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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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红楼梦》书中不忘吃饭，而竟谈到“义与利”，读者必将认为文不对题。其实，吃饭是利之起点，又是利之重点。世人日夜勤劳，劳苦其筋骨，胼胝其手足，为的什么呢？吃饭而已，穿衣而已。吃饭穿衣不能解决，岁暖而妻呼寒，年丰而儿啼饥，则忿怒之气将勃发而为叛变。西汉之赤眉，东汉之黄巾，晋之流民，隋之群盗，唐之黄巢，宋之方腊，元之刘福通，明之李自成、张献忠，那一次不是因为吃饭问题，弄到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那些坐在象牙塔里，手执玉柄麈尾，高谈阔论，研究老庄思想，均是汉魏华胄，而属于大地主阶级。他们吃饭问题已经解决，故有余闲光阴，作此清谈。至于一般细民，劳苦终日，欲求一饱而不可得，何暇谈到玄理？　
　　空话太多，言归正题，贾府吃饭到底是依那一处风俗，我未曾研究，且不欲研究。依《红楼梦》所载，宁荣两府本已分家，既已分家，当然是各爨的。荣府有赦、政两房，虽未分家，亦已各爨，但其各爨并不是贾赦一房在一处吃饭，贾政一房在一处吃饭，而是贾赦与邢夫人两人，贾政与王夫人两人各在各的房里吃饭。古者，男子往往弱冠而婚，翁媳的年龄相差无几，为预防帷薄不修之故，翁媳多不同桌而食，例如“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胡氏）回避了”（第五十三回）。这不是因为古代男女之防严于今日，反而是古代男女之乱甚于今日，吾人读过《左传》，就可知道子烝其庶母者有之，父纳其子媳为妾者亦有之。社会愈淫乱，礼禁愈严格，所以礼禁的严格不能证明风俗之善良，反而只可证明风俗的邪僻。　
　　我屡次提到黛玉初进荣国府，在贾母房里吃饭。此时在贾母房里吃饭的，除贾母及黛玉外，只有迎春姊妹三人。贾母等吃完了饭，王夫人方引李纨、凤姐退下，各在各的房里用饭。凤姐为贾琏之妻，贾赦的媳，并不与贾赦、邢夫人同桌而食。凤姐为王夫人的内侄女，亦不在王夫人处吃饭。所以荣府虽然不曾分家，而已各爨分食，此种分食之制是否依吾国古代礼法，《礼》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礼记注疏》卷二《曲礼上》）而况翁媳。何以知贾府有此法禁，贾蓉之妻胡氏回避贾珍，已述于上。就以凤姐言之，当贾琏同黛玉往扬州办理林如海丧事，回京之日，“凤姐命摆上酒馔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兴，只陪侍着。……正说着，王夫人又打发人来瞧凤姐吃完了饭不曾。凤姐便知有事等他，赶忙的吃了饭，潄口要走”（第十六回），“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贾政唤贾琏商量小和尚小道士之事），放下饭便走”（第二十三回）。此两者都可以证明平时凤姐是和贾琏同在房里吃饭。至于平儿，则有其四样分例菜，有时凤姐高兴，许其同桌而食，然平儿还要“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潄口”，而后方能走开（第五十五回）。　
　　以上只就平素吃便饭言之，至于家有宴会，他们坐法也与今人不同，不用八仙桌，八人一席，不用圆桌，十人一席，而乃随时变更。例如第二十二回，“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李宫裁、王熙凤在里间，又一席”（此时贾环明明在座，贾政还遣他与两个婆子将贾兰唤来，贾母命贾兰在身边坐了，不知贾环与何人同席）；第三十五回，“凤姐放下四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宝钗、湘云的”（此时迎春及黛玉均因身体不舒服，不来吃饭，只有探春、惜春来了，不知探春、惜春坐在那里，我想大约是宝钗、湘云坐一边，探春、惜春又坐一边，故云“两边”）；第三十八回，“凤姐忙安放杯箸。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第四十回，“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刘老老挨着贾母一桌”；第四十回，“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刘老老，刘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排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以上只是临时便餐或游宴，其正式宴会，如第五十三回所记，“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每席旁边设一几。……上面两席是李婶娘、薛姨妈坐；东边单设一席，乃是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设一个轻巧小几……贾母歪在榻上……在旁边一席，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只算他四人跟着贾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边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的媳妇（胡氏）；西边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姐妹等。