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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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了，当帝国的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并且受到重创的时候，军方不敢、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宫，因为当时正是帝国皇太后60大寿的庆典期间。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都是在光绪十四年以前购买的，从那时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帝国政府明令禁止海军再购买军舰和更新设备，理由是“时艰款绌”。然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帝国会穷到连几艘军舰都买不起的地步？据说仅仅维持帝国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万两银子，天天4万两银子，足见国库之丰厚。
1894年11月7日，中国那座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连陷落。黄昏时分，城内满城大火，风雪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驱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已经结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热血流过而融化。
而正是在这一天，帝国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内庆祝她的“万寿吉日”。早上7时，慈禧身穿龙凤呈祥的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在身穿红绸纱衣的校尉和太监的簇拥下，从宁寿宫到承乾宫拈香。韶乐声中，皇帝、皇后和文武百官先后行跪拜大礼，然后是盛大的皇家宴会，宴会上演出了华丽的中国戏——京剧。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皇太后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数字，数字之巨大足以让全世界为之瞠目。作为女人，这位皇太后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首饰合黄金1万两，合白银38万两。她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衣服，包括各色绸缎龙袍、青白肷皮、灰鼠皮氅衣、彩绣寿字图案衬衣等等，分别由苏州、杭州和江南三个织造局承制，共花费白银23万两。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过的道路被分为60段全部进行了修饰，其间还搭建了新的彩棚、彩殿、龙棚、经棚、戏台、亭座等装饰性“点景”209座，修饰造价共计白银240万两，加上紫禁城内的宫殿修饰、贺礼宴会、演出唱戏、皇家赏赐和各省进贡，帝国皇太后一个生日的花费该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个数字，和帝国政府账本上的海军经费差不多。但是，帝国的皇太后又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海军军费被“暂时”借用了。关于颐和园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帝国海军军费，至今依旧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除了动用海军军费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缴，户部的拨发，各级官员的“敬献”，所有的账目混在一起总数大约为白银3000万两。关于颐和园修建费用的数字，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别。“3000万两”出自《清宫遗闻》：“修颐和园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台）苏同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277页。）当时，英国和德国制造的最现代化的战舰价格大约是50万两白银，而帝国北洋舰队鼎盛时期军舰总数不过25艘左右，这样算来，帝国皇太后每半个月就要花费掉买一艘巡洋舰的钱，而她修建私人花园的钱足以让帝国拥有三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海军舰队。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在日本第一军团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内，日本军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妇女肆意凌辱，对中国平民残酷屠杀。日军从旅顺东面的上沟杀到西面的太阳沟，中国平民几乎没有一人幸免，城内城外到处是开膛破肚的中国男女老幼的尸体。1894年11月28日的《纽约与世界报》报道说：“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在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清国人不过是为掩埋尸体而幸存的36人。”
这样一个帝国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徒劳的。
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论的记载。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
7、一个短暂的“春天”
前往日本马关的帝国“议和”代表团的轮船正行驶在日本海海面上的时候，在帝国四面八方通往都城北京的路上，成千上万名身穿蓝色长袍的帝国文人们正在匆忙赶路。
京城里春寒料峭。一个名叫康有为的文人提着行李在蜘蛛网一般的胡同里东张西望着，他要寻找一个叫做“南海会馆”的小门脸，并且要在那里住下来。他期望那里最好能有一张桌子，让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出来摆好。
帝国的知识分子是来参加帝国最高级别的考试的。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年龄相差很大，贫富极端悬殊地在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客栈里落脚。只是此刻，他们的梦境是极其相同的：经过数年的苦读，现在以各省举人的身份，竞争名额极其有限的进入帝国政治阶层的“通行证”。
因为摒弃了所有人类自然科学的内容，只承认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论，所以帝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单一的考试。这样的考试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一直是显示帝国政治稳定的标志，是帝国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国悠久文明的景观，是帝国最低层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鸡犬升天的梦境，是帝国国家政权顺利运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维持的支柱。而帝国的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知识”长久而强烈地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说，不通过政治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知识”就没有实际价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文人当官从政，和农民耕地一样自然，除此以外别无出路。对政治前途过于强烈的单一追求，驱使帝国的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凶险而狭窄的人生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官便得志，失官或丢官便失志，因此他们往往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奋不顾身”的人。
这一年的春天，数万知识分子聚集在帝国的都城，由此带来的一个情况是过去的统治者不曾有过的，并使现任的统治者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最温文尔雅，最讲礼仪道德，并且是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读书人中间，此刻正流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断蔓延以至威胁到了帝国政权的生存。
夹杂在危险人群中的最危险分子之一就是那个康有为。这是一个令京城人听上去话语十分古怪的广东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扬，身穿一身读书人的蓝色长衫。与帝国绝大多数梦想读书取仕的人一样，康有为在掌握帝国经典理论上才气平平，因为“书香门第”的家庭压力，于1882年和1888年两次参加取得举人资格的乡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产生了放弃考试的念头。但是，“诸父皆强之”，尤其“母意属望迫切”，康有为只好奋不顾身地一试再试。1893年，36岁的时候，他勉强通过了乡试，取得了参加京城最高考试的举人资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进京赶考的时候，不但没有考上，而且还扭伤了脚，于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时正是1894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甲午年。
1894年的春天，已经37岁的广东举人康有为决心最后一次在科举考场上赌一把自己的前途。
在万物春情萌动欲望勃发的季节里，帝国文人想当官的念头往往会使他们的精神几近疯癫。
这个春天的考试，是热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国文人们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试。当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国家不幸的消息乌云一般一阵一阵地滚过来。海战的失败已经让国人“莫名惊愕”，而帝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人草签的条约内容更令“举国哗然”。不要说把中国的国土割让给洋人是奇耻大辱，光一笔关于银两的账就让中国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当时帝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8890万两白银，而日本人要求的赔款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且规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亿两，全部赔款必须三年内还清。
考试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没有希望的康有为在帝国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对条约的签订：“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进而认清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再论帝国外强中干，以国土民众十倍于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同上）最后归结于政府的腐败：“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莲英，相以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同上）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叹；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革命”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继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公车”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面容凄惨，垂涕陈情”，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公车”们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家”，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
上书多日，不见政府的反应，更不见皇帝的答复。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是“声势不够”，必须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否则不能“大震朝廷”——深宫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于是，康有为连续一天两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一份1。8万字的请愿书，梁启超从旁慷慨誊写。他们决定举行18省举人的联合大集会，集会的地点定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5月1、2、3日，连续三天。因为5月8日就是中国皇帝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玉玺的日子了。
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弹劾奸臣严嵩而受到迫害的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