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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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芝，39岁，当年李鸿章委托英国将军戈登主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论军事技术，这个西方教员教出来的军官应该算是帝国军队里的精英人物。张怀芝当时的职务“分统”，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旅长”，于是，他有权力按照中国官员的方式来处理一切事务。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发出“开炮”的口令，可他一直沉默不语。张怀芝在琢磨：炮一开，一切后果就得由他来承担了，要是帝国土地上的洋人们真的全部被灭光了，那也就罢了，他也许还是灭洋的功臣呢。但是，这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究竟和一般人的思维不大一样，他认为帝国此刻的“灭洋”行为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对于这个行动的最终结局实在没有把握——如果洋人们没被灭绝还杀回来了，那自己不成了罪魁了么？于是，张怀芝命令“暂缓发炮”，他独自一人走下了城墙，径直跑进他的顶头上司荣禄家。他让荣禄给他写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就是不给他这个白纸黑字。两个人话中藏话，互设圈套，绕来绕去，反反复复，最后僵持起来。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写这样的命令，一个没有一纸命令就死乞白赖赖在荣府里不走了。茶凉了再上，话尽了再找，最后，被纠缠得实在没有办法的荣禄眯起眼睛看着张怀芝，含含糊糊说了这样一句话：“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李岳瑞著《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乱轶闻》条。）仅仅愣了一瞬的张怀芝，立即明白了，告辞而出。
此故事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其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虚不到哪里去。
于是，荣禄的那句话就成了那个非常时期帝国权倾一方的重臣的一句“名言”。“名言”妙在听上去模棱两可又点到了实质：荣禄没有说不准开炮，也没有下令开炮，他只是说大炮射击之后所发出的声音——涉及声学方面的问题——只要皇宫里的太后能够听见就是全部了。
张怀芝后来官运亨通，官至安徽巡抚。即使帝国灭亡到了民国，他依旧做到山东督军，还在徐世昌政府内当过参谋总长，在官场上可谓“常胜”将军。荣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对他说的那句“名言”想必是令他终身受用了。
从荣府出来，张怀芝飞快登上城墙，他说大炮的“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于是，在他的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的空地，然后重炮齐发。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地道的进口炮弹果然威力强大，一时间整个东交民巷地动山要—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整整持续了一夜。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中国军民动辄死伤无数，而帝国军队万炮齐发，即使概略瞄准，狭小的使馆区也定会出现大量死伤，而竟然“死者寥寥”——如果不是帝国军队的大炮都被指挥官们重新测定过了，出现这种“奇迹”几乎无法解释。
关于帝国军队大炮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其造成的后果更可恶。陈燮龙《梦蕉亭杂记》：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荣禄）以红衣大将军进攻。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个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使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账据，全数迁往贯市暂祝（陈燮龙：《梦蕉亭杂记》卷一。）改变炮位表尺，故意把炮弹打在洋人院子里的空地上，也就罢了。但是，帝国军队的炮手居然把本来瞄准洋人的炮口，转而瞄向了中国居民并且真的开了炮，中国百姓纷纷倒在20世纪初中华帝国这片世界上最荒唐的土地上。帝国大炮的故事后来在使馆内的洋人们的回忆中得以证实：幸中兵不明算法，长短远近，酌量不准，每从城墙穿过，至城外始落。（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后来，在进入联军开列的“必须惩办”的帝国高官大员的长长的名单中，没有荣禄的名字，尽管从职务上讲，他是指挥帝国正规军进攻使馆的总指挥。
使馆区的战斗进行到后期，洋人们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这一点外国报纸的报道从另一个方面给予了证实：使馆内的洋人们不但“衣食不缺”，在恐惧中度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好像不那么特别害怕了，而且还把枪杀义和团民、中国百姓和中国军人当做“狩猎一样的消遣”。1901年1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发表过一篇“访问录”，里面记载了当时在使馆区内的一对洋人夫妇的“狩猎成果”：这对叫做Afchamot的夫妇在使馆被围困时，用来复枪一共射杀义和团民约700人，其中，太太创造的记录是在一天之内射杀17人，而她的先生创造的记录是一天之内射杀了54人！
