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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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裕对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此人若真继统践大位，国柞必丧厥手。”慈禧也知道，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为她、为大清帝国撑门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洋人们当初坚决反对慈禧立皇储的举动未必是出于“考察”过了这个孩子的品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准皇帝”存在的事实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悲伤的笑柄。从慈禧在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而登台之后，帝国的皇位问题一直是帝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一个说不尽的谈资。在政治上“近亲繁殖”下延续数百年的满族皇室宗族不可能再寻找出一个正经一点的后代了，溥儁究竟比他鲁莽骄横的父亲载漪还知道什么是“秦中千古帝王州”，而绝大多数的宗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买小妾、逛青楼、捧坤角之外，他们出自狭隘的私利玩弄国家利益如同玩个可以交换和买卖的翡翠鼻烟壶一样，他们没有给这个帝国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遗传基因”——八旗猎猎，年轻的皇帝纵马亲征广阔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中反复选择，最终还是认为能够担当此大任的只有一个人，整个帝国现在只有这个人符合上述的一切苛刻条件，只要这个人肯北上，大清帝国的满人天下就能化险为夷了。
这个人就是汉大臣李鸿章。
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
1、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像他一样在帝国的历史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他对大清帝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帝国的国界。晚年的他更是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的主梁，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决定这个帝国的国家命运，而且几乎涉及整个世界东方近代史的走向。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他的身影屡屡出现——没有他的中国近代史一定是残缺的历史，也是无法叙述的历史。
同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在死后招致到如此猛烈的、连续不断的抨击。在1901年以后的中国，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怎样的人——从精明的政治家、到社会变革者，从记载正史的文人再到传播野史的平民——对他所持有的评价竟惊人地一致。这种一致如果之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政治事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人对李鸿章评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
这位大清帝国重臣的巨大历史罪责令人难以置信：中华帝国近代史上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屈辱和不公正，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有生之年的所有日子里，无时无刻地不在处心积虑地勾结外国势力和策划卑鄙阴谋，他的所有行为和努力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把帝国的国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生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生，死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死。
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外历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中国人把他从19世纪末的封建帝王、狡黠政客以及当时大清帝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现状、经济实力和国家运行机制等等内忧外患的因素中抽象和独立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民族感情符号或是一种国家政治形象，同时也就顺便忽略了这个老头儿当时为大清帝国所担任的最高官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他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他将东方人性格特征中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位帝国重臣的后半生正值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地走向衰亡的时期，正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向衰亡的时期。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5日，字渐甫，号少荃，排行第二。72年后，他因为代表帝国签订《马关条约》，致使中国市井流行“杨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对联一幅。对联中的“杨三”指的是当时刚刚病故的一名京剧名丑，“李二”指的就是他。李家是“耕读之家”，算不上贫寒，但也要整日为衣食忙碌。他的父亲是李家第一个出来做官的人。1838年，父亲中了京城会试的一百一十二名进士。报子来报喜的时候，他和他母亲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这个消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初授予户部，后长期在刑部为官，据说是个包公式的官员，但未见有特别过人之处。母亲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没有缠足。李鸿章当了大官之后接母亲到官府享福，路上母亲的大脚露在轿帘之外，李鸿章觉得颇不好意思，悄悄把母亲的脚塞进去，母亲为此一直很不高兴。父亲中进士两年后，李鸿章中秀才，当时18岁的他心情很烦乱，认为自己已经长了胡子但却一事无成，李鸿章有诗曰：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先起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文忠公遗集》卷六，第1页。）
诗虽写得未见才情，但充满“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味道。青春伤感之后，李鸿章到北京去和做京官的父亲一起生活并且继续他的学业。在京城，李鸿章遇到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令他终生都崇拜如神的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和李鸿章的父亲同年中进士，互称年兄年弟。因此，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师的。曾国藩身为翰林，以理学著名，又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门生，学识名噪一时。曾国藩十分欣赏李鸿章，说他“才可大用”。李鸿章在他的指导下，第二年就中了举人，1847年又考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那一年，曾国藩的学生除了李鸿章之外，还有三人也同时中了进士，“一门四进士”的盛况引起国人极大的轰动，四个曾门弟子被称为“丁未四君子”。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试是帝国人才的一次大聚会，和李鸿章同中一榜进士的，后来颇有一些成为帝国官场的显赫人物，如状元张之万后来做到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与李鸿章同列二甲的沈桂芬在同治年间也进了军机。做到总督一级的，有李宗义、马新贻、沈葆桢等，与李鸿章一生关系密切的郭嵩焘更是成为了帝国著名的外交大员。而李鸿章是他们之中最显赫者，先封伯，后封侯，成为帝国重臣。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从事军事活动，后期从事洋务和外交活动——国人称之为卖国活动。
