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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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占地矛盾还在争吵之中时，帝国的都城北京的局势愈加恶化了。
7月14日，刚刚进入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就收到了英国公使于7月4日从北京送出的密信，信中详尽描述了英国使馆的危机：“如果中国人不加强进攻，我们可以坚持数天到十天左右；如果他们下定决心，那就不出四五天了。因此，要防止可怕的屠杀，只有不失时机才行。”7月18日，又来了一个日本密使，由于他在途中被清军俘虏了四天，密信已经被他吞进肚子里，于是只有口头汇报：“使馆危机，帝国政府已经将北京的董福祥的部队调往天津方向。”7月25日，联军接到美国公使从北京送来的信：“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速来援救。”
从联军占领天津到从天津出兵攻打北京，之间相隔了20天。既然北京使馆的局势危在旦夕，而联军的“救援”却如此拖延，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联军各有各的小算盘，始终没有在出兵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顾虑最大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英国人不希望自己在联军中充当无关紧要的角色，这和他们在中国的历史最长的利益不相符。但是英国人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去年，英国人卷入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即为了抢夺南非的金矿而进行的布尔战争。“布尔”，荷兰文，意思是农民。英国军队和非洲农民的战争进行得很不顺手，伤亡惨重。后来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当时只有25岁的那位名叫丘吉尔的英国士兵就被“布尔”们俘虏了，差一点在丧命那片不毛之地。英国现在已是无兵可调。同时，英国人知道，在去北京的路上，定有上千万东方的“布尔”在等待着他们。
美国这个被老牌帝国主义们称之为“牧童”的年轻人本来不想参加战争。他们一直主张“门户开放”，主张世界的“自由贸易”，这个主张自然为对海外有领土要求的老牌帝国主义们所不容。再说，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人并没有心思在遥远的中国打仗。要不是北京的美国公使康格一个劲儿地要求增援，美国人原来的心思是想先坐山观虎斗，后再决定自己怎么办。
德国人对帝国的深仇大恨起源于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德国人喊出了“为公使克林德报仇”的口号，在本土组织了一支将近七千人的远征部队。德皇在动员讲话中说：“无须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要像一千年前阿拉提率领下的匈奴人那样，为自己争得永垂史册的光荣。即使千年之后，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藐视德国人！”但是，从遥远的本土到达中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北京的局势已不允许等待。所以，与其派几个兵前进，不如不参加进攻，等增兵到达之后再出发。这就是德国人不积极主张进军，后来没有参加当年对北京进攻的原因。
而法、俄、日三国，尤其是俄、日，他们真正的意图并不是占领北京。他们知道占领北京没有意义，因为谁也不可能把中华帝国肢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力量。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人在中国西南，俄国人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只要在这些势力范围之内可以为所欲为，比和“大伙”一起占领一个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帝国都城强得多。
至于意大利、奥地利，国小力单，吃点“残余”就满足了，因此在参加向北京进军的联军队伍里，他们的军队犹如仪仗队，区区数十人，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
联军内部关于各国兵力对比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兵力的多寡，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华利益的分配。最想增兵的国家当然是距离帝国最近的日本和俄国。因为既然参加，就要当主力，以后在分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权利。日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列强干涉日本向帝国归还辽东的事情仍令他们心有余悸，因此，北京使馆的局势越紧急，日本人越不吭声，他们的打算是各国终会主动“请”他们增兵。但是，各怀账本的各国政府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意图，根本不提请日本人增兵的事。同样距离帝国很近的俄国人没日本人那样阴柔，早在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俄国人就开始大举增兵了。有一天，俄国人的增兵到底令日本人坐不住了，日本终于向联军表达了增兵3万的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立即受到英国人的支持，英国明确提出“托日本人充当联军主力”——英国人想让日本人牵制住俄国人。但德国人担心日本出兵太多对自己不利，因为英法已经瓜分了帝国的南方，德国人担心自己占领的胶州湾会被一直觊觎着帝国北方的日本人挤占，于是反对日军当主力，更何况德皇有过明确的指示：必须避免日本人单独行动。
增兵的勾心斗角僵持了数天，北京使馆传来的消息令各国军队再次紧张了起来，这次的消息说：各国驻华使节的性命真的难保了。英国人于是赶紧趁机活动，并向各国保证“日军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权”，同时宣称，如果日本人这样做的话，英国人将“用舰队来强迫日本履行他的义务”。暗地里，英国人怂恿日本人赶快增兵，并答应为日本政府提供百万英镑的援助。
