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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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弹劾奸臣严嵩而受到迫害的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这个地方被文人们选中，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文以载道”的精神。
第一天，5月1日，达智胡同“车马塞途”。康有为发表演说，声言不变法国家就完了。演说完后，举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有毫不犹豫的，有迟疑勉强的，当然，还有溜走的。
第二天，5月2日，康有为们盼望的不仅仅是“车马塞途”，闹不好来的人多得会把京城的南边踏平了。但是，日上三竿时，松筠庵内仍冷冷清清，仅聚集了十几个人。刚才还是晴天，突然“大雨震电，风雹交作”。一个太监模样的人来到松筠庵，径直来到了康有为的面前。史书记载：“康圣人仓皇起来，招引来人到另一间房间里谈话”。自那一刻起，康有为再也没有提过上书的事。
第三天，没人来了，包括康有为。
同是在这一天，京城内传遍了一个消息：康有为中进士了。
中进士是寒窗苦读的每一个帝国文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被朝廷授予官职。中国人需要前程，中国文人更看重前程。
至于举人们5月2日不来，原因有二：一是那个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派人连夜到京城内凡是住有赶考举人的大小客栈去“做工作”，要挟警告他们“切勿盲从”，小心各自的功名前程。二是5月2日一大早，孙毓汶进宫通过李莲英去找慈禧太后请求“立即盖玺”，言：“日军必不耐烦，数日之内可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老小，实不敢做此孤注一掷之举！”果然，慈禧立即下达了批准《马关条约》的懿旨。至于慈禧速下决心的原因，数种史料记载情节离奇但内容一致：李莲英指着地图上的台湾对慈禧太后说：“此岛不过豆大之一点耳，割之何妨。”于是，“慈禧信之”——用一个“豆大”小岛保大清的朝廷，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1895年的5月，帝国的又一次科举考试的录取榜公布了。京城内高兴的和悲伤的举人都在收拾行李。骚动随着帝国通向四野的大路上再次出现穿着蓝色长袍的归乡的身影而消失，“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的“书”其实根本没有上成。
帝国文人的春天和帝国的春天一起迅速结束了。
8、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公车上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中笔墨特别浓重的篇章，通常的叙述是：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和行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于甲午年间的战败，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为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国文人们发起了一嘲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伟大运动。
在“公车上书”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有三个“细节”似乎被许多历史书籍忽视了：一、“公车”们的“书”根本没有上成；二、虽然“公车”们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热闹，但“上书”最积极的却是在“紊乱之官方”中任职的一群帝国政府的官员；三、也是最被“忽视”的，那些“帝国主义”们竟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帝国文人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主要口号的上书，其中最积极者，就是对中华帝国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国和正在吞噬中国这头“巨象”的那只“乳虎”——日本。
当光绪皇帝得知都察院不敢把“公车”们的请愿书递交上来的时候，他下令任何人不得阻挠上书的通路——光绪是一个很想改变帝国政体的皇帝——因为他需要改变自己受到太后制约的现状，因为他确实有振兴帝国的统治愿望。
最先将文人举事的真实情况通报给光绪皇帝的官员，是侍读学士文廷式。他在《闻尘偶记》中回忆说，他不但向皇帝检举都察院的官员“堵塞言路”，导致皇帝令军机大臣“查问此事”，他本人还是政府官员“纷纷上书”的带头人。当李鸿章把《马关条约》的草签文本从日本秘密带回北京的时候，只有他“独树一帜”地认为“公论不可不伸张于天下”。他把草签文本全文抄录下来广泛传播，在政府官员和皇亲国戚中掀起了一个反对签约、要求实行维新变法以图国家强盛的上书热潮。
帝国的官员开始“上书”了。
首先上书的竟是都察院的官员。
当“公车”们上书的混乱结束之后，这个机构打破了凡接上书必须严格审查、删除中间“未尽检点之处”、重新抄写整齐才能递交皇帝的规定，而将那些盖着京官印结的请愿书全部原封不动地“恭呈御览”。实际上，在5月2日这一天，即使帝国的大部分“公车”们没敢在松筠庵再次露面，经过都察院递交上去的“书”也达15件之多，其中忧国的官员写的占了近一半，他们是：选用道李光汉原呈候补道易顺鼎原呈内阁中书陈嘉铭等原呈吏部主事洪嘉舆等原呈礼部主事罗凤华等原呈广西京官及编修李骥年等原呈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这确实令人难以解释和难以置信。生活在皇权高压下和官场黑暗中的朝廷官员们，不顾在专制制度下显得极其脆弱的官职以及由官职带来的稳定生活甚至荣华富贵可能瞬间丧失的后患，如此挺身而出舍己爱国，其精神和影响绝不亚于“公车”们打算“抬着棺材”上哪一位官员的家去——历史的真实是：官员上书在先，文人上书在后。这一点值得正视和深思的重要前提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国家危亡而冲动的政府官员极其罕见。
帝国主义们对帝国的变革所表现出来的关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现象之一——当洋人们的举动被笼统地定义为“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的时候，相互矛盾的现状使得中华帝国的某一段历史如同一幅风化严重的图画，无论如何修补也无法窥其真实的全貌了。