英国人姆威尔在其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坦白地承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方面“忽起决心，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对于这样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的原因，他说：“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务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
所谓“主持和平者”，即指政府中反对武力对待洋人和主张围剿义和团的一部分官员。而主战派，是指以端郡王为首的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一部分官员。作为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却始终在两派官员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慈禧并不是不懂得什么国际准则，或者是她对洋人们有特别的怜悯之心，更或者，是她有更高明的政治见解和手腕，虽然所有攻击的命令都来源于她，所有妥协的命令也来源于她，而她真正的用意不在灭洋人，仅借此以胁洋人就范，承认其废立之事而已——即使整个帝国的局势恶化到如此程度，慈禧的所有决策依然以其“家事”利益为最高准则，她就是要不惜一切废掉让她不顺心的皇帝光绪。
呐喊，鲜血，人头，尸体，炮火，废墟……说到底，还是“我们家”里的那点儿事。
4、有异味的名单
至此，有必要开列一张上一个世纪之交大清帝国政府“大家庭”的主要官员的名单：最高权力人物——慈禧皇太后：按照帝国的皇权制度，皇帝应该是权力的核心和巅峰，但是由于历史和“家事”的原因，1860年咸丰皇帝死后，经由年轻的贵妃慈禧发动“辛酉政变”，1861年载淳即位，太后慈禧听政，以至数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光绪皇帝载湉：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傀儡，千百年来一个最伤感的中国男人。
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世铎：满族，军机处“领班”。末代世袭礼亲王，祖上曾为正红旗旗主。一个没有主见的、息事宁人的温和老贵族。
荣禄：满族，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武卫五军总节制。一个擅长官场权术的极其狡猾的官僚，京畿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慈禧的心腹大臣之一。
王文韶：汉族，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一个久在官场最高阶层起伏的老官僚，学问渊博，狡猾圆熟。最大的特点是对什么都不负责任。
刚毅：满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个平庸鲁莽但自以为聪明的官员。积极支持废帝，支持义和团。病死于跟随慈禧的逃亡途中。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官员。最后被洋人们处死。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廉能明敏”。慈禧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京畿卫队系统——
载勋：满族，世袭庄亲王。窥视皇权的载家兄弟之一。步兵营统领。掌管京城九门，统帅八旗步兵，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载漪：满族，世袭端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总管大臣，虎神营总兵。一个不学无术但野心极大的贵族。大阿哥之父。最后被流放西北。
载澜：满族，世袭辅国公。载家兄弟之一。神机营总兵。
北方正规军系统——
荣禄：武卫五军总节制，兼驻扎北京南郊的德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中军总统。
聂士成：汉族。日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前军统领，驻扎天津。死于与外国联军的交战中，被称之为民族英雄。
董福祥：回族。由甘肃地方军队改编而成的武卫后军统领。北京局势混乱后，带领甘军进驻北京城内，是攻打使馆区的主力部队。
宋庆：汉族。由毅军改编而成的武卫左军统领。驻扎山海关。
袁世凯：汉族。由德式训练和装备的天津“小站新军”组成的武卫右军统领，驻扎在山东境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
奕：满族，世袭庆亲王。稍微懂得点儿外交事务，思维较为清醒的老贵族。1901年帝国与洋人“议和”的主要代表。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载漪上任后跟随进入总理衙门。
溥兴：满族，“溥”字辈中的一个宗室贵族子弟，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那桐：满族，曾任侍郎。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桂春：满族，三品京堂，总署行走。
裕庚：满族，曾任太仆寺少卿。
崇礼：满族，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汉族，原礼部尚书，军机处行走。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
吴廷芬：汉族，曾任户部右侍郎。
联元：满族，内阁学士。光绪的崇拜者和拥戴者，被慈禧所杀。
袁昶：满族，光禄寺卿，坚决主张围剿义和团的官员之一，被慈禧所杀。
徐用仪：汉族，兵部尚书。观点和袁昶相似，被慈禧所杀。
许景澄：曾任帝国驻俄、德等国公使，观点和袁昶、徐用仪近似，被慈禧所杀。
帝国各省军政首脑——
