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1期-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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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友善的主任过来，手拿一张单子，他受托要汪曾祺给一串头头脑脑写字画画。原先头头脑脑已约法三章，不得个人索字，现在情况又发生变化。汪曾祺说：“拿到我的卧室里去吧。”第二天，听夫人说，主任坐在汪曾祺卧室睡着了，倒是汪曾祺站着一直画到了子夜！
当然，汪曾祺也有拒绝的。比如你自作主张叫他按你的“词”写，你的“词”不合他的脾性，他不会给写，即使是经典诗词他也不会给写。有个部门头头叫汪曾祺给写四个字：“清正廉洁”，汪曾祺虎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清正廉洁不！”没有给写。
林斤澜独钟金文，会写篆字。１９９４年北京有个“著名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座谈会”。林斤澜和汪曾祺、唐达成、李、邓有梅、张志民、管桦都参加了。他们都有发言。汪曾祺的发言重点是：“宋四家都是文学家兼书法家。”林斤澜的发言重点是：“书法是先线条化，后笔画化。”林斤澜应雁荡山风景管理局的请求，写下“山深海阔”四个篆字，人说好，有味道。可能是烂熟于心，发挥也好的缘故。他明白他的字太一般，远不及汪曾祺。他对我说，谢冰岩对他的评价是：“握笔的姿势对。”“那么老先生对汪曾祺有何评论呢？”我问。林斤澜说：“他对曾祺的评价是两个字：‘懂字’。”
当然，这是大书法家的高要求。汪曾祺的字是有特点的，苍劲，文人气很猛。
在瓯海，有个很好的地方，叫三。这是水乡，地带呈水网状。河流交错如织，所谓“岸”，就是一个个小岛，本地叫“水墩墩”（多水灵的名字）。水墩墩上全是瓯柑，温州的瓯柑出产于此。史载孙权曾献瓯柑于曹操，瓯柑就在这儿摘下。河道产菱角，很多的菱角，熟了供全温州的人吃。汪曾祺游三，半躺在一只小船上。小船无篷，方头，可半躺三四个人。汪曾祺和夫人一船，林斤澜和夫人一船，并行汩汩徐进。阳光温暖而柔和，是老年人感觉很好的那种阳光。没有风。水面平静。时有浮萍和菱角后走。有白鹭在近处闲飞。大罗山呈永远的青黛色。汪曾祺似乎特别的开心，我在随后的船上见汪曾祺总是微笑，还不时和林斤澜打趣。——十来年过去了，他们在小船上的情景我总是常常记起，那情景似乎不在凡间而像仙境，似有佛光闪闪，道气袅袅。
在瓯海，作家们爬了一次号称“西雁荡山”泽雅山。时年林斤澜已是七十三岁，心脏一直不好，医生不许爬山。可他认为自己组织了作家来，就应该和他们一同上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上去了，而且没事，赵大年有事，脸色闪白，几乎休克。林斤澜赶忙把“救心丸”让他含着。
惟独汪曾祺不能爬山了。四年前他是登过泰山的，写下名篇《泰山片石》，可今天的确不行了。他和夫人逗留山脚。他坐在“深箩硋”边上的竹楼里，看白练瀑布，看翡翠潭水。或在周边踱动，总有女记者追随提问。有个女记者不懂文学，也不懂艺术，天一句地一句瞎问，他也极有耐心，不厌其烦，似乎也谈得非常快乐。本地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五官和身材都极漂亮，搀着汪先生走路，无微不至。汪先生显出兴奋的样子，听凭指引。汪先生念叨着两句话，说要写给这位姑娘：“住在翠竹边上，梦里常流绿色。”晚上写下来，已是这样两句：“家居绿竹丛中，人在明月光里。”汪曾祺回到北京，写了一篇散文《月亮》支持我的副刊，就是写这一位女孩的。这位女孩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可惜《汪曾祺全集》中没有收进。
汪曾祺在《我的祖父母》中写道：“……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想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
汪曾祺在《我的母亲》中写道：“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在情爱方面，汪曾祺的观念是开放的。作为文豪，当是美谈。一个艺术家，对美丽的女孩子都熟视无睹，不生愉悦之情，我看他的艺术生命也已委顿枯竭了。
在北京京剧团，汪曾祺有一个女朋友，叫梁清廉。林斤澜说：“有时路过京剧团，汪曾祺叫我和他一起吃饭，他把菜端到梁清廉那里，由梁清廉加工一下，三人一起吃。”在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梁清廉对汪曾祺的回忆总是贴近、具体、亲切。她是北京京剧团中到八宝山送别汪曾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她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你一辈子都弄不懂。”尽管这是边旁之言，也叫人感动。
对于我提出的北京有汪曾祺和××、×××绯闻的传说，林斤澜断然地说：“没有，都是正常关系！”
