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堂等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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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让父亲不能容忍？正像母亲说的，不是不能离婚，而是不该以这种原因离婚。当初木凯离婚，可是没有出现什么第三者，父亲尽管非常难过，还是同意了。
其实木槿并不想用这么个无中生有的“第三者”来解除和郑义的婚姻，那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后来她的婆婆，郑义的母亲找她谈时，她也否认了这一点。她说她离婚只是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和别人无关。郑义的母亲听了长叹一声，并没有像木槿的父亲那么生气。木槿发觉婆婆对他们夫妻之间的情况，似乎隐约知道。有一回她和郑义发生冲突，她哭着从房间里跑出来时，婆婆就在他们卧室门口，神色十分不安。从那以后，她对木槿分外客气。
但郑义不相信木槿后来的解释，他固执地认为木槿就是在外面有人了。如果没有人，木槿不至于那么狠心离婚。他们之间的不正常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六七年了。一个六七年过来了，再多两个六七年有什么不能过下去的。
木槿想，或许从郑义的角度说，有这么个第三者，反而好下台一些。
她搬出去后，日子并不轻松。虽然她极力地在外人面前、同事面前保持平常的样子，但大家还是有感觉。她的憔悴，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心不在焉的样子，都分明在向人们昭示着一个事实：她的生活遇到了重大挫折。主编甚至把她叫去，问她需不需要休假？她像躲避瘟神似的连连摆手，说，不不，我不休假。我能上班。我没事儿。
她害怕独自一人相处。
就在她搬出去的第三天，婆婆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到了她，说想和她谈谈。她无法拒绝这个请求。她的婆婆和一般人家的婆婆不一样，那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阿姨。
在一个安静的茶馆，她们见面了。
婆婆表现得非常通情达理，也非常坦率。她上来就说，我知道是郑义有问题，我也知道这么多年来你不容易。这两句话就把木槿的眼泪说得直往外涌，她叫了一声妈，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婆婆依然很平静，说，我这一辈子，就生了两个孩子，可两个孩子身体都不好。郑蕊去世时我就想，我生养了他们，却不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对不起他们，欠他们。如果能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的健康，也许我早就换过不知多少次了。
木槿听着婆婆的话心里有些紧张。她心软，最经不起这样动情的话。她决心已下，不想再因为心软而放弃。
但婆婆接下来的话却让木槿更难过了。婆婆说，木槿，请你原谅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生活得不幸福，我也知道是郑义的原因。但我却装做不知道。因为我怕你离开我们家，怕郑义孤单，怕亚亚不幸福，怕老郑难过，我总是想尽力留住你。可我从没站在你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我很自私。
木槿哽咽道，妈，别这么说。
婆婆还是说：我只是心疼郑义，我是他的母亲啊。你如果离婚了，肯定还可以重建家庭，但郑义永远也不可能了……不过现在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也好，你就下决心走吧。郑义那儿，我会慢慢做他工作的，今后的日子，还有我们老两口呢，我们陪着他过好了。
木槿再也听不下去了，说了声“对不起，妈”，就站起来冲出了茶馆。她知道她如果再听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流着泪跟婆婆回到郑义身边去。
她不想那样。
但如果她知道她的离婚能致父亲于死地，那不用婆婆说任何话，她也不会离婚的。
木槿忽然觉得一阵眩晕，眼前发黑。她踉跄着，扶住了路边的一棵树。
好像是棵法国梧桐。
木槿在这个城市住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注意过这些树。还是那天和文清在一起时，文清抬起头来看树，并由衷地赞美说，这些树多么好看啊！那么绿的叶子，那么茂盛的树冠。文清这么一说，木槿再去看树时，才觉得这些树是挺好看的，至少比原来好看。
木槿想，只有像文清这样心中有爱的人，才会注意到树的美。
木槿扶着树，眼前依然发黑，额头上似乎在冒冷汗。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正用力地把她放倒在地，她身不由己，靠着树干一点点地滑了下去。
她听见有人问：同志你怎么啦。
她说不出话来，一下子沉入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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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 著
第十一章
木兰，你曾问我，为什么会嫁给你父亲？你还问我，既然当时并不情愿，为什么没有拒绝？为什么在此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从没听我抱怨。
对这些问题，我总是笑而不答。不是我有意不答，是我不知从何答起。要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是藏在长长的岁月里的，你不走到那一天，答案不会显现出来。
如今我老了，彻底老了。内心比面容还要苍老，一双年迈的脚已经走过了许多的答案。
