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1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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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规矩，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市，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于儒生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这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的，大张旗鼓的，兴师动众的，家喻户晓的，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多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地，偏执狂地，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屁说”、“扯淡说”。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茬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波一波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弘历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的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翅，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他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倒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做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悔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咸录焉”收归己有，这就是赖账了。
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一、脑浆子变稠了；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堂而皇之地下作和无耻起来。他以为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老先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胡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祖孙二人，同出一辙，皆拿为书作序的把柄来治文人的罪。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不同，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是存心要把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而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则尤其要打击之，整肃之，最好是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也是蓄谋已久，终于相中了方苞和戴名世，和死了的方孝标，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茬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