夫人对汪曾祺当是了解的。在瓯海，那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搀着他走路的时候，夫人在后头对我说：“老汪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女孩子。你看你看……不过，我不嫉妒，真的没有嫉妒，哈哈哈哈哈……”林斤澜说这不是真的。２０００年，在北京林斤澜家附近的建国门客栈，我说起这件事，林斤澜感慨地说：“老施脑血栓，瘫倒在床上，还疑心曾祺和保姆有关系。有一天，保姆问她晚饭吃什么，老施竟说：‘吃×！’曾祺对我说的时候直摇头，说：‘你换一个词也可以嘛，比如说：吃屁。’”
林斤澜一生不闹绯闻。邓友梅在《漫话林斤澜》中说：“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
对于邓友梅所说“情愿共死”和“相爱同生”，林斤澜说：“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对于邓有梅其他的概括，林斤澜认为大致不错。他说的确一生深爱谷叶一个人。他对我的反复挖问，说：“你无论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你无论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他说他未婚的时候恋爱过，或者有些近似恋爱的情形。诗人莫洛说他十几岁时和一个女孩恋爱，受这个女孩的控制。我问林斤澜是不是真的，林斤澜说是真的，婚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又说：“我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去做。有些关系不让它发展下去，不发展下去就没有绯闻了。我一生没有其他女人，但我不后悔。”
我也拿这个事问过林斤澜的女儿林布谷。林布谷说：“我没看到、也没听说我爸这方面有什么事，绝对没有。”转而笑道：“有才好玩呢，嘻嘻！”
“在这方面我是守老式的，不知对还是错，不知好还是坏。”林斤澜在一次宴会上当众说道。但他是宽容别人的，甚至有时是欣赏的：比如当年写信给我，叫我接待高晓声和他广西的女朋友，说他们要到温州来玩，要在暑假时候，因为女方是个教师。林斤澜把高晓声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临近暑假，我打电话给高晓声，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林斤澜洞明世事，看人看问题入木三分，表现往往是不温不火，是一种通透后的善良，做人做出很高的境界。汪曾祺才华过人，“烧心”在艺术，旁的很不留意。他一般说来不通世故，有时甚至是处事糊涂。他是名士，有士大夫气，这种人往往如此。一般不深思熟虑，不设防，凭直觉，有脾气（有的随和，有的不随和）。叶兆言引用伯父叶至善的话，说汪曾祺“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
刘心武回忆１９９４年和汪曾祺在香港机场转机台湾，“过海关闸口时，他既拿不出护照，也找不见机票，懵懂得够呛，我和山西作家李锐两人，忙在他身上翻口袋，总算替他找全了应供检查的东西……”
林斤澜说：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号码当做自己的给了人。“１９７６年冬天……多半在夜间，接到长途电话，……劈头就问：汪老汪曾祺家吗？”有一回，一个鲁院的学生电话打给汪曾祺，结果林斤澜在家里接到电话。“我问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对方说汪老告诉的，就在作代会上。我说汪老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吧？对方坚决地说：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
“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
“‘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说：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已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了几年的《民间文学》。他尽管是编辑部主任，实是执行主编，权力很大。这位名士完全以稿子的优劣取舍，得罪了本会的不少人，也没有把领导放在眼里，这就糟了。他在黑板报上发表《惶惑》，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还有一句被积极分子抓住了尾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他曾为一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仇恨·轻蔑·自豪》。积极分子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他还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叫《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
远树绿色的呼吸。
