了找一个四川姑娘做媳妇。他也不知听谁说的，四川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能吃苦。他很羡慕王政委，他觉得他们这一对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战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个队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觉得这很不现实，当时部队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着王政委脸上放光的样子，总是又高兴又羡慕地擂他一拳说，要当爹了，还不快请我喝酒。
王政委那时候的确很兴奋，革命胜利了，妻子也快要胜利了。大事小事都顺心如意。他走起路来都哼着歌儿。自己心里高兴，当然也就愿意关心别人，他对你们的父亲说，喝酒算什么，我的参谋长，这回到了四川，驻扎下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挑个媳妇。参谋长媳妇的好坏，可是关系到咱们师士气的大事。
你们的父亲说，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后代顺利生下来，咱们师的士气就不会有问题。
至于我嘛，无所谓。
王政委说，真无所谓吗。
你们的父亲嘴硬，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只要有兵带。说句摆老资格的话，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辈子没老婆，我也不亏。
结婚以后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过老实话，他说天天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想过结婚的事，一旦停下来，这个念头就强烈起来。毕竟是二三十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看见女人走过，也会想象将来自己的媳妇该是个什么样子。说一辈子不要老婆，那是假话。
如果不是后来接到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他很有可能马上在当地找个姑娘结婚。
如果那样，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的结合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感觉。
就在你们的父亲率领着他的部队兴高采烈地向川南开拔，以一天几十公里的速度行进时，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向他们抵近。
1950年元旦后，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对解放西藏的部署，即同意由十八军主要担任解放并经营西藏的任务。于是，解放西藏的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当你们的父亲率领他们部队刚刚到达宿营地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了上级指示：全师停止前进。两日后北上返回乐山集结，准备领受新的任务。
命令一下达，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头雾水。
但你们的父亲却莫名地兴奋。他是个职业军人，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到这个新任务非同一般。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分析元旦社论，研究地图，彻夜难眠。元旦社论上明确地说，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你们的父亲琢磨着，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是三野和四野的事，解放西藏恐怕就是非他们二野莫属了。
果然几天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在西南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十八军军长、政委，以及师以上领导主官，正式向他们下达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十八军是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与冀鲁豫军区一纵二旅等部队共同组建的，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十八军，是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英勇善战，同时还具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富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能力。领受了这一任务的十八军将领们自是很自豪，但同时，他们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地处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不适宜作物生长，更不适宜作战行动。一旦行动起来，首先补给就是一大困难。恐怕是前方派赴易，后方补给难；军事收拾易，政治解决难。
但无论难易，这一仗是打定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二野领导明确表示，动员全野战军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从装备、运输等各方面支持十八军，并不惜一切地抢修公路，以保证运输。
很快，军、师长们回到了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这一下，部队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
这种沸腾并不都是斗志高昂的表现，还是有不少人转不过弯来。他们觉得十八军打了十多年的仗，东伐西讨，南征北战，早已疲惫不堪，浑身伤痛了，好不容易可以在四川喘口气休整一下了，没想到又要投入战斗，而且是从未有过的艰苦战斗。
你们的父亲是不需要转弯的。他向来不喜欢婆婆妈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个中国统一事业的大事。在军里召开的会议上，军长在那张大地图上把西藏画了一个大圈，他说，你们看，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是我们整个中国的八分之一了，我们怎么能让帝国主义把它占了呢。
下面有个干部嘀咕说，听说西藏是个不毛之地，很荒凉，又不能种庄稼，干吗非得花那么大的劲儿去占领它呢。
军政委说，你把它看成不毛之地，帝国主义可从来不嫌弃它，这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打西藏的主意，总是想方设法地往那儿钻。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难道我们对自己国土的热爱反倒不如帝国主义？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帝国主义把西藏割裂出去而不管？再说，如果西藏真的被割裂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退到金沙江边，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忍不住大声叫好。他站起来表态说，我坚决服从野战军的决定。西藏从来都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国民党都没把它丢了，更不能在我们手中丢失。我们不但要解放它，还要守住它，让它永远不离开我们中国的版图。
这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你们的父亲立即请缨，要求调到先遣支队任职。
军长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
果然，在军里拟定出的进军方案中，你们的父亲被任命为先遣支队负责人。而先遣支队则由王政委的团担任。这样，他和王政委又成了搭挡。你们的父亲高兴得满脸笑开了花，终于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作过战。你们的父亲跟王政委说，咱们当兵的，就是骑马扛枪打天下！现在终于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这辈子真没有白活。
他的命运从此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
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向西藏抵近。
8
夏天来临时，我们从军政大学学习结业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重庆闷热的上空传播着。那消息说，十八军来了几个干部，要从我们这批女兵里挑选100个女兵，充实到进军西藏的大军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现在想想真怪，我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兴奋呢？我怎么会在对西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向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西藏而兴奋。
我更不知道你们的父亲那时已经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里建立进军根据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兴奋，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
我在十八军同志带来的大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它还没有解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去解放它！整个中国大陆都解放了，如果还要解放谁，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参加一次解放受苦大众的战斗啊。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学都很激动，大家觉得革命前辈总算是留了一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亲手来解放它。
全体女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没有人产生一丝的畏惧，也没有人有一丝的怀疑。那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就没有畏惧、怀疑、忧虑这样的词。我们有的只是热情、勇敢、信仰、希望。我们像一团生面，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发酵起来，热气腾腾地挤满了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4个好朋友仍是一起报了名。经过军政大学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都变得比过去坚强，比过去有主见了。刘毓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凡事都必须经未婚夫点头的刘毓蓉了，她非常干脆地对未婚夫说，要么你也报名参军，我们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