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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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意为此战斗。他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了质疑。他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们的所谓“法术”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绝不可能救国于危难之中。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们表演用的枪支。这个军人一看就将农民们的把戏看穿了。义和团在表演的时候在前膛枪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让士兵把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也没有一个不仇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立即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
　　　　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官员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载漪的坚决支持，他多次写奏折给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淮军宿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真的打仗还得靠这样的军人，靠载漪这样的皇亲国戚来是无法保卫她的政权的。因此，慈禧下达的上谕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的利益而与洋人军队作殊死战斗，并且此刻仍在前线与联军展开血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自己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军人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但是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根本不说聂士成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怕聂军哗变，于是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未变：“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聂士成表示自己愿意为“剿匪”行为承当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
　　　　联军出击前的夜晚，这个帝国将领似乎已经嗅出了联军的意图，他因此而焦躁不安。焦躁的隐约缘由他无法说出口：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聂士成和他率领的士兵们一样，身上流淌的是帝国农民的血液，他们所持的关于国家、民族和生活的观点都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文化，除了抵御外侮是军人的职责之外，他同样是依靠拿军饷养活家人的人。聂士成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托人带来的口信，老母说，她“无须照看，可以养活自己”，并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老话：“聂家无孬种。”如果是在辽东大高岭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定会斗志勃发，他一定情愿为帝国牺牲。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他虽感动母亲的话，但他今天不想死，他今天很想家。
　　　　卫兵报告说，部队又和义和团冲突起来，双方均有伤亡。聂士成发火了。在朝廷与列强正式宣战之后，聂士成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与义和团的一切军事冲突。尽管他不断接到义和团追杀他的士兵的报告，他还是要求他的官兵们忍耐、退让，他要求官兵们和义和团并肩作战。但是，冲突还是在不断发生。义和团对聂军的仇恨太大了，聂军官兵对义和团的情绪也已经由于冲突中的伤亡而从奉命围剿变成了仇恨。这次与聂军发生军事冲突的义和团的小首领姓张，聂士成知道这个人。他让卫兵去“请”那位张师兄。一会儿，张师兄来了，身上披着一件大红颜色的风衣，挎着一柄弯刀，很威风的样子。见到聂士成的时候，张师兄盯着聂士成看，聂士成也盯着他看，两个人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开口。张师兄最终忍不住将手摸向了刀柄，结果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聂士成军刀锋利的刀刃便砍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了一地。聂士成的卫兵把张师兄的尸体拖了出去，又用黄土把地上的血盖住，并且为聂士成擦军刀。
　　　　在门口挂着“聂”字旗的帐篷里，聂士成开始向朝廷写战况报告，他手中的毛笔抖动得厉害，使他不得不数次停笔。在他的身边，是一床军被，一个绣花枕头，一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和一支小小的左轮手枪。
　　　　这时，他得到联军出击的消息。时间是7月8日凌晨3时。
　　　　帝国官兵们脸上出现惊慌的神色。
　　　　根据聂士成的卫兵的回忆，当得知联军开始出击的消息之后，聂士成走出了帐篷，在一棵大榆树下徘徊不止。时值北方的夏夜，夜风凉爽，月影婆娑。这是天津西面的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名将很快载入中国的近代史。国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敌当前，军民一心是胜利的保障，这一点聂士成不是不明白。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帝国的局势何以至此。他现在几乎痛恨一切：太后、荣禄、裕禄、端郡王和义和团，同时，也痛恨自己。他觉得他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帐外，枪声突然大作。联军的出击开始了。
　　　　联军的出击部队由日本人的一队骑兵开始，冲击的目标是纪家庄。这个村庄距离天津城15华里，在租界的西南，是联军从南路攻打天津的通路。负责纪家庄防守的全是义和团，其首领叫做韩以礼。义和团似乎早有防备，在村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当日本骑兵踏上地雷的时候，从芦苇荡里冲出来的义和团员蜂拥而上，日军溃退。僵持两小时之后，5时10分，日本司令官江口少佐的增援部队到达，激战一个小时，义和团退出阻击阵地，纪家庄立即遭到日军的洗劫，同时，联军乘胜向八里台迂回。
　　　　在纪家庄的日军出击的同时，6000名英、俄官兵开始向租界出击，突然袭击了聂军的左翼，左翼聂军抵挡不住，撤到八里台。
　　　　聂士成部，帝国天津地区的陆军主力，一夜之间，被联军包围在八里台附近的一条狭窄地区。
　　　　1900年7月9日，八里台决战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了值得记载的另外两件事：一、帝国政府电令身在广东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处理外交事务”，这标志着帝国政府在宣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就要开始“议和”了。二、帝国京城内的甘军董福祥部更加猛烈地攻击北京使馆区，据说是帝国政府想把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当做人质，以为“外交交涉中的王牌”。
　　　　凌晨5时，八里台四周炮声大作。彻夜不眠的聂士成声音嘶哑地说：“兄弟们，开始了。”
　　　　聂士成面临的局面是：正面，6000名联军从跑马场方向进攻；背后，500名日军在步步逼近。
　　　　部下对他说：“赶快请求增援吧！”
　　　　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阵前有一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炮弹爆炸，弹片横飞，聂士成一动不动。官兵们看见主帅站在前沿督战，无人敢退。当联军冒着枪弹冲到小桥边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上万官兵在小河边、旷野里杀得天地变色，厮打声、呻吟声和各国语言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直到鲜血把小河的水染红。联军炮火掩护的效果极其明显，而聂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如果此时聂军得到增援，战况就会逐渐明朗，但是帝国的任何一支其他军队都没有策应和增援的任何迹象。的确如聂士成所说，帝国的军队“无援可增”。两个小时之后，聂军显示出支持不住的迹象。聂士成下了马，回到了他的帐篷里。等他重新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官兵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的装束已经焕然一新：帝国武官的全套礼服，紫纱质地的长袍，金线织就，图案豪华绚丽。长袍外套着一件皇帝恩赐的、代表至高荣誉的黄马褂，这皇家特有的明黄色在黎明明艳的天光下格外耀眼。
