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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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也受到了伤害。要改变这些，就要去竞争。　　　　
　　　　我们的时代比父母成长的时代更需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丰富内容，但微薄的收入不允许我们满足自己哪怕多一点点的欲望。为了突破贫困，我们需要竞争。　　　　
　　　　这时，情感问题也在作怪。已婚的人度过婚姻之初的兴奋期，进入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开始了一段企图在婚姻之外寻求新刺激的危险期。未婚的人由于年长和经历的原因，已越来越不易被爱情的假象所迷惑，更加冷峻和挑剔的眼睛使之更难于与异性保持长久的关系。为了使自己超过别人以便不使配偶感到厌倦，为了继续成为令人注目的寻偶目标，我们也必须竞争，强化自己。　　　　
　　　　这些我们将为之奋斗的东西，不是我们想去作的，简直是被逼着不得不去面对。它们时时敲打着我们的脊背。　　　　
　　　　想一想十八岁的理想，简直可笑。我们真正需要为之奋斗的，不是通过竞争去争担大任，而是通过竞争夺取更多一份的作人的轻松。不作伟人，并不是怯懦的表现。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情愿笃信伟人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人，他们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天智和精力。我们不去与之竞争，是一种明智而自然的选择。但是，面对凡人和凡人之间的竞争，我们的回答却只能有一个——迎上去，别无选择——可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萎靡的，我们拖着疲倦的双腿和勉强支撑起来的精神向前走，带着伤痛和生理上先天的不足，去无力地击打着顽敌。空余的时候，我们常希望找个地方躺躺，睡上一觉，把严酷的考验忘得一干二净。起床时，我们总想再多睡一会儿，有时真有一股被老板炒了也不在乎的情绪。我们还曾浪漫地想象过自杀。但是，我们不能那样作，也没有那样作。　　　　
　　　　凡人中也有自己高低不同的层次。青春后期，也正是我们向高一层次的凡人进军的关键年代，只要我们有一步疏忽，或者在一次令我们感到畏惧陌生的机会面前犹豫一下，在以后漫长的凡人生涯的结尾，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举足轻重的一步注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就是它使自己一步不前，步步跟不上。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曾有过诸如此类的青春遗恨，或者因为一念之差没去上大学，或者因为当时的一级工资没长，没有去争取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结果四十年后他们发现，那些当初仅比自己多进一步的人，而今已是高官厚禄，甚至越出凡人的边界，成了显赫人物。不是吗？当刘晓庆勇敢而机智地脱离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时，她也许并没有完全想到今天。　　　　　
　　　　如果我们因为疲倦，总是在机会和考验面前退缩，我们就倒在青春的敌人的脚下，感到踏在自己脊背上匆匆走过的后边的人流（他们也疲倦，但却不停地依旧在赶路）。这时候，有机会不该错过，没有机会也要支撑起来去试试。看看周围那些不开心的人，他们都曾是考验的逃避者，而那些胜利者尽管和我们一样失败过，灰心过，和我们一样疲惫不堪，但他们不久以后的生活却是志得意满的。而且，过去多一处伤疤，日后就多一份厚度，多一份领受奖赏的资本。　　　　
　　　　二十六岁时，流于叹息和诅咒的人是很不聪明的。　　　　
　　　　另寻一个美差，还是继续混日子？　　　　
　　　　二十六岁时再不对自己的职业作出最后抉择，一切就太晚了。要知道，二十六岁改变工种已经有点儿像四十岁的女人分娩，既痛苦，又危险。　　　　
　　　　青春的烦恼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得不到理想中的有情人，另一个便是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美差。这两个生活内容占据着我们每天的绝对时间和大部分情思。可想而知，如果长年累月我们必须与自己讨厌的人和烦恼的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该是多么难以忍耐和不幸的事情。所以，解决好职业与工作兴趣的问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时，我们应该弄清楚自己究竟爱什么，以及所爱的那件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便去寻求这样一种可行的职业。许多人认为，寻找所爱的工作就像寻找值得爱的人一样，纯属天方夜谭。他们把工作好坏的标准降到了有多一点的奶就更加像个好娘的水平。钱少的工作不可爱，他们边干边骂，钱多一点的工作可爱一些，他们边骂边拿钱。实际上，他们爱的是钱，不是工作。而把钱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不会发现美差。因为除了拿到高薪的一刹那他们咧开嘴笑一下之外，赢得这笔薪水的工作却并不让他们开心，也从没有使其津津乐道过。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对一个喜欢自己工作并认为它很有价值的人来说，工作便成为生活的一个十分愉快的部分。”好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地位和薪水，而首先应该是其本身对于我们兴趣的影响，这正如一个人满足于一杯可口的咖啡。一方面，我们要尽量争取高薪以消灭贫酸，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自己爱不释手的职业，此两者合而为一，才堪称有了“工作幸福”，堪称得到了美差。不过，当两者不可兼得时，我们最好应以后者为重。特别是当我们酷爱的职业比不喜欢的职业仅仅少几百块钱时，我们完全可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就当是每月花去了几百块钱，为自己购买来了工作快乐。而且，我们少拿了些钱，选择了心爱的职业，很有可能因为以后长期的尽心尽力而有所成就，甚至发了大财。　　　　
