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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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的车队一路狂奔。除了在一个小村里喝了农民家里的一碗水之外，车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逃窜。
即使按照当时的舒适标准，长时间乘坐骡车也是极端痛苦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天气酷热和心情极端沮丧的情况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剧烈的、永无休止的颠簸。慈禧此刻肯定想起了陈列在颐和园里的另一辆马车，那是英国公使送给帝国皇室的一辆西式马车。英国人送马车的目的除了想巴结帝国皇室之外，还有把这辆马车当做样品打开帝国交通工具市场的企图。西式马车乘坐起来真的很舒适，不但有宽敞的车厢、柔软的座位和明亮的玻璃窗户，而且车轮上箍有橡胶圈，圈里设计有弹簧系统组成的减震装置。帝国的官员曾审查样品，然后试乘，都说好，很好，但是我们不需要。英国人问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帝国官员的意思，因为帝国官员对橡胶轮子和弹簧系统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始终把严厉的目光盯在马车前面的座位上。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不但在最前面，而且还高高在上。帝国的官员反复地质问英国人：皇上坐在哪儿？难道让皇上坐在赶车的奴才后面和下面不成？请问皇上坐在哪儿？英国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不但英国人的推销计划吹了，而且当时全世界都到处可见的驮载着各种各样的文明故事飞奔在田野上、大路上的四轮马车，惟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辆，即使在博物馆里。
帝国自己有马车：人从前面上下，上的时候需要一点力气和某些技巧，不然就要让人托举上去。封闭式的车棚，厚布或者更厚的呢料为帘，车轮是木制的。人乘坐的位置在车轴的正上方。乘坐时必须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盘着腿。帝国的马车没有具体的座位，如果硬说有的话，整个车板都是座位。帝国的马车没有任何减震装置，如果硬说有的话，丰满一点的屁股便是。在华的洋人们被迫乘坐帝国的马车，结果没走几里，便“困顿不可言状”。喜欢“瞎鼓捣”的洋人决定自己改装中国的马车，他们在车板上挖了个可以放置双腿的窟窿，这才好像稍微舒适了一些。结果这个初步的“改造”立即遭到中国人的嘲笑，嘲笑之后语言之尖刻使洋人们觉得比颠簸更难过——他们的腿吊在车板的下面像是屁股底下长出的两个怪物，还一晃一晃的。受不了被所有的中国人认为是怪物的洋人于是把窟窿补上，努力练习在硬木板上盘起双腿。而今，在帝国北方酷热的气温下，慈禧、光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一起坐在车板上，听任坚硬的木车轮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跳动不止，车板上的人和仓促搬上车的箱子、包裹一起弹过来滚过去。在车轴的吱扭声和人的呻吟声中，这些曾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娇贵的人，没走多远就都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
无论是政治逃亡还是政治旅行，依靠的都是道路。道路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线索。而对于20世纪初的大清帝国来说，它国土上的道路和它的历史线索一样始终含糊不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最著名的语录，这和一个洋人所说的“帝国政府和民众很大程度上把修路的工作交给了大自然”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看是相似的。在人们长年累月的行走和畜力车年复一年的碾压下，几乎所有连接帝国城乡的道路全都是一条土沟——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雨天的时候成为一条泥河。一位英国传教士发现，中华帝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一条直路，所有像路的道儿无不弯弯曲曲。这位英国人认为“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喜欢曲折地到达目的地。
慈禧逃亡的第一天住宿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距离京城70里。村镇里的百姓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人是皇室成员，尤其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的农家老太太是皇太后，那个像患了痨病一样的小伙计是当今的皇上。但是帝国的百姓认识银子。李莲英捧着碎银子收购百姓家的食物，只要能吃的，生熟不论，什么都要，全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购来的最精美的食物是窝头和大麦粥，于是先给太后和皇上呈上去。饿了一天的慈禧和皇上急忙咬了一口，觉得虽然粗糙得咽不下去，但还是有一股惊人的甜味。嘴里塞满窝头的皇上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赐。”慈禧“闻之”没有发作，因为她于逃亡的路途上已“备受苦难，伤心已极”。
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其余的人。王公、格格、大臣们以及车夫、兵士，所有的人都已饿得眼花缭乱，于是立即蜂拥而上，风卷残云一般，所有能够充饥的东西片刻便被一扫而光。
这时有个汉子磕头，声称姓李，在京城里开有一家镖局，他要求护驾。慈禧答应了，并且赏给这个汉子一面龙旗。从此，这个会点武术的镖局首领带着几个徒弟，打着“太后亲赐”的黄龙旗，加入了护驾的行列。
