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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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知死亡，是开启悟性的最好经验。
二十岁的时候，妹妹写给我一封急信，说我那感情笃深的大姨在弯腰拿面盆时，倒在沈阳我儿时嬉戏的土炕前。她一生苦难，却乐善好施，那菩萨般的软心肠使她在每一次的电影观赏中都要静静地流泪，但却没有一次在恶人面前保持过沉默。她膝下无子，却养育了我的母亲，两个饥荒年代收养的女婴，还有我和妹妹。她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能识字。她活得清白，走得干净利索。我能相信吗？走得最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那时，我忍受不了同舍人的嬉笑和无忧无虑，日夜坐在寒冷的湖畔，荒芜了那期考试。我凝望着封结的未名湖水，望着发亮的皮鞋下凝冻的黄土，第一次感到大寿和人生的不同。
二十三岁，我来到北京三露厂供职。四十九岁的梁把一切欠物交还给我，和冯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冯从洛阳打来电话，告知梁病危。半小时后，梁过世。数天后冯回来时，梁和一大堆冰块躺在车后。翌日，梁从殡葬场回来时，已变成了一只铮亮的匣子。当办事员不得不承担了把那只匣子从拉达车上捧回厂长办公室的责任时，他含羞地偏着头，微微泛红的脸色像是在说：“我只不过是不得已才沾上这滩臭狗屎的。”走廊里，所有的女服务员佯装惊叫，躲闪着这个生前与自己熟识的人。入夜，别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家中安睡，我却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写着悼词。地面一张暗红色的地毯，身后放着那只匣子。凌晨任务完成后，我在幽暗的座灯下打开匣盖，里面是半盒充满蜂眼儿的青灰色碎片。这就是梁吗？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爱看言情录像的人，七天前把录像机和几盘带子刚刚还给我的人，还有三种化妆品的新配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一种归宿，就像《圣经》上说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复归于尘土。”
后几年，我熟悉的许多普通百姓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早年近邻的两位骠悍的老哥，严和杨，一个是骨癌，一个是脑瘤误诊，一一死在青春壮年，带走了“其鸣也哀”的歌声和熟操三种外语的头脑。还有一些生前曾会见过我的著名人物，王力、朱光潜、鲍昌，一一命归西天。我知道了死亡并不择人而释。
二十五岁时，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人倒下去了。屈玉德教授，一个坚强地从政治迫害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女人，在与咽癌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后，终于败北，与世长辞。长期的痛苦毁坏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和发声器官，她竟使用鼻音，面对刻薄的北大学生，讲授了十多年的民间文学。记得有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本来就不乐意听到教授那难捱的鼻腔的学生们，这下就更不愿那么早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去上课了。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时间过去了，一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地坐着七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点名，把没来的人记录下来。她望了望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一样地授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七个人都很难过，课后向没有来的同学讲起这些，大家后悔了。我一直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二十七岁时，我感到时间一刻不停地从指间、从耳边流走，像穿越篱笆的风。我站在阳台上望太阳东升，送其西沉，仰观它留下的冷却的穹隆，像站在大河岸堤的孔丘一样慨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年龄，处在生和死的中间地段，对生有着朦胧的记忆，又遥遥闻到死亡的味道。我便猜想过自己将如何死去。据说，林彪说过一句很中听的睿语：评价一个男人，一要看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二要看他选择怎样的死法。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也说：“一个人的结局，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我对许多友人说过，当我认为自己快要不能自由行事时，我会像海明威似的，给自己一下子，但不会像他那样残酷，最好只是给自己一把药片。因为，我想告诉上苍，我已结束了我该作的事情。我还想给人们留下一个与活着的时候一样完好的印象，而我的一生都是健康和自立的。我还想告诉后人，我不打算赖在世上不走，占据他们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上，健康赴死的人不多，比健康生存的人还要少。
