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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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
5、昂贵的船票和姓刘的脑袋
1900年，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张之洞时刻预感着长江上将要出现的异常，他在给驻英国的大使发去电报后，又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发了一封电报：“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总督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张之洞之所以让上海道具体操作这件事，因为帝国朝廷任命的上海道余联沅现在已是具有帝国官员和实业家双重身份的人物了。20世纪初，在中华帝国的南方，无论官场还是生意场，其运转缺了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盛宣怀就是那时上海“十里洋潮中的一个著名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晚年又号止叟，江苏常州武进人，祖父曾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这一年盛宣怀出生。盛宣怀没有继承他父亲读书取仕的道路，他仅仅考了个秀才。但由于他父亲和李鸿章的“金兰之交”，就有野史记载他曾经拜李鸿章为义父，因此得以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仕途依旧得意。盛宣怀27岁时进入李鸿章幕府，从候补知县开始，最后被保荐至布政使候补道，论级别已是帝国的二品高官了。同治十二年，李鸿章派他去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从此他开始以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帝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
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规模巨大的洋务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因于海运漕粮。大清帝国中期以后，由于京杭运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调拨的粮食开始部分改为海路运输，这是一笔营业额巨大的买卖。善于抓住时机赚取利润的盛宣怀刚到上海便与人合伙买了两艘海船参与运输，然后逐渐将规模扩大，最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旧在运营的、在中国民族资本运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轮船公司”。
招商局轮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业，无论主持商业业务的盛宣怀还是公司的后台李鸿章，都是帝国级别很高的政府大员。招商局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为外国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有垄断的优势。帝国政府规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须由这家公司承担运输。而那时的帝国政府仅每年从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万石，即使海运只承担其中一半的运量，每年的运费收入也在30万两白银以上。同时，由于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轮船经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轮船公司开展客运业务后，中国乘客大都只买招商局的船票，这是洋人公司所无法左右的。英美合资的旗昌公司不服气，用降价的方式和盛宣怀斗，但是洋人没有考虑到，招商局轮船公司不但每年从运输政府物资中能够获得固定的收入，而且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划拨了100万两银子给盛宣怀当做“官本”，结果盛宣怀的公司不但没被挤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轮船甚至连同旗昌公司所拥有的仓库码头全部买下来。
盛宣怀一生创办的第二大实业是中国的电报业。电报这项当时还属于“高科技”范畴的营业，于光绪六年由洋人牵头开始在中国的上海起步。电报刚一在帝国的生活中出现便遭到了北方官员的严厉抵制。工部的一个官员为此特给朝廷呈递了一封奏折，认为电报的铺设断绝了“地脉”，以至最终要动摇中国人“尊君亲上”的道德传统。说严重一点就是电报线一铺，忠臣就出不来了，国家也就危险了——乍听起来这个官员的推断实在有些离奇，但其观点和1900年义和团农民们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奏折值得节录：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本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光绪元年九月，工部给事中陈彝奏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台）苏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页。）同样是帝国的官员，南方的盛宣怀们可不管什么“地脉”不“地脉”，他们只看中了这玩意儿肯定能赚大把的银子。还是李鸿章支持了他。李鸿章的支持方式带有帝国重臣大员的蛮横：当洋人们要求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以中国为一大古国存有深厚古风为由坚决不许，他不允许从香港铺设而来的海底电报电缆在帝国的海岸上上岸，洋人们只有把电缆盘在船上在海边痛苦地徘徊。等帝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无奈之下瓦解的时候，李鸿章不失时机地首先从大沽口炮台铺设了一条通向天津城的电报电缆线，这是中华帝国的第一根电报电缆线，李鸿章的理由是：为了军事指挥上的便利。作为帝国出访过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的军政大员，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价值和民用价值，于是决定开设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这个依旧由盛宣怀主持业务的公司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它的全部投入资金都是由帝国政府出的银子，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盛宣怀在上海电报局督办的位置上一坐长达22年之久，电报局的营业额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其攫取的利润可想而知。
帝国“官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包揽官方的买卖。比如帝国海军要向外国造船厂订购兵舰，这样的巨额业务只有盛宣怀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笔这样的业务所得回扣是惊人的。帝国政府为组建北洋海军上就动用了数千万两银子，估计其中流失的回扣并不会比买一艘军舰的银子少。而当盛宣怀把洋人的客运业务挤垮了之后，独家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客票价钱便贵得吓人了：从汉口乘招商局的轮船到上海，一张客票白银75两，当时帝国的白银还很值钱，一两银子约合30美元，那么这张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后的标准也足可以买张飞机票飞到美国去了。同时，电报局在“官督商办”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间的商业股份，然后这些资金被投入到同样是由帝国官方垄断的铁路等项目的开发中去，盛宣怀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几乎无法确切地计算。有了钱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资，同时可以大量地贿赂的官员，以至财源滚滚，官运亨通，“又得银子，又红顶子”。盛宣怀的官越当越大，钱越赚越多，成为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计算过，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财产，仅仅是他个人拥有的股份、证券、房产和私人商号，就价值两千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帝国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才为八千多万两，盛宣怀真可谓富可敌国了。他的义父李鸿章自然也就是帝国最富有的大员了——虽然他的财产才不过一千多万两，而且其中还包括盛宣怀大量“孝敬”的。李鸿章的发财致富与帝国商品经济的初期发展和帝国皇权专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南方官员联合抗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南方发生动乱，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要乱了自己的生意。