洋人们对中华帝国体制的优劣判断，经过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明末清初之际，在中国活动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而那时中国政体之稳定曾达到极致：明至清，几乎看不出改朝换代的变化，400年间社会变动不大。教士们的评论说，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最稳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坚固的维系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先挫于中英鸦片之战，复挫于中法甲申之战，再挫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华帝国稳固的社会形态开始瓦解，洋人们在先进的洋枪洋炮的掩护下，开始了对这个东方帝国的全面批判。
最早向帝国政府提出国家应该全面变革的是英国人赫德。
赫德1854年来到中国，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他在中国一住就是48年，成为真正的“中国通”。1863年，他“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和委派”，当上了控制帝国国门财政收入的海关总税务司长官。由一个外国人来掌管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的海关事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任命是中华帝国政府自己的选择。赫德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洋人，除了处理繁重的海关事务之外，他还插手了中国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1876年中德签订《烟台条约》的时候，他是李鸿章的“助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中法新约》的时候，他在其间“穿针引线”。赫德1908年请假回国，至死才结束他掌管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职务。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他的评价是：“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代表人物。”
赫德首次正式向帝国政府建议中国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是在1865年11月6日。这一天，他向帝国的“总理衙门”呈递了一篇名曰《局外旁观论》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是“中国通”的杰作，因为鬼才相信他是一个“局外人”。中华帝国的内幕已被赫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文章中说：中华帝国国情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腐败”。官场中“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军队“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那些即将成为帝国政府官员的文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只是一旦让他们管理国家大事就“问之辄不能答”，如此“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给帝国政府提出了三项变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样式，军火兵法”等等；二、整顿财政；三、加强外交。内容包括帝国向世界各国派遣大使，鼓励洋商与华商协办轮车、电机各种事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整顿国家混乱的财政不足为奇，新鲜的是鼓励洋商和华商协作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这一点帝国政府闻所未闻。
赫德向帝国政府呈递的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帝国的总理衙门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年，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名为《新议略论》的照会。照会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观点因此而显得更为郑重严肃。他首先指出帝国的政治不良是国弱民穷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国只有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机。而中国人虽然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可中国人的“变”不是创新，却是“变回旧法”。阿利克按照帝国主义们强权策略的逻辑，毫不掩饰地向帝国政府描绘了一幅如不变革便会遭遇被各国瓜分的悲惨下场：各国有各国的在华利益，中国乱了，各国不能不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于措辞尖锐，阿利克的照会引起了帝国官员的警惕，警惕的结果是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一致的观点：英国人如果不是“别具阴谋”，就是“惟利是图”。
美国人紧跟在英国人的后面。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到日本访问顺便路过中国，李鸿章热情接待，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争端上做出某些让步。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帝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
格兰特函云：中日两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两国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节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各国通商获利之处，中国亦不至落后。盖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则人民生理，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国有益，本国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国亟求自强。（《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第40页。）这封信流露着“帝国主义”们的坦率：中国强盛了，不但洋人不敢再侮辱，连过去签订的那些“吃亏”的条约都可以推翻“更改”。总之，国家强盛，说话办事腰杆硬朗，怎么办都有理。关于通商，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于己于人都有利益，何乐不为？何况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中国自己。