这些答案有些在我的预料之中，有些让我意外。但无论怎样，它们一一让我明白，我这一生不是苍白的一生，它所经历的幸福那么多，多得就像它所承受的苦难。作为一个女人，能拥有如此多的幸福和苦难，是多么幸运的事。
我为什么会嫁给你们的父亲。
为什么不情愿，却没有拒绝。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后一个答案。我愿意就此作一次回答。
我说过，我的这一生，自己只安排过自己一次，惟一的一次，那就是参军。我不顾一切地从家里跑出来，离开了孤身一人的母亲，参加了解放军。从此之后，我是说到了部队之后，我就再没安排过自己了。我把自己交给了组织，彻底地交。组织上又把我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也是彻底地交。
直到今天。
今天你们父亲他突然离开了我，自己先走了。结婚时他说好要陪我一辈子的，可是现在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先走了。是，你说他是脑溢血，你说脑溢血都是这样突然。可我还是不能接受，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信守诺言。
他说陪我一辈子的，但他只陪了我48年。
48年前，我们共同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20岁。在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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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昌都。尽管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尽管倒下了那么多牦牛，可我们终于还是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了前线部队的手中，完成了艰巨的运输任务，并且终于和大部队一起，走到了昌都。
昌都是西藏的大门。尽管这只是进藏路程的三分之一，并且不是最艰难的三分之一，我们仍十分喜悦。特别是我们因为圆满完成运输任务而受到表扬时，心里的那份儿自豪和开心更是无以形容的。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啊。
在我们到达昌都之前，我军已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在北京坐下来，与中央政府举行和谈了。
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我们进藏大军在昌都驻扎下来。一待就是大半年。
部队作了短暂的休整后，就投入到了康藏公路的修建中。我们女兵运输队因为完成了从甘孜到昌都的运输任务，就解散了。女兵们有的分到医院，有的分到文工队，有的分到宣传科。我和苏队长、吴菲和赵月宁分到了一起，我们有7个人分到了师文工队。
我的命运就是从那时起，有了新的转折。那时的我比起刚从川西出发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管理员和刘毓蓉的死，成为我心中一团挥不去的阴影。
好在年轻，生命中依然有阳光和快乐。
我在师文工队宣传组当收音员，每天夜里守着一部老式收音机，收录国内外重大新闻，然后整理刊登在我们师办的《战地报》上。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每当我收听到国内外新闻时，就感觉和内地离得很近了。
除了夜里收录新闻，白天我也和其他同志一起上山割马草，打柴火，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那时候年轻，夜里睡得再晚，白天也照样有劲儿工作。上级对这一任务为我们作了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在一周之内储备300斤马草，500斤柴火。现在想来，即使是在川西平原，这个任务完成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是在西藏？但那时候，好像什么困难也不算困难，接到任务只知道努力去完成，从来不会叫苦，更不会讨价还价。
每天一大早我们就上山去打柴。等打好柴下山的时候，总是饿得前胸贴着后背，怎么也背不动那捆柴火，只好拖着走。有时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抓一把雪，吃一把炒青稞。但青稞吃多了解不出大便，也很难受。
即使如此，我也觉得日子好过多了，毕竟不用天天爬雪山过冰河了，也不用天天搭帐篷赶牦牛了。
那天我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日。在艰苦的日子里，人是很难想到自己的。
早上起来，我们仍是喝的四眼儿糊糊。所谓四眼儿糊糊，是我们给代食粉糊糊取的绰号。
到昌都后，部队仍面临粮荒，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量就是4两代食粉。一顿只有1两多一点儿，每次熬出来的糊糊都清亮如水，往锅里一看，上面两只眼，锅里两只眼。于是大家就把它叫做四眼儿糊糊。有的男兵说得更风趣，他们管那叫“对象”。
喝完糊糊苏队长说，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刷标语。我们一听高兴极了。刷标语是我们最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喜欢？这个等会儿再说。
刚要出门，师里的通信员跑来通知苏队长，说王政委今天要来开会，叫她等着。苏队长一听脸就红了。自从我们到达昌都后，她还一直没见到王政委呢。或者说，自从我们离开甘孜后，她就没见过王政委。她嘴上从来不说，但我们知道她心里很惦记。
苏队长脸红红地说，雪梅那你就负责一下吧。
我说没问题，你放心吧。我们冲她做了鬼脸，拿上东西就跑了。