李鸿章先被授予庶吉士，庶吉士是帝国翰林院的“研究生”，毕业以后才能进入翰林院任正七品编修。成为编修之后的李鸿章学习极其刻苦，因为七品官虽然小，但帝国的汉族名臣重相大都是编修出身——重要的要看在翰林院学习的成绩。1852年，他在翰林院的翰詹大考中成绩名列第二，得到咸丰皇帝的赞赏。一般情况下，这是编修被委以高官的最佳时机，但是，此刻在帝国的南方，农民们正高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起义造反，31岁的李鸿章一时间官场仕途受阻。帝国的正规军大多因为腐败而毫无战斗力，致使太平军一出广西金田就立刻发展成为10万大军，咸丰皇帝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去各地组织地方武装，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说，帝国需要让他这个小小的文官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回老家去拉队伍，去与太平军作战。
当时太平军已经逼近长江北岸，李鸿章的老家也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军杀了安徽巡抚蒋文庆，安徽都府合肥已是“遍地萑符，伏莽四起”。同时，民间的土匪也趁势作乱，“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李嘉端：《请拨饷以济军需》，《皖抚疏稿》，第二本，第1～6页。）起义的农民和乡间的土匪混杂在一起，使安徽成为帝国长江以南最混乱的省份。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京城悠闲的为官生活而回到老家去组建地方武装，起源于他“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勃勃野心。
对于一介文人来讲，搞武装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头几年看，他似乎一切顺利。回到家乡不久，他便率领千余兵勇在巢湖一带和太平军接触了一次，虽然结果不分胜败，但这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仗，而且是帝国军队没有失败的第一仗，他立即得到朝廷的蓝翎赏赐，级别也从七品升至六品。这时他的父亲也奉命回原籍“办理团练”，同时他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出来了——父子三人开始一起为朝廷打仗。做京官没有做出什么名堂的父亲打仗也没打出名堂，不久就病逝了，只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而李鸿章却连连得手：参加攻克含山的战斗，战后加赏知府衔，赏换花翎；接着参与攻克庐州的战斗，得到“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的奖赏，不久又加赏按察使衔，官职升至四品。因为不算大的军功而在三年内连升三级，这对一个七品编修来讲，提拔的速度可算是惊人的了。正因为升迁的速度太快，他人的嫉妒和猜疑也就随之而来，其罪名之一是说他“名为团练实则勾结土匪”。这是一个足以让他掉脑袋的罪名。怀疑他的是一个名叫胜保的满族钦差大臣，此时正奉命督办安徽军务。他怀疑李鸿章的原因是亲眼看见了李鸿章混杂在土匪中溃逃，而李鸿章当时的模样确实像个地道的土匪头子，更何况说的也是一口土匪黑话：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不得已迎谒之。（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书合肥轶闻》。）即使已经官至四品官了，与风卷残云般的帝国农民作战也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倒霉的是，不容易的情形正好让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看见了，可以想见钦差大臣看见李官员与义军混杂在一起奔跑于战场时的感想和表情。
遭到怀疑和众忌之后，虽然钦差大臣事后并没有向咸丰皇帝正式奏本要求惩办李鸿章，安徽巡抚福济也极力保护他，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安徽壮志难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湖南投奔老师曾国藩去了。
这是李鸿章走上显赫人生道路的开始。
在曾国藩的教导和重用下，李鸿章的才能开始得以充分施展。关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文武兼备，身先士卒”和“双手沾满起义军鲜血”的故事充斥在各种史料传说中。但其实只有李鸿章创建淮军的经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奇。当时湘军已收复安庆，太平军主力向东压缩，上海开始告急。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官吏和绅士们倾囊出资，纷纷请求曾国藩派兵保护大上海，答应每月可以供应湘军饷银60万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只有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才有这等财力。然而银子是不少，但就是没人愿意去，包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为此举等于要深入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后方去，如此的自投罗网般的行程，即使不被立即消灭，孤军作战也凶多吉少。
李鸿章却兴奋异常。他愿意去。
这是后来令包括曾国荃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都颇为后悔的一件事情——人生的成败荣辱仅在一念之间。
李鸿章立即开始组建新的部队，几个月之内便成立了11个营。1862年3月4日，五个营的官兵在安庆北门外集合阅兵，这标志着帝国历史上又一支著名的武装部队正式组建。这是一支与以往的帝国军队完全不一样的部队，其重要的标志是：所有的营没有隶属关系而相互平等，所有的官兵只对李鸿章一个人负责。李鸿章是安徽人，新军在安徽地盘上组建，官兵大多是安徽子弟——李鸿章终于可以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因为他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军队：淮军。
上海方面冒险开来租用洋人轮船公司的七艘轮船。淮军1300人坐一船，李鸿章近1万的军队开始向上海开拔。
这是大清帝国军事史上一次以“胆大妄为出其不意”而闻名的行动。从帝国军队占据的长江上游往下游开进，长江沿线全是太平军的营垒，水路通道均已被严密地封锁。尽管太平军领袖们知道上游的“曾妖”已经和洋人勾结，但是，当他们看见数艘洋轮公开地结队行驶在江面上，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一枪未发地看着当时罕见的庞大船队鸣笛顺流而下。也许他们想不到轮船上乘坐的全部是官军。太平军并不想与洋人发生冲突——洋人在帝国军队和太平军中都有军事顾问，甚至有官兵直接参与战斗，洋人在帝国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扮演的角色含义极其不可告人。
洋人的船队载着李鸿章的淮军在太平军的地盘上行驶了整整三天，已值不惑之年的李鸿章三天未合眼，脸上一派冷酷的杀气，他抱定了“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决心，他知道这是他一生“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七艘轮船上的官兵死一般沉默，无人敢出声，无人敢靠近李鸿章。
一支近万人的全副武装的部队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于太平军严密封锁之地成功地进行了千里大穿越，这成为那个战乱年代中的一个奇迹。这个举动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大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