二十七岁的人，对死亡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想法：一是惧怕它突然而至；二是认为它遥遥无期。可是，每个七十岁的老人在他蹒跚走向坟墓时，都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光景，而每个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有恍惚一世的感觉，不知何以这样迅疾地走完了几十年的路途。我们花了不算太长时间，走完了二十七年的第一段长路，第二个二十七年比第一个似乎时间还要短，第三个二十七年正是大多数人的死期。那时，时间简直是向终点跑了起来。因此，那些看不到死亡威胁的人，实际是很不聪明的。很多人不久前还蹲在街头的路灯下，喊杀着象棋，一副决不服气的样子，不久后便已白发染鬓，口齿不清了。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与死神交谈（2）
不过，那种过于怕死的人，又显得极为可笑。他们还在青春的时候，坐在脚踏车的后座上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实际上，健康的人既能以挽留时光来珍视生存现实，又能把死亡当作是自然的东西。比起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的“引导到凄凉坟墓的道路有许多条，条条是阴森的”，我们更喜欢休谟，他想到死后不再存在，与他出生前也不存在一样，没有更多的不安。是呵，凡人有时真可怜，他们并不在意李唐盛世时没有自己，却为二十一世纪自己必然消逝，感到万分恐惧。
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它试图过早地伏击我们时，才选择了向它作战，就像屈教授那样。
面对死亡，我们首先可以像休谟那样想，我们的过世就像大唐王朝时没有出世一样，无足以怕。其次，当我们有些倦态地陷在一张沙发里，满足于收获，渴望休息时，回首自己劳累和愉快的一生，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没有得到抚慰以至非要拒绝死神退场的要求呢？我们不必为终有一死而不爱人生，人生正如一个晚会，它的用途是把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愉快地消磨时光。没有哪个健康的人会因为舞会无法永远继续下去而认为收到请柬是一种讽刺，只有林黛玉那样病态的人才会因为害怕散场而弃绝一次热闹的宴席，也只有那样的人不会对世界微笑，不会从容地离别和长辞，因为他们没有尽兴，在告退的时候感到有许多东西被落下了。第三，死后我们依旧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没人请我们来，也没人要我们走。起初，我们已存在于祖辈的身体中，存在于枫林间，我们是6000万个精子中的一个，由于偶然的邂逅，与来自母体的一个卵子结合，后来我们便在母腹的一个不见阳光的小角落膨胀起来，把大量的米谷果水转化为人的模样。九个月后，我们再也忍受不黑暗，躁动着穿过世间最狭窄的甬道，无所畏惧地闯到生活中。我们是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的结晶，我们的身上或许承接过亿万年前一颗彗星从太阳边缘撞下的一粒物质，一片桃林的几只果实，天上的冰花流雪，地上的兽毛和尘埃。我们之所以畏惧借形于万物的躯壳还形而去，完全是因为人造文化的影响和对死法的忧虑。记得二十岁时去洞庭湖探望八十一岁的老祖母，在繁星低垂的夜幕下，她坐在河堤上，说很想去北京，“威武地死”。后来，我发现伯父和姑妈们似乎并不在意祖母会听到大家议论她的死，而祖母自己也愿意兴致勃勃地听到别人的意见。这些朴素的农人们触及死亡时，黯然的神情要比一直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少得多。死对于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特别是在和平而安乐的年代里，他们不担心死得委屈而痛苦。因此，他们看待死的苦处，并不比看待婴孩穿过阴道以求生的苦处多多少。他们日日犁锄在离祖坟不远的稻田旁，并且淡然地对待这种比较。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也在那里，没有走得太远。实际上，对于死亡，那些真正超越了文化的人比起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看得更为真切，麦尔维尔说：“我的身躯不过是我本体的残渣。”是的，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副躯壳，再度飘归自由的风，而那残渣化为尘迹，化为土肥，结成别的形式，构筑起别的生命。感觉一下我们手抚的白杨树，说不定那上面就有自己祖先的细胞，而今它依旧承受着阳光。
有了对悲观的这些乐观认识，我们就不会战战兢兢地去度过晚年，更会很好地对待即将到来的中年。我们不妨真的一个人骑上自行车，找个远村的坟地，静静地坐在正午的阳光下。那里，香柔的炊烟轻缓地飘过，燕子从茅草棚里吐出呢喃。远处耕牛在叫，猎号在响，却再也不能唤不醒地下长眠的人们。但他们的玄孙却在不远的棉田里清理春天第一批野草。长眠固然舒适，但想想同时失去的东西，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暮春，热爱生活的权益，去听、去说、去写、去唱、去跳舞、看大海、听雨声、享受一切活生生的事实，因为时间过得匆匆。
二十七岁，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还远远不够。除此，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时间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永驻，却不能在时间里永久地行走。
为此，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中说——
我们感到，时间的延续像一条我们无法逆行的小溪，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就像我们感到的那样，它是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本质。