各国无奈之下，同意日本增兵。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驻扎广岛的第五师团火速赶往天津，由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少将山口素臣为统帅，这时候，日本在华兵力达到1。3万人，成为联军中各国兵力之首。
同时，各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扩充了兵力：英国从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紧急调兵，兵力达2700人，以印度锡克兵为主，司令官盖斯里少将。
美国从本土和菲律宾紧急调官兵来华，即美国第14步兵团、第5炮兵团的瑞利连、第6团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兵力达3100人。司令官查菲。
俄国人更不甘落后，他们把旅顺和营口的兵力全部调到了天津，使其兵力一下子达到6627人。司令官林涅维茨。
法国人是从越南调的兵，多是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军，兵力为1500人。司令官费雷。
意大利和奥地利无兵可增，依旧是“掌旗兵”，分别为50人和53人。
军队组织好了，接着就是谁当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经过没日没夜的明争暗斗之后，最终德国人争取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直到联军已经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法、德之间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向德国人赔偿了近五十亿法郎，还割让了领土，即使此时共同去“救援”他们共同的国人，法国人与德国人仍是不共戴天。
1900年8月1日，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确定：联军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为8月4日下午3时。联军总兵力3万人，其中1万人驻守天津，2万人向北京进发。具体的行军序列是：先头部队分三路前进，日本人为左翼，英国人为右翼，美国人为中路，其他国家的军队随后。
日、美、英三国军队组成的先头部队的兵力为：14050人，49门火炮。
俄、法、意、奥军队的兵力为5650人，34门火炮。
8月3日，联军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携带一天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
天津至北京，陆路137公里。
40年前，英法联军曾沿着这条陆路向帝国的都城前进，一路上用洋枪洋炮对付清军的大刀马队，整整走了一个月。而今，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手拿洋枪洋炮的帝国军队正等待着他们。
1900年8月4日凌晨2时，联军部队开拔。
联军官兵对开拔甚不满意，因为“一切都是匆忙的，没有军乐声，甚至没有吹号。”
史称的“八国联军”，实际上是“七国联军”，因为德国人最终决定等增兵到达之后自己再前进。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杂种杂牌军。各种肤色、各式军装、各自语言的口令，而且没有明确的总司令，谁也不想听从谁的指挥。
从在异国的国土上攻打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的都城这一军事举动上看，联军的行为近乎不可思议。他们不但兵力少得可怜，军事指挥和部署也混乱不堪，于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联军向帝国都城北京的进发都像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自杀行为。
中华帝国北方盛夏的夜色依旧暑气蒸腾，还没有正式行军，所有联军官兵的军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这些来自异国的官兵们望着黑沉沉的前方之路，都心情忐忑地祈祷万能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够活着回来。
5、翠扳指
联军刚出发就下雨了，这是帝国北方夏季突然而来的豪雨。天像漏了一般大水倾泻，顿时四野混沌，汪洋一片。在运河两岸泥泞的道路上，骡马拉着沉重的炮车吱扭扭地艰难移动，联军官兵们在雷电交加之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军靴由于裹满了泥浆而越发沉重，开始是热汗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后来就突然感到寒冷了起来。前方是弯弯曲曲似乎没有尽头的乡村土路和铅色的天空，雨鞭抽打在茂密的庄稼上，嘈杂的声音和枪支马刀的磕碰声单调而沉闷。日落时分，雨停了，指挥官计算了一下，这一天仅仅前进了六公里。
这里距离阻挡在联军进军道路上的第一个军事目标北仓还有六公里。夜间不敢再前进，于是宿营。
联军指挥官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运河左岸的日、英、美军和右岸的俄、法、意、奥军从清军的两面攻击，为主攻部队；中路由俄军上校凯列尔指挥，配属一个俄军炮兵连和两个步兵连以及法军的一个野炮连突出在前，为佯攻部队。攻击计划做得果断干脆，这得益于联军对将要攻击的北仓的军事情报的掌握。和联军指挥官们坐在一起开会的，还有好几个中国人，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在联军向北京的攻击行动中充当联军的军事侦察员和情报员。这几个中国人已经在联军的前面转了好几天了，他们穿的是当地百姓的衣服或者义和团的服装，清军在那个叫做北仓的地方修筑的所有防线对他们来讲已经烂熟于心。
北仓，运河北岸的一个小镇，官粮漕运线上的一个大储粮站，也是帝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所在地。小镇南北长约一华里，东西宽半华里，居民两千多户。居民们早已经跑光了，因为数天前他们就发现帝国的军队开始在这里修筑工事。帝国的工事基本上是沿着铁路修筑的，依托着军火库旁边的土堤，曲折蜿蜒，绵延数里。工事的不同地段上，部署了口径不同的大炮，炮兵进行了试射，制定了严密的火力覆盖方案。由于依托军火库，弹药充分，同时，阻击防线的正面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基本没有让攻击方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至少在军事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理想的阻击阵地。
