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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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笫π终诺鲁伞⒉芨Ｌ锏摹疤煜碌谝惶场保�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3月10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多了个意大利。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帝国政府不再次明确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他们就要进行各国海军的联合示威。
3月，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实际上这是一份“最后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帝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大清朝廷没有或是不愿敏感而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组织了“示威”。
5月12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们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们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感到受到了侮辱，于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们立刻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们不但要赔偿教会250两银子，而且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并在宴会上向主教和教民们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们立即做出“花大价钱请义和团拳师”的决定。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10天之后，村民们和义和团们一起动手了：12日夜晚，这个村里的30户教民家庭遭到彻底洗劫，30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北京。深夜。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公使先生：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的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页。）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的话。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中华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1862年25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还是受到过中国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的经历和在帝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华帝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和义和团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凭借在中国多年的政治见闻已经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将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猜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的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第二天，樊国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号召书，在京城使馆区内所有的驻华公使中广泛传阅了。
5月20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11个：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会议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再次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当前的局势看，洋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建议：仅仅派遣使馆卫队来是不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军北京！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让中华帝国备受纷乱和屈辱后，帝国主义们的真正的愿望终于说出口了。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国家的公使紧闭着嘴不说话。
翻开帝国主义侵入中华帝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于列强们来说，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他们每次最后找到的借口几乎都是些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华帝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它既没有武装进入其他国家开辟什么“势力范围”，又没有在海外挑起类似抢劫和绑架这种“像样”的国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一寸别人的土地挂上自己的国旗——外国军队要武装挑衅和武装侵入这个东方帝国，说得过去的外交上的“适当的理由”实在是太稀少了，这几乎成为帝国主义们的一块心玻现在机会来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无一例外地已经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就这个问题不知道研究过多少次了。面对中国农民突然发难这个严重的现实，对于列强们来讲，虽然传教士和经商的外国人的生命可能有点损失，但是，这个局面绝对是令各列强国兴奋不已的。因为，“在事态扩大的时候，便理直气壮地进行武装干涉”的打算在帝国主义们的心里已经盘算许久了。
德国人早就开始这种行动了。前几年他们已经派遣军队在中国的胶州湾登陆。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讲，军队不用派遣，它就在中国的山东存在了。
俄国，是对中国有强烈领土野心的国家，是与中国有陆地接壤的惟一列强。如果武装干涉中国，俄国也不存在什么派遣问题，它的军队直接可以走进中国领土。况且，俄国从国内调集的兵力已经运送到了中国的旅顺口。
法国人也有准备。法国公使前两个月已经向国内发出了请求调兵的电报。
但是，其他各国却没有这么“方便”。要派军队来中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不能现在就迎合德国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在“进入”中国的步调上落后于德国和俄国，这是很吃亏的事情——他们不是不同意德国人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往后拖延一下时间。
于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建议“诸位沉着应变，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人立即表示赞同窦纳乐的建议。其他各国公使随声附和。
最后，在法国公使的建议下，各国公使达成了一致：给中华帝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限定帝国政府“五天内”给予“满意的答复”，不然，各国将再次举行军舰“示威”——如此“蛮横的、命令式的口吻”，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文件，而像是外国公使代替一个主权国家制定的一份“戡乱法”：一、凡参加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贴者，均予逮捕。
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
三、凡负有责任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
四、凡企图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
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
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9页。）没有照会给帝国政府的是，各国公使还达成了另外一个一致：各国迅速“做好武装登陆的准备”。
“五天内”，这意味着帝国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是25日。
接到照会后，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联合名义发布的维护北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聚众演练者，邻右同坐”，武卫军出发去“武装弹压”。
到这时为止，不管帝国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处理义和团，局势已经到了为时已晚的程度了。
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一到，26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了两名代表为此直接和帝国政府交涉。
28日，消息传来，洋人们更加不安了：义和团不但烧毁了丰台车站，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距离帝国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国主义们视为得意时“进入”和危机时撤离的最重要的地点，京津铁路一旦中断就意味着各国驻京使馆的“后路”已经断绝——外国公使们已经被仇恨他们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这一天，帝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了外国公使们面前。负责接待帝国官员的法国公使毕盛把这份草稿扔在一边看也不看。当天晚上，帝国政府又收到了一份照会——其实这是一份“命令”，内容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大清朝廷提供运输便利。
中华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国向北京派遣军队。
无论帝国政府怎样声明、警告、恳求，各国公使们一概不予理睬了。
30日，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12艘军舰冒着滚滚浓烟势不可挡地开始向天津港开进。它们是：日本军舰“爱宕”号，英国军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国军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国军舰“纽瓦克”号，法国军舰“笛卡儿”号，意大利军舰“爱巴尔”号。
外国军舰没有受到帝国方面的任何抵抗，帝国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有，尽管中国的海岸布满了坚固的炮台、从外国进口的质量优良的大炮、充足的弹药和大量的守军。
当晚，各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天津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国土。
外国军队已经在天津登陆，各国公使才向帝国政府宣布：无论帝国政府准许不准许，各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并且要进入北京的现实已经不可更改。帝国政府如能“善意地答应”，那么，外军只驻留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而如果帝国政府反对，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各国公使勒令帝国政府：必须当晚把外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外国军队有选择前进方式的权利，向直隶总督通报是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洋人们已经知道，虽然直隶总督裕禄没有给他的官兵下达阻击外国军队的命令，但是这个负责都城地区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下达了一个类似小孩子玩游戏般的、颇有些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第二天，5月31日，一个初夏以来十分闷热的早晨，帝国的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改为“同意”。但是，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每个国家不得超过30名。
同一天，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帝国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把阻止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帝国正规军从铁路线两侧调离，“以防冲突”。
然而，即便是帝国政府如此艰难屈辱的答复也已经形同一张废纸。外国公使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限额”：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为限。
5月31日下午19时，夕阳已坠，天色未暗，漫天残霞。外国的军队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个世界上，自从各国互相派驻使馆之日起，就有一条各国都要遵循的严格规定：使馆的保卫由所驻国负责，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的名义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向一个国家派遣武装力量——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这样的举动，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这是涉及主权尊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中常识性的国际法准则。
堂而皇之的国际法，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却成了例外，仿佛中华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谁都可以来“维持秩序”的公共场所。
悠久的文明，厚重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偌大的国土，然而中华帝国既没有尊严可言，更谈不上国家安全。
更奇特的是，帝国政府对此不但没有拒绝和抵抗的权利，而且还要在“运输上和安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
各国公使开给帝国政府的联军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3名，士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各国官兵携带常规武器和弹药。另：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军携带一磅炮一门。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的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汉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距离自己的死期不足一个月了。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9、混乱的局势
6月1日清晨，各国军队到达北京。
这支军装样式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花里胡哨的外国联军以及他们携带的洋式武器一进北京，立即引起帝国臣民的围观和议论。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各种传闻像帝国北方的晨雾一样四处飘散。京城无论是城郊还是城内，已经出现一些混乱的征兆。围观的中国人惊奇、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换不定。人群中平地里突然响起一声呼哨、一声吆喝，如同那些义和团们的一种信号，中国的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