热爱生命，不仅要爱自己的身体、土地、川流，也要爱无声流淌的时间。十八岁时，我们不是认为青春十年的路是漫长的吗？可现在，在十年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觉得短短的十年是漫长的吗？时间是个怪物，在人生的后期，它会越走越快，直到飞跑起来。此外，就像二十世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一样，人生的三十岁生涯和中年意识往往在二十七岁就已开始启步了。这时，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
在青春将尽的岁月里，必须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这时，我们在事业上的努力，呈现出静态，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常常让观察守望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然后等到百分之百可以成功时才一跃而起，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把胜利抓到手里，然后又去观察守望。我们总是把交谈限制在最少的程度，不再把理论和历史搬到实际的小问题中，而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它。我们再也不会为一个毫不重要的论点与一个偶然遇上的人争论大半个夜晚，第二天还在对那个人辩论中的错误耿耿于怀。我们总是在倾听，很少表达自己。适当的时候，我们会打起呵欠，表示自己的冷却。对于工作关系中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变得容忍，既心明眼亮，又秘而不宣。
我们放弃了个人奋斗的原则，把那种壮怀激烈的个体方式转移到集体的合作之中。我们已不打算单枪匹马地一鸣惊人，而是进入社会轨道，默默地以稳健的办法向高层次潜移。这时，工作牵扯我们的精力说大又不算大，我们总是静守度日，说小又不算小，因为我们为在既有的位置上站稳脚跟，操碎了人事关系上的心。这段时光，除了家庭情感问题之外，人际算计超过了工作本身的操劳，成为成功的代名词和中心环节，也成为生活中不起眼又离不开的东西，轻描淡写，而又举足轻重。
这时，与上司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一切——
★ 尊重上级的权威：尤其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决策的得失，而是承认他们有调派、指挥、控制、评定工作水平的权力。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一句客观的评论，总会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上司，所以“闭紧你的嘴”是一句很好的箴言。不要当众纠正上司的介绍和决定，有时我们这种冒失会一下子打破他们故意设置的错误，也会损害他们的面子。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草创未就时，有过这样一个小小故事。那时，所有员工都与徐经理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有一天徐经理送客时，对一个爱斤斤计较而又至关重要的客商说，他的车前天坏了，被司机开到修理厂修配去了，所以抱歉不能送他，说得情真意切！实际上，徐只是想让司机好好休息，明天凌晨要安排远行百余里。但，一位新来的推销员善意地提醒经理：“车昨天就修好了，现在就在楼下！”结果，他的好心造成了极大麻烦。记住，要养成单独给上司提建议的习惯。
★ 你不会马上获胜：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而言，“马上获胜”的自我评价，尽管可笑，但情有可原，但对于二十七岁的人来说，继续存在这种想法则显得过于天真。这样想，只会使自己屡屡失望，认为劳而无获。生活的真实面目是按部就班的，而为官的人又常常是冷酷、吝啬、轻诺的，因此不要被事情刚开始时的欣欣向荣的假象所迷惑。此外，别认为上司会主动给我们一方职位和多一点的经济实惠，这些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去反复和他们申要才能得到，而且他们并不因为我们为自己争利而轻看我们，也不会因为从来不去争利而喜欢我们，他们总是把一些小利丢给急红了眼的人，以替自己解围。要记住，等到自己的要求被上司明确否决后，再去磨洋工。
★ 甜言蜜语使人笑逐颜开：上司一般都喜欢假装民主议事，自我标榜。实际上，越是不厌其烦宣扬自己爱听意见的长官，越是爱听颂词。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一连串肉麻的赞扬，他们就会像被我们牵动着细绳的木偶一样，为提拔我们而忙碌起来。假如我们批评了他们，那无异于在他们心底那本来可以因为甜言蜜语张开一枝花朵的地方，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早晚有一天它会收拾我们。
★ 掌握一柄杀手锏：上司对于能为他独当一面的下属，总要更为尊重和关心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主持一项非我莫属的工作，那么当一些意见不被采纳时，我们便可以亮出杀手锏，以辞职相要挟。
★ 节省上司的时间：不要在上司的办公室里泡时间，更别坐在他们常坐的地方，上司在业务中有很多秘密不想让我们知道，在那里逗留会妨碍他们。
★ 与上司的夫人和亲信搞好关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实际上就是与上司本人搞好了关系。我们必须忍耐他们的傲慢无礼，因为反抗他们就和反抗上司一样危险，甚至更为甚之。不要在上司面前抱怨他们的不是，否则情况会更糟。他们之所以成为亲信，正是由于上司的纵容，而我们尚是圈外人员。去一个新地方工作，起码要到一年以后，我们才会被亲信们当作自己人。另外，别在他们面前争揽过多的任务，应该隐忍地做他们的助手。在我们羽毛未丰的时候承接过多的业务，绝不可能得到经济上和资历上的好处，反而会引起上司亲信们的猜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