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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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刚毅、总理衙门大臣载漪、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载澜、刑部尚书赵舒翘等。李鸿章还要求朝廷公开做出“检讨”，为大清帝国前些日子的举动向国人和洋人有个交代，并且要求朝廷停止继续逃亡立即“回銮”。除了回北京这条慈禧没答应之外，其余的要求基本上都有了确切的回音。
　　　　李鸿章不再流泪了，他梦想的感觉找到了。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惧怕过什么，相对于平静的生活来讲，他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惧怕的是“赋闲”——任两广总督之前他曾经被闲置在京城一段时间，他至今回想起来那仿佛是在坐牢。让这个老头儿挺身而出的前提只有一个：有权指挥一切。
　　　　当年，年仅23岁时李鸿章就留有这样的诗篇：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文忠公遗集》卷六，第1～3页。）李鸿章终于从上海动身了。
　　　　上海码头上，这一次人们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李鸿章：全套的一品大员的官服，绣袍马褂，红翎耀眼，朝珠在胸前摇晃。他的目光向送行的人群扫视了一下，为的是让大家更清晰地看见他那张刻满皱纹的脸。
　　　　上海，吴歌绵软之地。李鸿章的那张脸永久地留在了上海人的心里。人流如织的上海滩上后来矗立起一尊雕像，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是李相国。
　　　　相国，宰相也。大清帝国惯例，没有入过军机处者不得以宰相称。李鸿章一辈子也没有入过军机，可朝廷和平民都称他为李中堂、李相国，或者根据称谓宰相的习惯，按他的籍贯称他为李合肥。李鸿章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没有宰相之职而具宰相之名的一个人。
　　　　1900年，将对危机中的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人物，经过冗长复杂的铺垫后，正式出场了。
　　　　2、春帆楼里的帝国重臣
　　　　“我是康党！”这是李鸿章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奉懿旨捕康、梁”时说的一句惊人的话。当时朝廷正在大肆追捕康有为等人，帝国举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所有的官员都尽可能把自己放在康有为这个名字的八丈远外，因为朝廷要杀的不仅仅是康有为一个人，而是要杀朝野内外所有的“康党”。在十分委屈的心情下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的谕旨是：“严拿康党，铲平康有为的祖坟。”
　　　　因甲午战败而被贬出京城的李鸿章临走照例要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有为的同党的奏折给他看，李鸿章的回答令慈禧万分惊骇，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惊讶之后捉摸好半天，最后才断定李鸿章反对的不是她而是保守派，于是没有把话题继续下去。李鸿章到达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的问题，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除了惊讶于这个老汉臣的胆大包天之外，还惊讶于尽管康有为咒骂李鸿章卖国的措辞比谁都尖刻，但这个“有宰相之名的一品大员还是公然声称自己是康有为这个六品官的党羽”。（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还在与太平军作战浑身都是杀气的时候，李鸿章就已经显露出和其他帝国官员的不同之处：他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本国的经济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淮军需要弄到银子以买武器。他带兵到上海之后不到三个月，就把江苏巡抚薛焕挤走了，以使自己能够自由地运用上海这个商业城市的财富。当时的上海道吴煦是个有名的利用职权贪污的官员，一天晚上李鸿章身穿便服来拜访他，闲谈之中好像无意之中提出要了解一下上海地区的赋税情况，没有提防的吴煦拿出来几本账目让他过目，李鸿章看了一眼问，还有没有？吴煦又拿出几本。直到吴煦的所有账目在桌子上堆成一大堆的时候，李鸿章从怀里掏出个黄色大包袱皮，把账目本全部装了起来，说要拿回去看，免得扫了现在闲谈的兴致。吴煦眼看着李鸿章手下的人把包袱扛走了。经过对上海赋税情况的审查，李鸿章抓到了吴煦贪污的事实，然后把他也挤走了。自从有权力控制上海的银子起，他就开始大量地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自己的军工企业。上海的“洋枪三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它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的武器弹药。尽管当李鸿章采购的外国大机器运到上海时，他面对“一堆铁块”还是感到了心里没底，但当设备安装完毕并且运转起来的时候，他就极其兴奋了。他算过一笔账：一发即使是从英国军舰上偷来的最普通的12磅重炮弹在中国市场上也要卖到30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19两银子以上，而如果自己生产军火，能够省多少银子？凭什么咱们要把白花花的银子全给了洋人？
　　　　从力图使自己的淮军装备全部近代化的初衷出发，李鸿章兴办企业的举动一发不可收。他曾经收购过一座原来属于洋商的完整的工厂，这座工厂后来不但可以制造大炮，而且那时的李鸿章居然就想到了战后的“民生日用”问题，他使这座机械制造厂具备了军民两用的功能，并且在设备开始正常运转之后，立即把工厂的洋名字改成了“江南制造总局”。——按照他的话说，为的是“以绝洋人觊觎”。
　　　　对世界近代工业技术的理解，无论官民，在当时的大清帝国都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创办企业不仅仅需要的是财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李鸿章在写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对蒸汽动力运转状况的描绘显示出一个帝国官员对新事物的绝大兴趣。这份奏折无异于一篇产生于一百年前的科普文章，其中所叙述的原理之复杂，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人也不见得人人都能看明白：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4～10页。）在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中华帝国里，一个政业军务繁忙的朝廷重臣，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一台蒸汽机的运转并且弄清楚其基本运转原理，这在中华帝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时代，着实令人惊叹——如果帝国的皇帝也能够像这位官员一样对蒸汽动力感兴趣，帝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生产动力由手工动力到蒸汽动力的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是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的物质动力。不能强求当时的李鸿章明白蒸汽动力对一个国家历史其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仅从他的描述上看，虽然头上也是顶戴花翎，脑后也拖着一条辫子，但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官员了，这是他得以成为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从蒸汽机想开去，也就不难解释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首领的原因和他对康有为变法的态度了。