裕禄：满族，贵族出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平庸圆滑，官运亨通。对局势的判断始终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明确的表态。在联军进攻前，是负责帝国都城安全的最主要将领，当兵败如山倒时，自杀于战常毓贤：旗籍。山西巡抚。主张用极端手段灭洋的主要官员。据说为官廉洁。最后在洋人们的要求下被帝国政府处决。
端方：满族，陕西巡抚。慈禧逃亡时的主要护驾官员。
寿山：满族，黑龙江将军。一直在俄国军队的压力之下艰难地周旋的军事将领，最终因为抗俄不力而自杀。
增祺：满族，盛京将军，驻奉天，曾经招抚过张作霖。
袁世凯：山东巡抚。
刘坤一：汉族，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驻南京。中国近代史上南方著名的开明官员，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张之洞：汉族，湖广总督，驻武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之一，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李鸿章：汉族，两广总督。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务派首脑，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1901年帝国与外国联军“议和”的主要谈判代表。
许应■：汉族，闽浙总督，驻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王之春：汉族，安徽总督，驻安庆。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余联沅：汉族，浙江总督，驻杭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松寿：满族，江苏总督，驻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大清帝国的前叶，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不是军机处而是内阁。内阁由四名内阁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名额分配是满汉各半。大学士被称为“百僚之长”，地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凡是当上“大学士”的官员，也被称之为“入相”或者“相国”，官阶为正一品，是帝国官员在官场所能登上的最高职位。大学士制度是清帝国沿用了明代的惯例，只不过明代的“大学士”官阶仅五品，而清大大提高了“大学士”的地位和作用。满族官员“入相”，是根据家族渊源和政治上的受宠程度；汉族官员“入相”，则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并且得到进士出身。因此，雍正以前的大清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可以算是一个文官政府。
到了雍正年间，帝国的边疆战事频繁，以至于皇帝都要亲自率部出征作战，而随皇帝出征的军事“参谋部”便成为处理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叫做“行宫军机处”。打仗的时候生活艰苦，军机大臣们常常趴在帐篷里的地上起草各种文书，工作效率颇高，皇帝立即感觉到这个机构比和平时期办事拖拉的内阁好用多了，所以，仗打完时，皇帝依旧保留了军机处来协助处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事务。从功能上讲，军机处虽然职能和原来的政府内阁职能相重叠，但是地位却依旧和战时一样，结果，军机处把内阁完全架空了。从大清的中叶开始，帝国的政府内阁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摆设，内阁大学士也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虚衔——“俨若闲曹，官尊而权轻。”只是，究竟地位是官职的极品，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入军机者不是大学士——“有相之权而无相之位”；是大学士者不是军机——“有相之位而无相之权”。只有两者兼得者，才是帝国真正的“宰相”，才算是达到了做官的极顶。
军机处是帝国一切军令、政令的决策和发布机构。可以说，帝国军机大臣的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帝国的衰荣。
1900年的帝国军机处是大清国数百年历史上最昏庸、最荒唐、最混乱的政府机构。那时军机处共有六名军机大臣。“庚子国变”之后，六军机中竟然有三个在外来势力的胁迫之下被帝国政府自己下令处死，这在帝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帝国的军机处的办公地点通常为三处，即紫禁城隆宗门内、内右门之外的一排平房，即使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帝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过于寒酸简陋了。第二处是当皇帝和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的随行办公地点，也同样简陋。第三处是在中南海东，这倒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好去处。据说皇帝特赐军机大臣在此上班的时候，可以在中南海内乘船——“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所受到的“特许”还不止乘船一项。皇帝和太后召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享受“赐座”，这可不是一般的恩赐，因为除了军机大臣，任何官员，不管官位多高，年龄多大，受到召见的时候都得跪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