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下五千年(现)-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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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
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横行无忌，到处抓人、杀人，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和１．８万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连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名保共活动家也遭到逮捕。
很显然，这是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希特勒抓住时机，用盅惑人心的口号煽起一部分德国资产阶级的复仇心理和反对共产主义情绪，１９３３年初，希特勒骗取了资产阶级信任，担任总理，建立了法西斯军事专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加紧实行自己的侵略战争政策。
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人民当中威望很高，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也最坚决，成了希特勒的“眼中钉”。为防止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并进一步控制全国，法西斯分子大造反对共产党舆论。“国会纵火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９月，纳粹分子宣布在莱比锡法庭公开审理这个案件。开庭的前一天，世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进步律师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被控告的共产党人无罪，并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国会大厦是纳粹党领导人烧的，或是在他们指使下烧的。保加利亚、德国、法国、美国的２５名律师还自愿为季米特洛夫辩护，但纳粹帝国法庭不允许被告人自由选择辩护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与法西斯分子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他们的阴谋。开庭第三天，轮到季米特洛夫出庭。他说：“不错，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政变的组织者，也不是纵火者……”实际上国会着火那天，季米特洛夫根本不在柏林。
季米特洛夫慷慨陈辞，严正地驳斥了法西斯分子嫁祸于共产党的卑鄙手法。他把法庭变成了讲坛，利用它来阐明共产党、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
法庭庭长听着这位政治宣传家的长篇演讲，觉得他好像变成了法官，是他在掌握着审讯的方向。他慌忙打断季米特洛夫的演讲，拉出了所谓的“纵火犯”卢勃，问道：
“你跟纵火犯是什么关系？你们是怎样密谋的？”
季米特洛夫转过身，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卢勃说：“你当众说明，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卢勃答道；
季米特洛夫对着整个法庭朗声说：“问题无疑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审判中，卢勃只不过是被操纵的木偶，可怜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操纵者已逃之夭夭。作为一个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对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凶，是很感兴趣的。”
庭长眼看季米特洛夫要把审判引向追查幕后策划者，又立即打断他的话，对他进行威胁。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惧，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对法西斯分子最可怕的问题：“纵火者不是通过通往国会的通道进去的吗？”
庭长失去了自制，吼叫起来：“这个问题不准讨论！”随即宣布休庭。
法庭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判，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纳粹党头目们发现他们的策划正在失去控制，便决定由纳粹头子戈林到法庭“作证”。
戈林指手划脚地胡说了半个钟头，季米特洛夫发言，开始反问戈林：“那个荷兰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过的夜，他是怎样潜入国会的呢？应当先从警察和他们的头头中找出纵火犯来。”
戈林气得高声尖叫：“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戈林的失态表现使法官都感到难为情了，他连忙结束了这场争论。纳粹分子的这一招又告“失灵”。
在莱比锡审判中，季米特洛夫给了刚刚上台的德国法西斯第一次政治道德上的无情打击。由于他的英勇斗争，同时，各国共产党、法西斯受害者国际援救委员会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莱比锡法庭终于被迫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等四人，但判处卢勃死刑。“国会纵火案”的“谜底”后来也真相大白。
原来，是纳粹党的柏林冲锋队队长带领他的部下，经过通到国会大厦下的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钻到国会大厦，洒上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点了火，然后从原路回到戈林的议长府。同时，纳粹冲锋队找到了对放火有癖好的荷兰人卢勃，让他再放了几把火。
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从１９３３年开始，德国开始了公开的战争准备。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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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暴乱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凌晨，在日本东京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暴乱：首相冈田启介差一点送命；天皇侍从长铃木身中数枪，幸得不死，藏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惨遭杀害，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身中数枪。然后脑袋被砍下；天皇的心腹顾问牧野伸显侥幸躲过子弹；同时前首相斋藤实被杀。
这一切进行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就人不知鬼不觉地取得了成功。
天大亮了，东京的市民们还蒙在鼓里，直到警察让公共汽车绕开皇宫和政府大楼时，人们才感到大事不妙。大家议论纷纷，都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一行动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更是迫切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他们主张发动政变刺杀大臣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批人被称作“皇道派”。
其实，在“皇道派”采取行动之前，有陆军省的一名少佐告了密，当局已知道了他们——第一师团要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但是他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采取了几项很一般的措施，如监视嫌疑分子，给政府要员加派保镖，用钢筋加固各处官邸，在里面安上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等。
２５日夜晚，第一师团的兵营里，叛乱计划正在紧张地制订，他们准备在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的六个目标，其中包括警视厅和政府要员的住宅。
叛乱地点的地形是这样的：皇宫旁边不远处，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紧靠皇宫的一座小山后面，是一幢幢政府要员的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在皇宫的外侧，就是第一师团的兵营。
２６日凌晨４点，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叛乱头子把部下全部叫醒，命令大家迅速集合执行任务：士兵们不了解他们的阴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讨厌！正做着梦呢，怎么又要集合？”
“谁知道，兴许是夜间演习吧。”
各个小组迅速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叛乱者兵分六路，香田率领一组人马去攻占陆军大臣官邸，想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人马直奔向警视厅。其他四个小组分头去刺杀首相、藏相、宫内相和侍从长。