　　　　“洋务”，与西方人和一切西方事物打交道的帝国专用名词。关于李鸿章办洋务的故事不知被多少人叙述和分析过，但无论褒贬，承认他是19世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没有疑问的。由于他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造了帝国近代新事物中的无数个第一：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座钢铁工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实施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引进西方技术，促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以使中华帝国强盛，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康有为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当康有为还在家乡读书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是帝国洋务运动的中坚了。康有为“变法”中的很多富国强民的主张，都是受到洋务运动的启发和鼓舞，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呼吁和李鸿章的实践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康有为咒骂李鸿章的原因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不是李鸿章“热衷于奇技淫巧”，而是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帝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交事物统统归入洋务。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军事家、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帝国当然的“外交家”，无论他懂不懂现代外交事务。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外国人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的”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同时也让国人在那个悲伤的年代终于揪出来一个罪大恶极的卖国者。李鸿章让所有的中国人因为愤恨得以在怒气中宣泄而感到心情平复了一些。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之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7页。）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前线最高指挥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是坚决的反战派，但是当朝廷决定一战的时候，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主持着战事。战争失败，朝野把责任归于一人，他被革职了。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暂时引退便不会有日后巨大的名誉损失，可偏偏朝廷让他去日本马关代表帝国进行战后谈判。
　　　　李鸿章不愿意去。不是因为他被革职而闹情绪，而是他深知局面之艰难，他太了解洋人是些什么东西了。
　　　　李鸿章和洋人的交往很早。当他带领新创建的淮军进行千里大穿越的时候，他就已经和洋人有所接触了，他在其中流露出的对洋务的兴趣，让曾国藩都对他有点不放心。给他送行的曾国藩曾专门嘱咐他“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但是，他一上船，看到外国轮船上的设备和“洋人颇恭顺”的态度后，老师的嘱咐便全忘干净了。他认为，要改变帝国的现状一定要使用洋人的某些办法，而要用洋人的办法首先就要接触洋人。运送淮军的船刚一到上海，他立即订阅了三份英文报纸并且命令手下及时翻译出来，一份送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份送曾国藩，一份留给自己阅读。李鸿章的淮军是最早装备全套西方武器装备的帝国部队。他也是在自己的部队中最早请洋人当教官的人。在后来创办军工企业的时候，他与洋人的来往更是频繁，洋商、洋工程师和洋学者皆是他客厅里的常客。
　　　　李鸿章是最早参与帝国对外谈判的大员，这使他在帝国中是最深刻了解洋人的禀性的人。1873年，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接待了秘鲁全权公使葛尔西尼，这是他涉足外交领域的开始。这个开始令他很不愉快。秘鲁是当时利用“猪仔贸易”即奴隶贸易从中国沿海掠走帝国劳工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在秘鲁的中国劳工人数达11万。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劳工们联名写下《诉苦公禀》，向帝国政府控诉，请求帝国政府的外交保护。心虚的秘鲁政府派公使来华是要求和中华帝国签订“友好条约”。秘鲁公使首先在北京遭到帝国政府的拒绝，帝国政府让他到天津和李鸿章谈。天津的谈判进行了八个月之久，李鸿章坚持先派人去秘鲁调查华人的遭遇处境，然后签订保护华工的章程，然后才能再谈别的。但是秘鲁公使坚持“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的立场，并且依仗和各国列强的互相串通，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后，忍无可忍的李鸿章拍案而起，声明：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别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方面怎么掠走华人的，怎么安全送回来，一个也不能少。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令秘鲁公使吃惊不小，因为列强们曾告诉他，大清帝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一群官僚”。“愕然”之后的葛尔西尼说了一句“天津是个不好的地方”，然后沮丧地回国了。
　　　　李鸿章外交观念的基点，取决于他对世界近代潮流和各国扩张野心的认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4～45页。）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12页。）李鸿章认为：世界发展至今，关闭国门拒绝潮流是错误的。中华帝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与世界各国广泛地开展贸易交流，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也就等于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国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同时，帝国的国防重点已经不是西北陆地而是东南海洋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对帝国进行侵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颠覆和侵占帝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制造事端，多国一起要挟。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帝国对此必须保持极大的警惕…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百年前在帝国大员中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的中国也还属振聋发聩之声。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是从全球商品贸易往来的角度阐述的，这不能不让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人感到惊讶。
　　　　“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无疑也是1900年大清帝国发生巨大灾难的最根本起因。
　　　　李鸿章为洋人所了解始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这是他代表帝国主持签订的第一个受到“卖国”指责的条约。危机由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云南“旅游”时被当地边民杀死而引发——中国边民说他是一个洋鬼子——史称“马嘉理事件”。英国人借机向帝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同时提出通商和修改关税等条件。开始的谈判由恭亲王主持，但是谈判没谈出什么结果，饭倒吃了一顿又一顿，参加谈判的英国驻华公使威特马说：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像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第35、46页。0帝国官员的平庸无能导致事件的不断恶化，英国人借这一“事端”把军舰开到了烟台，并且声称要与中华帝国“断交”。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帝国官员审问过的那位英国人巴夏礼此刻正在日本当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