在这里防守的帝国军队是马玉昆部，兵力约八千人，另有少数聂军余部协助防御。当然，还有时而铺天盖地，时而踪影全无，人数从来令人捉摸不定的义和团们。
联军计划中的攻击时间是在黎明时分。
黎明来临前，各国官兵们都在极端的疲惫中睡着。只有日本人醒着。
日本人决心不受联军军事计划的约束，要单独干。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不仅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倚仗着这个民族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独自冲杀，独自牺牲，并且独自占有胜利成果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种自卑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强们面前，表现一下日本军人的无畏。
日本指挥官山口素臣把部下集合起来宣布：立即攻击。以“显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
又下起了雨，是腻人的蒙蒙细雨。泥泞之中，日军无声息地出发了，兵力是8000人，和正面阻击的清军兵力基本相当。
4时20分，日军接近了清军的一线阻击阵地。随着一声枪响，双方顿时陷入混战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帝国士兵使用的大炮是威力强大的德国火炮，手中拿的是性能优良的步枪，因此日军的冲击队形立即混乱起来。日本士兵的白色军装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显眼，成为帝国士兵瞄准射击的醒目的靶子。日本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泥水里。但是，“一个人倒下去，马上就又三个人填补上来”。
帝国军队的统领叫周鼎臣，他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日军不怕死亡的拼死冲击的情形令他回忆起甲午年间和日本人的战斗。和他一块产生联想的还有那些军官和老兵。那时日本人这种前赴后继的冲锋，给帝国的军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洋兵在打仗的时候，除了死亡就是胜利，他们没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西洋人是“鬼”，而东洋人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可怕。
双方士兵终于扭打在了一起。刚把一群日本兵赶了下去，又一群冲了上来。两个小时之后，东方显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线前沿的泥泞之中，散布着二百多具帝国士兵和一百多具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时，日军后方的支援火炮密集起来：英军和美军的炮兵连也加入了战斗。于是战局开始逐渐明朗。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密集的炮火开始把清军“驱赶出他们的战壕”，日军开始再一次大规模的冲击，“日本兵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伤。一个士兵一边跑步一边射击，几秒钟后，他摇摇晃晃地，显然受了致命伤。他的同伴停下，搀扶他一会儿，但他还是倒下了，死在了他的战友身边。”（宝夏礼《津京蒙难记》，杨恩慎译，载《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北仓阻击阵地的第一道防线被日军突破。周鼎臣带领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线。
这时，各国联军按计划开始了总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开始行动了，但他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前进。由于怕踩上地雷，他们在庄稼地里走，但庄稼地里更加泥泞不堪，他们前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等他们接近前沿的时候，发现前沿阵地上已经飘荡起湿漉漉的日本国旗了。
帝国军队第二道防线的阻击是顽强的。没有理由说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存在多大的差距，而且，至少在统一指挥上，帝国的阻击部队占据着优势。直到目前，进攻的依旧是日本一国的军队，虽然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在很长的防线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击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旷野之中，除了决死前进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对日本兵心存恐惧的帝国官兵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攻击，甚至在局部上，帝国士兵还组织了反冲击。从那一刻看来，联军的进军至少要被阻止在这里了。
但是，一线铺开的帝国防守部队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自己的侧翼是否安全。帝国军队可以说刚从一线进攻和一线防守的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中醒悟过来，这种醒悟来源于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战术的军事学堂。但是，外国教官也许没有认真地上课，或者，帝国的军官没有认真地听讲。在北仓这处真正的战场上，当帝国防线的背后响起日本人的冲杀声时，整个一线排开的防线骤然动遥防线上的清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冲击的日本士兵和这些士兵后面的炮兵阵地上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也许帝国的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