大清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怀为首的一群帝国官僚买办集合在了盛宣怀家的客厅里，第一次开始正式策划“东南互保”章程。应该说这样的策划如果发生在北京，肯定立即会被步军包围，盛宣怀们将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这是在帝国的南方。如果从英国的舰炮打开帝国大门的1840年算起，帝国南方的对外开放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虽然此时帝国的北方似乎状况依旧，“谋反”的康有为们最后还是要血溅长街；但在帝国的南方，却可以从容地开会讨论如何对抗朝廷。史书记载当时对帝国整个东南部命运具有决定性权力“三巨头”，即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其中有两人派来了私人代表，他们是能够代表李鸿章的盛宣怀和能够代表刘坤一的张謇。
张謇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同时也是帝国历史上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的第一人。他做官时曾被朝廷称之为大清的忠臣，下海后他又成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开拓者”。他的亦官亦商的社会活动一直延续到帝国倒台后的民国时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实业总长。
这是一个因内心极其复杂致使其政治立场反复多变的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体现。张謇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读，有“神童”之称。他的理想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先是金榜题名，然后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考中举人之后，数次赴京会考均落选，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愿以偿，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张状元的面前原该是一片锦绣前程。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拜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皇帝的老帝、军机大臣翁同龢。学生附和老师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张謇中状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年，翁同龢是激进主战的“清流党”领袖，而其政治对手是坚决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张謇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一边，对李鸿章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写的奏折铿锵有力，情绪激愤，其中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两折影响最大。时至帝国战败，举国悲愤，李鸿章被咒骂成大清帝国的“卖国贼”，张謇的奏折一时成为流传全国的著名文章。但是，在紧接着的“戊戌变法”中，他的老师翁同龢突然被革职了，这个政治现实对张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经把有朝一日能够在仕途上达到和“帝王之师”、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一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可令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职以后生活竟然贫困到只有依靠典当衣物、出卖字画才能维持，这让他对官场风云的凶险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经过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后，这个帝国举国闻名状元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下海”经商。
也许张謇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银子。
他投靠在管辖他家乡地域的最高官员刘坤一的名下，开始了他创办纺织业的历程。
帝国的科举，状元一次只有一个；帝国历史上十年苦读，名登金榜的人历历可数。张状元丢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纳入“士农工商”的“末流”中去，这在当时的中华帝国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謇经商办企业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在家乡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并且很快开始赢利。接着，他又创办了纱厂和“垦牧公司”等企业。但是，南通的纱厂和公司刚刚开始正常运转，义和团运动兴起了，在这种时刻，他情绪的冲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顾及到的仅仅是：这个帝国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乱。谁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句话，他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的利益。
张謇坐在盛宣怀的客厅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经奔波了好几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对“东南互保”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个三朝老臣的权势占据着帝国最富足的地盘，他在朝廷的眼里是一位国宝级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对这个靠曾国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军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人物多有赞美之辞，说他“孤高自清”甚至“无私无畏”，是“帝国惟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如果对帝国浑浊的官场有充分的了解，这些赞誉也不算过分。刘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长，但仅仅从他对戊戌以后的朝廷内部复杂的争权夺利所持的立场上看，他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有胆量的人。“戊戌变法”期间，即使是在光绪皇帝明确成为变法的领袖，而慈禧太后还没有表示反对变法的时候，刘坤一的奏折就到达了朝廷。他坚决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称康有为们有借变法之名企图篡夺朝政的政治野心。刘坤一的这一“犯上”举动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哗：一是因为在大多数官员附和皇帝高喊“变法”的时候，这个老家伙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呢；二是刘坤一在朝在野影响力都颇大，在帝国的南方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势，换句话说，他这位封疆大臣连谋反的势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这样的奏折有什么感想，但正在“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自此对刘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使人人都觉得这个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结的可能。但是，没过两个月，变法流产了，皇帝还没来得及给刘坤一以“应有的惩罚”，自己反倒被囚禁起来，慈禧重新执掌了大清的政权。这时人们突然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刘大人押宝押对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样重赏他了。但是满朝举国又猜错了。很快有消息传来，刘坤一又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折的内容又令所有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