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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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继任者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离去之后，他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丹尼尔·苏尔但将军接管缅印战区，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指挥中国战区。赫尔利和魏德迈与他们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尔利是个待人诚恳，性格外露的人，他没有职业外交家克劳伦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种外交方面的敏感。而魏德迈虽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气质，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样缺乏策略。两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坚决反共的，为了他们眼里的美国利益，两人都坚决支持蒋介石。然而，这两个人又都肩负着帮助国共两党和解的任务，这个目标由于蒋介石决不让步而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调和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其中的第五个目标是与前面三个目标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最初那种过分的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他乐观的天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来华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交谈，俄国人曾向他保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兴趣，并希望与重庆改善关系。

　　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了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作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定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尽，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邱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一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德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贝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二十五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七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他说：“很自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封电报。

　　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将以代理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福兰克林·F·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未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作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万5千兵力、20万7千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确定在11月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僵持仍在继续。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中苏定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