那天天气很好，天空湛蓝湛蓝的，如水洗一般。我觉得自己的一颗心鲜活地裸露在阳光下。吴菲，赵月宁，还有年轻的小毛，也都非常开心。自从进入藏区后，大部分日子天空都是这样湛蓝无比，但那天我还是特别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抬起头来望着天，忍不住唱了一句：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刚唱两句，就有几个过路的男兵喊了一嗓子，唱得好！再唱一个！这一喊，我反而不好意思唱了。我不唱，那几个男兵反而唱起来，他们冲着我们几个女兵唱道：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希望上级一人发一个。
这歌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见了，但我还是觉得又气又恼。我决定用自己的歌声把他们压下去，我就大声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吴菲和赵月宁也跟着我唱。我们唱得理直气壮，那几个男兵见状，不好意思再唱了，笑了一阵跑掉。
我们根据上级的布置去张贴宣传标语，我们轻车熟路，干得很快。但不知是早上的代食粉糊糊太清，还是天气太冷，总之刚10点来钟我就饿了。
肚子叽叽咕咕在响，我不好意思吭声。结果小毛先说了。小毛是我们文工队年龄最小的之一，跟小赵差不多大，像个孩子。他大声说，我肚子好饿啊，谁有钱买个饼吃？他说这话时看着我们几个女同志，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女同志身上有钱，那是上级发给我们的卫生费，每月3个银元。他曾为这个向苏队长提意见，他说为什么女同志有卫生费我们男同志没有。难道我们男同志就不需要讲卫生了吗？苏队长当时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就只好拿卫生费买饼请他吃。昌都城里没什么可买的，只有饼，一个银元5个。平时我们宁可用些乱七八糟的替代物来解决每月的妇女问题，也要把钱省下来填肚子。
可是那天，我是说我生日那天，我们身上已经不名一文了，所以小毛说了以后我们都没吭声。小毛索性冲着我说，雪梅姐，买个饼吃吧。小毛管我们女兵都叫姐。我不好意思地摇头，然后安慰小毛说，别急，今天调糨糊我剩了一把面粉，咱们晚上熬糊糊喝。
我刚才说我们喜欢刷标语，这就是原因。我们刷标语时，能从后勤部门领到一小盆面粉，我们总是尽可能地把糨糊调得稀稀的，从中省下一些面粉来熬糊糊吃。小毛嘟囔说，我现在就饿了，咱们现在就回去熬吧。
正在我们饥饿得有些难堪时，小赵忽然一惊一乍地叫了起来：快来看快来看。
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跑过去看。在墙壁的一个角落下，我们看到一行用黑炭写的字：白雪梅我爱你。
我的脸霎时通红，不顾一切地拿手去擦。可哪里擦得掉？在我们那时看来，这样的字眼儿不是美好，而是丢人，是不光彩，是被人捉弄。
吴菲见我急成那样，就在上面刷了一层糨糊，然后泼上些土，这才盖住。大家都在那儿笑，说不知是哪个冒失鬼干的。赵月宁说，瞧瞧那臭字儿，我们雪梅怎么看得上。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一下搅乱了我的心思，肚子也不叫了。我想这是谁干的，多丢人哪。
当然，对这样的事，我们并不意外。那时候在进藏大军中，不要说战士，就是营以上领导，也90％是光棍，所以我们这些少数女兵就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虽然唱“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这种歌是开玩笑，但传出的信息却是明白无误的。可是我们女兵大多是女学生，对婚姻大事仍抱着浪漫的想法，因此对这样的事一律采取回避的态度。
其实到昌都后，上级就提出了“支援边疆，长期建藏”的口号。开始我并没有理解这个口号对我有什么实质意义，我只是想，好啊，长期就长期吧。反正在哪儿都是闹革命。
最初进藏时，我以为（不光是我，恐怕所有的人都这么以为）等解放了西藏，我们就会回内地去。但现在上级提出不光要进军西藏，还要建设西藏，保卫西藏，就是说，我们得留下来，留在西藏。我们也很快接受了。对我们来说，凡是党的号召革命的需要，我们都会痛快地接受，不用转什么弯。
但自从提出这个号召后，组织上就开始着手为一些老干部的成家作打算了。而当时能和他们成家的，仅有我们女兵。于是我们女兵中有不少人被找去谈话。除了像赵月宁这样年龄特别小的，几乎每个女同志都没有落下。我们终于明白，长期建藏之于我们，就意味着在西藏成家，或者更直接地说，嫁给一个西藏军人。
这让我心里害怕。我不是怕在西藏安家，而是害怕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安家。那时我对辛医生已经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从甘孜到昌都，辛医生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虽然我很注意和他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却没能影响我在心里对他越来越亲近。我不能确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我总觉得，在我和他之间，应该有点儿什么。
可我同时又很现实地知道，要和辛医生谈恋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跟随部队进军西藏的女同志太少，组织上已做出明确规定，在进藏公路修通之前，凡是未满30岁的，团以下的，参加革命不到10年的男同志一律不能在部队找对象。也就是说，要优先解决年龄较大的、资历较长的老同志的婚姻问题。
我知道我不能和他谈恋爱，可我想等他。等到他可以的时候。
而且我答应过等他。
辛医生来向我告别时，我正在河边洗衣服。他叫我，我抬头一眼看见他，脸就红了。那是一种克制不住的羞涩所泛起的潮红。
我站起来说，你怎么来啦？你上哪儿去了？我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我发出了一连串的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