洋人们为什么要鼓吹和支持中国“变革”？
有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给帝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做出了说明。
李提摩太，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洋人。1870年，25岁的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5年之久。在这45年中，他只回国了四次。他精通中文，熟读中国经典史籍，穿戴中国的长袍马褂，特别喜欢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由于他后来居然能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用纯正的中国官话来吟诵《论语》和《诗经》，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忽视了他是一个洋人，而把他当做了一个“同仁”看待。当1895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康有为们聚集在北京酝酿“上书”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对在中国实施全面的“变革”鼓起了热切的愿望。他声明是“上帝要求中国进行改革”的。他向帝国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着实是吓了中国人一跳：一、中国授全权与某外国，于一定期限之内，处理外交事件；二、此外国将兴建各种改革之事；三、中国每一部门，如铁路、矿业、工业等，由该外国设一代表管理之；四、中国皇帝照往例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衔；五、期满之后，该外国人将一切权益交回中国。简而言之，中国人就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给洋人就可以了。至于是哪一国的洋人，尽管李提摩太克制着没说，但是没人怀疑他指的是英国人，或者干脆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后，当日本人逼迫帝国政府接受苛刻的和约条件，帝国政府正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提摩太突然给李鸿章打了个电报，声称他有一个可以让中国摆脱危机的“秘方”，而要想得到他的“秘方”，帝国政府必须付出酬劳，当然如果“秘方”不灵他则分文不泉—如此的口气颇如中国偏僻乡村卖野药的流浪郎中。而奇怪的是，帝国有关部门的官员竟然答应了，条件是先看看“秘方”的内容，再说价钱。结果，这个英国人的“秘方”还是一个“条约”，叫做《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原来，他主张中国和英国先宣布“联盟”，说这样日本人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了。据说，帝国的官员看到这一“秘方”后“面色极为阴沉”，声明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后来，就连英国驻华公使看到“秘方”也表示冷淡，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战败”了。
中国人对洋人们如此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始终不安，认定洋人必是有险恶野心，至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中国人很难理解洋人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其实，洋人们鼓吹和支持中国的“变革”并不虚伪，关于这一点，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说得明白：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变革，对洋人有三方面的好处：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二、中国人要发展经济，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三、中国要进行变革性的建设，就需要借用外资。威特马说的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而洋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上书”的支持还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从文化上切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以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脱出的帝国官员的对外政策，然后，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仅仅靠洋枪洋炮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9、外国的月亮
1896年，上海。帝国的一个湖南籍旅游者在一位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那里，看见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两样东西：一张可以清楚地看见人体骨骼的Ｘ光底片和一个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数学计算的大木头箱子。这个帝国的读书人目瞪口呆，万分惊异。这两样撞击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思维模式的东西，几乎在瞬间便把他过激的反叛性格无可更改地固定了下来，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宁愿被砍去头颅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幻想权利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谭嗣同。
谭嗣同，一个饱读诗书的帝国省级官员的儿子。1896年他30岁，口袋里有几个闲钱，正在帝国的广袤的土地上乱逛。
Ｘ光射线，1895年11月8日被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Ｘ光机问世几个月后，中国的《益闻报》向国人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从科学技术上讲几乎如生活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是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