　　　　在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继续从事现有工作，发掘它的价值，以增长兴趣。这种选择有似先结婚，后恋爱，可行而且方便。第二，试着找到更适合于自己的新工作。这种选择很艰难，但很刺激。第三，哪儿也不去，混日子，终此一生。这种听天由命的“选择”，是青春的一种敌人，半数以上的人将被它击倒。这是一条我们应该鄙视的道路，但最糟糕的是，我们都因一致认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不得不”而对它听之任之。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它对于青春和勇气的害处，只是来揭示一下它的一个副作用，即，混日子对整个社会的工作心态的破坏性。　　　　
　　　　我在北京三露厂任职时，常听厂长批评员工和其他属下“素质太差”，后来又普遍听到各个科长和主任相互诋毁，说对方“素质太差”，最后我又惊奇地听到车间工人抱怨其他人“素质太差”。这个人云亦云的口头禅据说至今还在那个工厂流传。这就是说，这家2000人的大企业中全体人员的素质都很差，而每一位念叨这句评语的人自己却不在评语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环境呵，每个人都淹没在相互毁誉和推卸责任的坏情绪之中。究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对手头上的工作缺乏兴趣，认为它既不能陶醉自己，又不能改善生存状况。而且他们既不愿挖掘现有工作的乐趣，也不打算勇敢地离开那里，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泡在那里煎熬岁月，并把无心对待工作所造成的整体恶果指责为“别人不能干”。为了显示高深，最该首先受到批评的人，却在热衷于批评别人。　　　　
　　　　现在，这种坏情绪污染已不只是一个工厂的事了。它已蔓延在北方、中原、广大的内地，成了破坏国家建设的一个严重的事实。人们普遍对于工作没有兴趣，并且既不培养兴趣，又不想跑到沿海或者海南岛去冒险，更不敢杀出国界去大干一场。大家只是站在原地，相互乱骂，却没有多少人为改变社会环境去作耐心的工作。　　　　
　　　　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昆德拉塑造了一个为自己的工作而着迷的医学家斯克雷托。这位医师很想自由地周游世界而不钉死在捷克一个地方。可是，他必须打消游乐的念头，因为他毕业的宏伟计划未竟，他还要继续他的伟大事业。他用自己的精子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和自己一样智慧、正直、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能在未来使捷克变得更美一点，人和人相处就像在兄弟之间。当他那受尽政治迫害也同样迫害过别人的密友——职业革命家雅库布——就要永远离开祖国去西方国家寻找新生时，斯克雷托在大篇温柔的话语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哪一个作了什么使祖国变得更好？我们又做了什么使它更适于居住？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正感到安适的国家？　　　　
　　　　中国和捷克曾有过共同的制度背景，因此斯克雷托的这些话语也同样可以叩问我们。我们中国最糟糕的不在于积重难返的体制，不在于北方遏制不住的黄风和大河上下的滚滚泥沙，不在于两亿多文盲和暴涨的人口，也不在于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利，最糟糕的我们失去了很好的工作心态，被坏情绪污染了。　　　　
　　　　制度改革和环境的状况，说穿了都是社会心态的产物。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劳动生活的价值，不去寻找我们乐于挥洒汗水的行业，而是耗在一份别人送来的，或者是法定继承的工作之中，同时又散发着无休止无目标的抱怨，我们就永远无法从退却转为进攻，国家就永远没有家园的含义，个人也就永远停留在无所事事之中。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是对于国家欣欣然春天般的成长，还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健康，都是有益的。不能再拖沓下去了，赶快决断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改变积习

　　　　改变积习，还是顺应它？　　　　
　　　　二十六岁时，积习已正点到达，而且枝繁叶茂。这时，生命历程的印记使得个人习惯瓜熟蒂落，改变习惯就像戒烟戒毒一样难。可是想一想将来，为了不至于百病缠身，我们却又真的自觉地根除了一些小毛病，不再用凉水冲头，总是精心地穿上袜子以防脚部受凉，喝热水和茶以利胃的保健，时常吃些自己不喜欢而据传说营养丰富的食品，并且下决心节欲，以积蓄精力，保持体魄。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大意，似乎已经开始要惩罚我们了，我们直接感受到了恐惧。不过，对那些更重要的，尚且没有呈现出的威胁，我们却还是有恃无恐。　　　　
　　　　我们的衣领、袖子、指甲还是脏的，头发还是乱蓬蓬脏兮兮，皮鞋沾满泥垢。我们没有考虑黄种人的脸型特征，竟留着几根稀疏的胡须，显得又脏又刁蛮。当我们被人事部主任谢绝聘用时，还是不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牛仔裤太脏了。我们还是像妓女那样，打着浓妆，招摇过市。　　　　
