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地狱里的温柔-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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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间失眠，当我在痛苦的睡眠中对一切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又意识到那在最近十分平静的时间里几乎被我忘掉的念头，即我生活在一片多么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神秘的暴力任其意志产生出来并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自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狂想妄为。但是，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可能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但我只知道这一种。每逢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着：〃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活）……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能以惧怕变化……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粘土，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不是清醒，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不过这事不会再发生了。《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67页。
〃弗兰克要死了。千真万确！〃这的确是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事情。这位为不安、恐惧和罪感追逐了一生的人，这位〃最瘦的人〃、穿衣服的人中〃唯一的裸体者〃、永远只能挨饿的〃饥饿艺术家〃，在身不由己地穿过人间的污秽、肮脏、疾病……之后，似乎终未能爱其所爱，终未能走穿那通向城堡的道路，终未能在暮色降临和笼罩之前抵达，相反仍被恐惧和绝望所压倒，并进入某种恶性循环。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写到：〃作家不能占有他的房屋，不能占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兑现的个性，作家只能叙述，他只能这样享受一下生活。作家在写作时，就离开了自己的房屋，那房屋因为他的写作而变得摇摇欲坠，变得不真实了。作家就是这样，不停地排斥生活，而且，他还认为，唯有写作才能使他免于一死，他这样做、这样想的结果是，他更加害怕死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11页。〃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活过。〃这是坚定而绝望的断言。然而应该说，它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卡夫卡自身的脆弱。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并非作家害怕死亡，而是他卡夫卡害怕死亡。作家的确害怕死亡。但是，卡夫卡尤其害怕。
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他因为与生俱来的惨痛缺失，而比常人更强烈地渴望着此岸的生活。可是，写作不就是一种生活吗？的确，正如有人指出，作家的生命转移到作品中去了。然而，那些不写作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也转移到生儿育女、银行存款、住房、汽车、足球、卡拉ＯＫ、或者金字塔等别的东西中去了吗？转移到作品中的生命难道就那么没有意义吗？他不是曾经声称：写作是一种祈祷、一种救赎吗？〃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其实，他写过的事早就发生了，而且一直在发生，而且——正如我们就要看到——还将更其可怕地发生。写作本来可以是一种祈祷和救赎，尤其在帕斯卡关于人性尊严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人是宇宙间一棵最脆弱的芦苇，但精神和思想却足以保证人性的尊严。只是，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爱我所爱；那就是要坚守这样的信念：人（大写的人）可以被消灭，但无法被战胜。只要拥有这样的前提，人的脆弱就会意味着人的尊严，甚至越是脆弱就越是如此。可是卡夫卡却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他被魔鬼所驱使；或者说，他习惯于向魔鬼妥协，在魔鬼面前放弃自己。他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魔鬼，趁着夜色咬人害人。他不无正确地指出，这本身无所谓善恶，这就是生命；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如果没有魔鬼附体，人也许就活不下去。这些认识都没有错，甚至可说颇为深刻。但是，当他强调：〃据说人也可以利用魔鬼来搞点什么名堂〃，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这使人敏感到污秽、肮脏、疾病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未能通过写作赎回他自己。用前面第三章的话说，无神的罪感压倒了卡夫卡，阻碍着他生命的展开。
〃我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他的自我否定格外冷峻，但也惨痛得令人难以承受。40岁，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最富有的年华。然而，在40岁这一年，卡夫卡却更加坚信了自己悲哀的命运，从而着手忘我而又清醒的彻底放弃。但是，卡夫卡之所以是卡夫卡，不仅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放弃，也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执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卡夫卡，才是绝无仅有的〃单数人格〃，才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在试图忘我而又清醒地放弃一切之时，有一件事情他反而显得格外地执着——至少在这封信中，那就是这彻底的放弃本身。他知道他的房屋已经被写作弄得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说他不搬家。因为搬家意味着疯狂，那也许是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72页。
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卡夫卡，以生命拥抱着饥饿的卡夫卡，或者说，毫无妥协能力、没有丝毫自恋和媚俗的卡夫卡，他不会用〃殉道〃或者类似的词，而是用〃替罪羊〃。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替罪羊〃般的存在和行动，使得那夜色如晦的城堡上空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可觉察的毫光，那并非通常所谓的希望，而是某种更为复杂难言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铤而走险的倔强、顽固、执着、执拗、偏执、固执……也许这很像卡夫卡自己从《城堡》中删掉的一句话所想要表述的部分意思：〃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
只有一个代号般姓氏的Ｋ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按照某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成捆的卷宗和文件……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Ｋ发现自己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Ｋ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Ｋ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Ｋ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参见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6页。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7、118页。Ｋ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Ｋ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Ｋ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城堡》系未竟之作，其结尾据卡夫卡向布洛德所述。见布洛德：〃《城堡》简论〃，载《城堡·变形记》。如果把《城堡》与《审判》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此中的悲剧意义。在《审判》中，约瑟夫·Ｋ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Ｋ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而现在，《城堡》中的Ｋ具有了另一种成熟，以及相应的勇气和承受力。如果把Ｋ看作约瑟夫·K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愿意放弃人格反常的不幸，而渴望重返生活这更大的、但却是正常的不幸。这表明他现在有勇气承受不由分说或悬而未决，表明一种超越，表明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悲剧在于：当就要或已经新生时，他却因心力衰竭而不得不死去。
正如我们多次谈到，卡夫卡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每一种理解，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事实上，从卡夫卡留下来的某些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健康原因，1922年8月底，卡夫卡中断了《城堡》的写作。
第六节 多拉与歌手之死
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夫妇》、《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动，表示《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马克斯·布洛德：《诉讼》第一版〃后记〃，见《卡夫卡小说选》，第501－502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特别参见1911年10月24日日记。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
他满腔热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课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肺总是出卖他。他拼读时如此频繁地伴随着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总想把课暂停下来。而那时他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让他休息了。但他始终不满足，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