粟原中尉和一名宪兵一马当先冲到了首相官邸的正门，这时候，大门旁屋内的警察睡得正香，他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被绑了起来。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枪声惊醒了首相的秘书（也是首相的女婿），他急忙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不料警察早被叛军打退，逃之夭夭，首相秘书的电话半天没人接，秘书急得团团转，但是左思右想，除了求助，别无他法，只好再次给警视厅去电话，这次的电话倒是有人接了，可惜那正是叛军。秘书马上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可是宪兵队表示已经无能为力了。秘书气得“啪”地一声把电话摔到地下。
这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惊醒了。他衣服也来不及穿，慌忙地往外走，想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刚走出卧室门口，就碰到迎面跑来的妹夫松尾传藏。松尾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不好了，发生暴乱了！快跟我来！不由分说，抓住首相的衣袖就跑，三转两拐，打开一个密室的门，把首相往里一塞，说道：“千万别出声！”说着一下把门关上，转身离开，没走几步，松尾迎面就碰到了正在搜寻首相的叛军。叛军以为他就是首相，大喊一声：“哪里逃！”接着就是一梭子弹，松尾来不及叫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在离首相官邸不远的地方，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在睡梦中被香田大尉提了起来，一睁眼见到黑洞洞的枪口，川岛顿时惊得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叫道：“别、别开枪！有事好商量！”香田大尉微微一笑，说道：“想活命倒也不难，你要马上进宫向天皇启奏我们的要求。”川岛连忙答应道：“好的好的，等天亮我一定向天皇启奏。”香田身边的一人喝道：“少废话，现在就去！要不老子崩了你！”于是川岛慌忙穿衣，前往皇宫。
安藤辉三大尉率领１５０名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天皇侍从长铃木的官邸，一脚踹开了铃木的卧室门，看到铃木刚刚惊醒爬起来，也不搭话，举起枪就打，铃木当即倒下，叛军们还朝他开了几枪，接着离开。凑巧的是，铃木虽然身中数弹，却因未击中要害，幸得不死。
藏相高桥是清是死得最惨的。他由于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而遭到少壮派军官憎恨。当叛军冲进他的卧室的时候，这个悲惨的老人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一名中尉一脚踢开他的被子，大喊一声，朝他一连开了数枪。紧接着另一名军官跳上去，挥起军刀一刀砍下了高桥的右臂，继而又把刀刺进他的肚子里，恶狠狠地左右乱捅。
与此同时，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在床上被高桥太郎少尉枪杀，接着被砍下脑袋，天皇的心腹顾问牧野伸显在逃上山的路上险些被打中，前首相斋藤实丧命。叛军的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地方。他们利用山王旅馆作为临时指挥部，把“尊王义军”的旗子挂在首相官邸外。他们散发“宣言”声称，要清君侧，粉碎重臣集团，认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团体的元凶。
由于这一叛乱行动没有得到其他军队的支持，最后和平地投降，但是自此以后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不同，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刺杀和政变行动）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进行扩军。这样，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最后确立，到了１９３７年７月，他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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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间谍与“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这四个好战分子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
这四人是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长期在中国活动，是关东军中有名的“中国通”。除河本大作外，板垣、土肥原和石原这三个总是聚在一起搞阴谋活动。关东军在中国所干的罪恶勾当，几乎都是由他们三个策划发动的。
日本人当然不傻，他们不但要霸占东北，而且还要找到一些借口，以显得其侵略有“理”。找什么借口呢？河本亲手策划的第一个“高招”就是除掉越来越不肯听命的“东北王”张作霖，以期奉军内出现混乱甚至武装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但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他们发动“皇菇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他们预料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在石原的倡议下，板垣决定以“北满参观旅行团”的名义组织特工展开大规模的情报侦察活动。同时，日本参谋部也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事间谍，“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就是这些化装成“旅行者”的间谍中的一员。而这个冒充旅行者的间谍之死就成了板垣和石原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中村震太郎是被我边防军发现其间谍身份之后秘密处死的。
１９３１年６月，身负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进入了中国东北。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沿大兴安岭、索伦山一路侦察，记录下许多情况。但是，就在中村等人的侦察行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机警的中国军人抓获了，中国军人从中村的棉裤和行囊中，搜出了几张中日文的军用地图，几份关于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驻扎及当地人口、物产、风土人情的表册和笔记。中国军队团长关玉衡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不料，中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自以为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对中国人向来是不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屯垦军团长能把他怎样？！因此，这个顽固的间谍有恃无恐，态度强横。不但拒不承认他的间谍身份，而且大叫大嚷地说：
“你们把一个有合法证件的日本公民无故关起来加以审讯，这是违反国际的有关法律的。我要见你们的司令长官，向他提出严重抗议！”
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也声称：“不错，我们曾经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营长，但我们都已退役。现在我们是大日本伐木公司的职员。快放了我们！”
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继续审讯，这次，中村态度更加蛮横。当审讯人员一一列出从他身上搜出的东西，指出他的间谍身份，要他交待他的具体使命和委派他的人的名字时，他竟然恼羞成怒，跳起来对着主审讯人就是一记重拳。接着他像条疯狗似的一边咆哮，一边乱打一气，最后几个战士上去，才制服了这头凶猛的野兽。
更为棘手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关团长为这件事思考了好几天，始终拿不定主意，最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秘密地处死了这几个人。
然而，这个秘密没过多久就让日本人知道了。正苦于找不到武装侵占东北借口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立即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认为，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这三个恶毒的人还炮制了一个火上浇油的阴谋，再演一场贼喊捉贼的掼技。他们决定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然后栽赃陷害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出兵奉天。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寂静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队鬼鬼祟祟的人影，一个叫河本末守的日本中尉奉土肥原之命带领一队人马以巡视铁路为名正向柳条湖方向奔去，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铁路被炸毁了很长一截。紧接着，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连续两次拍电报报告关东军参谋长和陆相南次郎，颠倒黑白地说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方面的南满铁路，袭击其守备队，板垣和石原则不停地催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出兵攻击中国军队。刹那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