……廊上几席就是贾珍、贾琏、贾环、贾琮、贾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等”。第七十五回，“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桌，下面还有半桌余空”。奇怪，贾母居中，左边四人，右边四人，共计九人，何以说“只坐了半桌”。贾母笑道：“往常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究竟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么。……如今叫女孩儿们来坐那边罢。”于是令人向围屏后邢夫人等席上，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叫过来。贾琏、宝玉等一齐出坐，先尽他姊妹坐了，然后在下依次坐定。由上举文字看来，贾府宴会如何坐法，实难作一结论，或三人一席，最多不过五六人，或仅一人占一几，千变万化，毫无一定规则，而与今人宴会之坐法绝不相同。喜欢考证之人何不依《红楼梦》所描写的便饭时及宴会时的坐法，以证明曹雪芹确是汉军旗人的曹霑。　
　　吾曾写过一篇文章（适忘文章的题名，亦忘记发表在那一个杂志），说明中国的赌博（比赛）及吃饭。中国的赌博及各种比赛，都是单刀匹马，或以一对三（如马将），或以一对一（如比拳术）。赌博若同外国桥牌一样，两人暗通消息，则为舞弊。比赛绝没有和外国之足球、篮球、棒球一样，若干人合为一组，与对方竞争。倘若有人要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则必加以警告：“你承认我是你的朋友么？承认，请你作壁上观，不要助我。你若助我，不要怪我不知好歹，我将以你为敌人。”这种话在武侠小说中，读者必已看到多次，所以我说：赌博或比赛在吾国，可以培养个人独立作战的勇气，然而因此却丧失了多数人合作的精神。一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比较，孰优孰劣，谁都不能决定，也许中国人还胜过外国人。但一组中国人与一组外国人比较，则中国人常处于败北的地位。为什么呢？自幼缺乏共同作战的训练。　
　　至于中国吃饭尤其多数人宴会之时，其坐法又与外国的坐法不同，外国的桌子常排作□形，左右对面都可以看到，只要相离不远，亦可以交谈。反之中国的宴会或用圆桌，或用八仙桌。入席之时，往往是熟识的人自动地联合起来，共坐一桌，别桌的人也是一样。因此此桌与彼桌虽然均是主人的来宾，而来宾彼此之间，除同桌之人之外，丝毫不相闻问。所以我谓中国宴会的坐法可以养成中国人喜欢组成小组织的习惯。此种习惯若不消除，则舍小异而采大同的全国团结，亦难做到。　　　　　　　　　　
第17节　《红楼梦》所描写的官场现象（1）　　　　
　　奇怪得很，吾国小说关于官场现象，均不写光明方面，而只写黑暗方面。小说乃社会意识的表现，社会意识对于官僚若有好的印象，绝不会单写黑暗方面；单写黑暗方面，可见古代官场的肮脏。贾蓉说过：“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第六十三回）吾国郅治之世，汉唐为盛，汉称文景，唐称贞观、开元，自唐以后，寂焉无闻。何以有此现象？盖国人出仕，为发展才干，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者寡；为取得禄俸，以养父母，使父母能够过其优异的生活者多。仕之目的如此，而官之禄俸又甚菲薄，若不枉法而受财，将暮夜所得一部分，上献权贵，不但官位不保，甚至身家也有危险。　
　　《红楼梦》曾详述两人出仕的情形，一是贾雨村（第四回），一是贾政（第九十九回）。今以此两人的资料为主，并旁引其他各回，说明当时官场恶习。前者描写干练之官不能不向豪门低首，后者描写清廉之官不能不受吏胥挟制。现在先把豪门及吏胥作广泛的叙述，而后再进一步，对于官场习气，举出《红楼梦》所述的例子，加以说明。　
　　先就豪门说，豪门之在吾国，始于何时，本书不拟考证（大约始于战国时代的封君），而单以汉代为例言之。汉初，虽为强干弱枝之故，徙郡国豪强以实园陵，然而强宗大族的势力并不少衰。吾人观部刺史以诏书六条问事，其中一条乃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另一条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即可知之。然此压制又未必就有效果。宣帝时代，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同上卷九十《严延年传》）。元帝时代，颖川“郡大姓原褚（师古注“原褚二姓也”）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同上卷七十六《赵广汉传》）。此不过略举两例为证。此种豪强只是地方土豪，与膏粱世家不同。其力虽足以欺陵细民，而尚不足以抗拒官府，所以严延年一到涿郡，赵广汉一到颖川，他们就不敢干犯法纪。降至东汉，豪宗大族愈益横行。