当晚，慈禧一行睡在村镇旁边的一座破庙中。所有的皇室成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了，只有慈禧和光绪母子俩算是有一张“床”——一条大板凳。他们两个就这样背靠背坐着，谁也不说话，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依旧是整整一天的颠簸。没有食物。晚上还是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睡觉。“时天渐寒”，太监们到处“求卧具不得”，好不容易遇到一户人家，妇人却以被子“濯犹未干”为借口“拒之”。慈禧坚持不住了，她躺在了地上。
半夜，慈禧突然在梦中惊叫起来，连她自己都被惊叫声惊醒了。她听见门外有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音调极其温柔：“太后勿惊，臣春煊在此护驾。”
慈禧定了定神，说：“进来。”
庙门吱呀一声，一个男人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慈禧看了一眼，说：“好，好，知道了。”
男人退出。
岑春煊，时年39岁，官职是甘肃藩司，二品衔，其职权仅次于总督。这个官员是因为皇室的逃亡而得以进入帝国史册的另一个幸运人物，因此他和吴永成为一对靠国难而受宠，从此注定要在皇室逃亡的路上因为争宠而争吵不休、势不两立，进而发展到一辈子互相攻击的帝国官员。岑春煊和吴永一样，因为在庚子年间跟随皇室逃亡的特殊经历，直到民国时期依旧是国家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和吴永不同的是，岑春煊一生下来就是个贵族。其父岑毓英曾任帝国云贵总督。他少年时便以国学生的名义入京，家里花钱给他捐了个工部主事，使他整日和权贵子弟一起花天酒地，“黄金结客，车马盈门”。他中过举人。他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光绪当年大婚的时候，他是协助办理大婚庆典的主要人物之一。父亲死后，他被“赏”五品京堂，然后连续升迁，甲午前官至大理寺正卿。他虽然被称为“纨绔子弟”，但他身上却少纨绔的懦弱，而多志士的激昂。甲午时他慨然请缨上了前线，在前线着实忙了一阵子，带兵和日本军队抗衡，因此名声大振。和吴永一样，岑春煊也是个“维新分子”，在“戊戌变法”中极其活跃，是康有为“强国会”的成员，曾经极力上书主张“精简机构”，是导致光绪皇帝下决心一下子撤掉一系列衙门机构的直接责任人。他禀性耿直，“遇事锋发，无所回避”，理应在政治上是慈禧的“仇人”。但是，也许由于他父亲生前一直为帝国在一个边缘省份任职的缘故，戊戌之后他居然没有受到慈禧的政治追查。联军将要攻击京城的时候，他响应慈禧“来京勤王”的号召，带着5万两银子和5000官兵从兰州昼夜兼程奔向北京，到达南口已是8月15日，慈禧和皇上已经开始逃亡了。岑春煊紧追不舍，及时地出现在慈禧的身边。尽管无法得知他的突然出现是来保卫皇帝的还是来保卫太后的，但慈禧在微弱的烛光下看到的是一张忠诚可靠的武人的脸，“太后深感之，泣谓岑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这句话对于一个帝国的一个普通的大臣来讲，是足以令其为之赴汤蹈火的！
慈禧终究是女人，而且是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吴永对哭的时候，岑春煊也在场，因为岑春煊已经被任命为负责“办理前方一切粮台”的重要官员了。
慈禧抹了眼泪问：前边是哪里？
吴永带着哭音回应：怀来县。
慈禧问：汉人还是满人？
吴永答：汉人。
慈禧问：你尚能穿着官服来迎驾，是忠臣。备了食物了吗？
吴永答：有，一锅粥。
慈禧说：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时候，吴永退出来，立即回了县城。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捣乱的义和团了。他把盘踞在怀来县城的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肃清义和团之后，他指挥人挖开城门，用土铺平道路，清理街道，准备馆舍，张罗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县城。令慈禧进一步感动的是，这个小小的知县除了准备了令她不再饥饿的食物、她特别需要的旱烟之外，居然还弄来一大包可供她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头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吴永死去的母亲留下的，梳妆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遗物，是他从已经另娶的姐夫那里要来的。他对慈禧实话实说，慈禧没有嫌弃，还十分高兴。浑身已经发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赶快换衣、洗头、梳妆，李莲英给她梳了个两把式的大拉翅头，她觉得精神好起来了。皇上，还有那些王公格格们也都换了干净衣服，都是吴永从县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皇上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绸袍，看上去不像小伙计了，像个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有罪，那么，如此的“众”罪行是怎样造成的？《罪己诏》得出结论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7～189页。）这是帝国政治文件中的典型范例——下边有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来很正确的“经”给念走调了。这是帝国的皇上和太后开列给洋人们的一份“惩罚”名单——它明确地告诉洋人们有仇有气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发泄，或者是在向洋人明确表态：至少皇太后和皇上没有偏袒任何“酿此奇变”的官员的意思。
帝国政府逃亡的第五天，本来还为皇室的逃亡而忧虑担心的帝国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就要变成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