积极分子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当上了右派。三年多，才调到北京京剧团，才被江青“控制使用”。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汪曾祺对林斤澜说：“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梁清廉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徐城北说：“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了工作组，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二套班底。由此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拿汪曾祺自己的话讲：“把我弄得够呛。”他便“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汪朗）
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中国政治实际，书生气把自己给害苦了。
《汪曾祺全集》八卷本中，也有关涉政治的几处，都是晚年写的：
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疏离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汪曾祺是多么天真的一个人啊！
林斤澜就不是这样。一本《十年十癔》，篇篇关联政治，是对中国政治痼疾的电击和轰炸。但都是艺术的表现，太深刻了，而他的语言闪闪烁烁，扑朔迷离，没有一句话授人以柄。有时我想，比起机智的林斤澜来，天真的汪曾祺更加可爱。二位的老朋友邓友梅说：“林斤澜有气得发抖的时候，却没有气得发火的时候。”汪曾祺会骂“王八蛋！”会拉弓搭箭地说：“我给兜出来。”“我跟他翻儿。”“我就要打这个不平。”“我要嚷嚷。”
他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拿林斤澜的话说，“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的时候。”
他还是个性情中人。想当年，江青赏识他的才华，有一次，他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但他绝不拍马，江青拉他上天安门，他还说是否请杨毓珉代替。而且，他还是惟一在江青面前跷二郎腿，并抽烟的人。他对林斤澜说：江青就像上海人所说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
１９７２年，沈从文写信给巴金夫人萧珊，描述到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汪曾祺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发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但笔头重点一转：“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
大师用笔实在厉害，不过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他一生保持文人的个性。
林斤澜说：１９８９年后，对于老朋友邓友梅，汪曾祺一直耿耿于怀。１９９７年，老诗人孙静轩找五粮液酒厂出了一笔钱，邀约了一大批作家访川，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最后一次一同出访。三位站在四川三江回流的地方，邓友梅显得激动，要拍个照，汪曾祺无动于衷，邓友梅坦然地说：“你是知道我有明显缺点的嘛。”三个人一笑，合了一个影。
林斤澜涵养好，而汪曾祺率性、率真，两人都有些仙气。可是，１９８６年，《文艺报》忽然刊登汪曾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大家一头雾水，感到滑稽。
我拿这事问过林斤澜，林斤澜也说不知道汪曾祺要入党的缘由，只说毕加索也是法国共产党员。邓友梅有文章说汪曾祺五十年代初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党认为汪不够格，要邓帮帮他。大概是汪曾祺在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憋闷之后，他要长啸一声吧。
在作家中，林斤澜和汪曾祺互为至交。两人１９５０年熟悉上，直到１９９７年分手，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林斤澜说：“我和曾祺风风雨雨几十年，没有落下恩恩怨怨，是至交。”
汪曾祺小女儿汪朝回忆：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邀请、笔会相当多。爸和林叔叔总是一起参加讲课、座谈，一起喝酒，一起游山玩水，算得上形影不离。爸对林叔叔口无遮拦，高兴了，酒喝多了，心里痛快了，拿起电话就给林叔叔打，有时趁着酒劲还要骂上几句。这个时候他很执拗，很难说服。林叔叔耐心地跟他解释，帮他分析，更多的时候是不置可否地静听，让爸爸痛痛快快地发泄。林叔叔就是喝多了，也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