马援为陇西太守，“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事，何足相烦……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聚众相抗拒），此乃太守事耳”（《后汉书》卷五十五《马援传》）。由此可知汉世郡守固以压制豪强为其主要职事之一，然而我们须知郡守对于贵戚还是莫如之何。光武南阳人，“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同上卷五十八《王畅传》）。末年，豪强兼并，土地大见集中，而勋臣外戚金绍相继，政治上渐发生了世官之制，而形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士族皆汉魏华胄而为豪门之大者，其小的则为地方土豪。士族至五代完全消灭，土豪到了清末，还有势力。　
　　次就吏胥说，吏胥萌芽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之中，而以典签为其胚子。秦汉之世，官与吏未曾区别，隋唐以后，官与吏别为二途。由儒而进者为官，由吏出身者不参官品。此种区别至宋弥甚，盖宋代用人太过讲求资格，而行政又受许多法与例的拘束，法既繁了，例更繁杂。叶适说“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札子》）。吏每依例舞弊，“所欲与，则陈与例；欲夺，则陈夺例，与夺在其牙额”（《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刘一止传》）。叶适又说：“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水心集》卷三《吏胥》）此言并非过甚其辞。贾政为粮道，粮房书办告知管门李十儿：“我在这衙门内已经三代了。”（第九十九回）此非“吏有封建”而何？其实，儒与吏乃如马端临所说：“今按西都（西汉）公卿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未尝偏有轻重……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于是以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于是以通经博古者为不足以适时。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于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　
　　豪门及吏胥已经说明清楚了。吾人观贾雨村及贾政之事，可以猜知当时官场习气；分析之，可分类如次。唯在说明之时，并随处引用《红楼梦》上有关事件以为证。　
　　一是地方官不可得罪巨室。所谓巨室，即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出为显宦，其兄弟子侄在本省则为乡绅，而不肖的且由乡绅变为土豪。贾雨村由姑苏县令，因贪酷免职，后起复委用，而为应天知府，接任伊始，便遇到薛蟠杀人命案。雨村本不愿因公枉法，但听了门子之言，不觉踌躇起来。　
　　门子道：“老爷荣任到此，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第四回）　
　　门子一面说，一面取出一张抄的护官符，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所谓大族名宦之家就是贾史王薛。　
　　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今告打死人之薛……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雨村道：“事关人命……岂可因私枉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么说话，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第四回）　
　　结果，雨村接受门子的忠告，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并“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告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第四回）。　
　　二是巨室尤其土豪必须仰仗官府之力，而后在其本乡，才得为所欲为。贾、史、王、薛四家虽非土豪，而却是地方上极有权势的门阀。尤其贾、薛二家，简直可斥之为土豪劣绅。薛蟠之任意杀人固无论矣。贾赦欲娶鸳鸯为妾，对她哥哥金文翔说：“凭他嫁到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要不然时，叫他趁早回心转意。”（第四十六回）这种话岂是绅士所说，完全是恶霸的口吻。贾赦又假手应天府尹贾雨村，强夺石呆子的扇子，“弄得人家倾家败产”（第四十八回）。宁府贾珍竟于丁忧之时，开赌场，“引诱世家子弟赌博”，后竟成为抄家的原因之一（第七十五回、第一百五回）。此非有恃无惧，安敢如此？案官府愿为豪门走狗，不是要从中渔利，而是要讨好权贵，借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