　　　　我们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或者饭店大厅里大声喧哗，还是在吃饭时发出令人讨厌的声响，特别是吃面条。在悲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地上，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嚎啕大哭，没能学会节哀自重。我们坚持认为在公共场合搂抱缠绵是件很开化而且吸引人的快事，殊不知谈恋爱就像拍马屁一样，容不得第三者冷眼旁观。你看，洋人们从不在大街上勾肩搭背。　　　　
　　　　我们还是像个小无赖一样，执著地要在众人面前揭某个无辜人的伤疤和短处，认为这种没有教养的活法很痛快，或者还是表现出过分的谦卑，把自己的不足一股脑地抖搂出来，在别人的眼镜上为自己涂上颜色，使自己永远罩在那种色彩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在别人用餐时或者深夜给他们打电话，引起他们深深的厌烦。在交谈中，我们还是不停地提高“我”和“我的”这两个词的出现率，使对方插不进话，感到乏味。　　　　
　　　　……　　　　
　　　　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是应该早早弃绝的。　　　　
　　　　另外，我们最好能学会通融一些社会的集体习惯，学会一种健康的顺应。有时，一个坏毛病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广大群众中得到普遍而巩固的承认，如果不顺应它，我们就很不容易得到别人的看重，最后会使罩在玻璃杯里的个性渐渐枯萎。　　　　
　　　　突出的例子就是：吸烟和谎言。　　　　
　　　　我们有3亿烟民，我们的烟草工业每年可以给政府上缴好几百亿的利税。这种恶劣的环境令人痛苦不堪而又逼人入瓮。如果一个餐厅里，包括所有女人也都自以为风雅地叼着一支坤烟，那么我们也只有忍着烟熏火燎的气味，接受这个事实。假使我们屡次拒绝点上一支，大家就会在心中窃笑，认为我们不懂得生活，是个胆小鬼。　　　　
　　　　当然，事实很有可能正好相反，是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可是，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烟态”，为了让大家喜欢自己，使自己的位置得以牢靠，使自己的事情可以办成，获得支持，我们又不得不学点坏东西，仿佛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必须要学会几句土匪黑话，牺牲一点个人的脾气。事实上，只要我们坚信可以“不陷进去”，只要别像烟鬼那样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弄得卧室或者整个车厢里乌烟瘴气，那么，时而吸两口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说起来很奇怪，似乎抽烟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光荣。其实，对于文明世界而言，人人叼着烟卷如醉如痴的样子。是个很难看很招人讨厌的国际形象。　　　　
　　　　与吸烟比起来，谎言恐怕更让我们熟悉，甚至熟视无睹。　　　　
　　　　我们在谎言中长大，接触过各种谎言——美丽而纯情的谎言，不得已而为之的善良的谎言，虚荣和私利的谎言，习惯性专司欺骗的谎言，为夺取胜利而蓄意制造的谎言——而且可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现实和谎言的共同产物。如果不是那些适度的谎言慰藉着我们伤感的心，我们恐怕早已不堪生活的重压，命走黄泉了。　　　　
　　　　记得卡夫卡曾说过一句话：“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谎言不能被对立的谎言清除掉，这倒是肯定的，可是我真想不出一个光有真理没有谎言的世界该是多么冷酷，多么的索然无味。一个从不说谎的人显得和绝对不抽烟的人一样隔塞，他会缺乏对生活的宽容和涵养，毫无幽默感，甚至根本不具备生存能力。而且，他不可能一句谎话也没说过。“我从不说谎”本身就是一句谎言。　　　　
　　　　当大家都在说谎，而这个谎言又不至于害人时，别像法国佬那样不留余地地对气功师说：“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可以报以无声的微笑，作个沉默的谎言。众人认为我们是绅士，气功师生气之余，感激我们的无言，也害怕我们的目光。如果无关紧要的谎言能决定我们至关重要的职位，不妨说两句恭维的谎言。如果人死之前希望听到我们的承诺，说一句美丽而无法实现的谎言，安慰他的西行之灵。如果我们希望丈夫变得更好，当他卑怯时，告诉他：“你是个勇敢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在中国需要比别的地方更多的谎言，为的是修补各种各样的面子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又是那样无视谎言的艺术性和它那温良的一面。　　　　
　　　　有些习惯要顺应，有些习惯也可以坚持。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比之长辈差异越来越大的睡眠习惯。那种早睡早起的习惯，始于原始状态的乡野生活，由于晨鸡早鸣，夜无盏灯，这种积习从静养和时间的利用上考虑，便有充足的道理，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已把那种时代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医学也已证明，黎明前的片刻，是人体活力最低的时候。这种活力是渐渐增加的，到深夜时达到神合的高潮状态。这就是许多发明和杰作大多诞生在子夜前后的原因，也是英国国会通常傍晚才开始，以及世界各国重要的审议机构没有一个是在中午十一点之前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因。依据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把创造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