　　　　聂士成再次牵马走到战斗的最前沿。
　　　　这身服饰是那么的显眼，简直是在给联军指示帝国指挥官的具体位置。于是，炮弹和枪弹下雨般地朝这个显眼的目标飞来了。
　　　　官兵们喊：“军门！您躲躲！”
　　　　聂士成没有回答，他跨上了战马，吼了一声：“跟我杀！”
　　　　这时，有人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他的老母和妻儿已被抓走。
　　　　聂士成停顿了一下，然后拍马奔去。
　　　　官兵们知道，聂军门决定死了。官兵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聂士成完全可以不死。帝国的其他军队可以撤退，他也可以。
　　　　一个跟随聂士成多年的名叫宋占标的管带急步上前把聂士成的马嚼环拉住，大哭：“军门，不能去啊！”
　　　　前沿上所有聂军官兵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听见聂士成平静地说：”孩子，你不懂。“宋占标拉着聂士成的马死活不放手，聂士成大喊了一声，朝宋占标的手砍了一刀。
　　　　聂士成策马冲向敌阵。宋占标带着冒血的刀伤，跟随聂士成冲上去。
　　　　在八里台正面和聂军对峙的是德国军队，其前线指挥官名叫库恩。库恩认识聂士成，因为他曾经在聂军里当过骑兵教练。
　　　　天大亮了，他看到一个冠带整齐的帝国军官出现了他的前沿，库恩立即认出这是聂士成。他派士兵充当军使前去，要求聂士成投降，他不愿意看见他熟识的这个帝国将军在他的面前阵亡。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据说库恩得到的回答仅仅是他这个”懂中国话“的德国人都不大明白的一个古怪的中国字：屌！
　　　　库恩立即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这个德国军官知道，如果不把聂士成打死，战斗永远结束不了。炮弹和子弹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在肉搏的混战中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便换乘另一匹，他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最后他的两腿先后被打断，在马上摇摇晃晃，接着，弹片划开了聂士成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没有从战马的背上跌下来。联军占领了小桥，他带领帝国官兵向小桥上冲击。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小桥的桥面上。
　　　　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宋占标也同时战死。
　　　　统帅已死，聂军撤退，八里台失守。
　　　　德国军官库恩飞奔上桥，扯来一条红毯子，覆盖在聂士成几乎已经破碎的身体上。他命令一名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背起来，送还给清军。
　　　　聂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遭到义和团的拦截，义和团的农民们企图抢走遗体进行“戮尸”。他们被联军驱散。
　　　　裕禄上奏朝廷，请求赐给聂士成抚恤，但是遭到端郡王和刚毅的反对。事后，慈禧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0聂士成的灵柩被运回安徽老家，他终于和他刚烈的母亲团聚了。
　　　　帝国军人们听说了聂军门阵亡的消息，悲痛之下，从马家口方向对租界进行了最猛烈的进攻，并且在火车站里再次与联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肉搏战。
　　　　但是，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帝国官兵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天津城的危机已经显露。慌乱中的天津总督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这支部队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地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溃散的帝国官兵，都认为国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义和团开始遭到空前的杀戮，以至前线军民两方人心均大乱。
　　　　混乱中联军的军官们终于认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开始的大规模连续轰击，宋军官兵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民之间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当义和团从冲击的前线刚刚转移下来，便立即受到宋军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1900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所有奏折中，无不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钦奉圣旨，联络义和团民……乃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忽四处地雷纷发，数十里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直隶总督裕禄等折》（1900年7月24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的官兵们对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感到愤怒已极，因为导致了大量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帝国士兵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历史和今天都不能仅仅责备义和团的农民们，他们从不知道“废帝立储”这一黑暗的宫廷阴谋，他们不知道指使他们攻击使馆的王公大臣们怀着多么愚昧的私欲和多么贪婪的野心；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洋人入侵自己家园的最本能的愤恨和反抗。在1900年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最天真的信念为支撑在前进冲击，在为帝国不被列强侵占而流血死去。
　　　　1900年7月13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兵力是：联军17130人，火炮42门；清军12000人，火炮39门。
　　　　在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惟独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各国联军占了优势，这让人难以理解。
　　　　即使这样，兵力不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的状况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宋庆部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军事冲突，官兵损失不少，结果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军防守。八里台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之众的聂军官兵大部分伤亡和失散，最后真正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人。帝国守军惊魂未定，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还没有打响，天津是否能够守得住已成疑问。
　　　　联军开始向天津城下冲击地移动。
　　　　东路的俄军使用的是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天津城的偷袭办法。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十多华里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奇特而巨大，但帝国的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帝国军队，这一下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反击的话，俄军就完蛋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