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2-清代宫廷政变-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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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宫廷政变的边缘（2）
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责弟》云：舒尔哈齐“临阵退缩，时有怨言。上乃责之曰：弟之所以资生，一丝一缕，罔不出自国人，即罔不出自我，而弟反有怨我之意何也？舒尔哈齐终不悟，出语人曰：大丈夫岂惜一死，而以资生所出羁束我哉？遂出奔他部居焉。上怒，籍收舒尔哈齐家产，杀族子阿萨布，焚杀蒙古大臣乌勒昆，使舒尔哈齐离群索居，俾知愧悔，舒尔哈齐果愧悔来归，上以所籍收之产返之。然舒尔哈齐仍怀缺望，越二年，辛亥八月十九日，遂抑郁而卒”。
金文中所谓“临阵退缩”是这样一回事：一五九九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建州兵征哈达时，太祖曾当众怒斥舒尔哈齐。八年后，在乌碣岩战役中，舒尔哈齐为统帅，却作战不力，太祖欲处舒尔哈齐二将常书、纳齐布死罪，舒尔哈齐说：“诛二臣与杀我同”。太祖乃赦其死而改为罚。从此就不再派遣舒尔哈齐。后来便有移居黑扯木的事。
舒尔哈齐之墓碑亭。其墓位于今辽宁辽阳郊区积庆山。
舒尔哈齐之死，金梁说是“抑郁而卒”，明朝人如沈国元《皇明从信录》等三种史料，都说是被太祖杀死。这也有些想当然，想当然之由来，或因太祖囚禁舒尔哈齐的事件已盛传于关内，而且他的两个儿子被太祖杀死是事实，因而有此传闻。舒尔哈齐死时，即使命终，丧仪必很草率，使人更难明其真相。
舒尔哈齐之有野心也可断言，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记他见舒尔哈齐家“凡百器具，不及其兄远矣”，舒尔哈齐也向申忠一说：“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已露出欲与其兄分庭抗礼之意。太祖功业之强盛，这中间自然有他作战上一份大力，他因而必恃功而骄，儿子阿敏又很骄横，他和太祖之间矛盾的激化，原在估计之中。虎狼相处，终必狠搏。金梁先说舒尔哈齐“果愧悔来归”，后说“仍怀缺望”（怨恨），前一句不一定属实，后一句倒是不虚。他的二子被杀，家产被没收，尽管后来归还，也不可能愧悔的。孟森说：“是其二子遭戮，身复还锢，由此而遂死。则纵非剚刃而终，亦可称由太祖杀之，非诬传矣。”孟氏题目称为“清太祖杀弟”者，亦隐寓《春秋》笔法。
明钦差游击官为吊祭舒尔哈齐病故奏文。此时建州女真尚未公开反明，因而舒尔哈齐去世，明朝地方官要进行吊祭。
明人说太祖凶残悖逆，这固然出于种族偏见，但我们如果从他的成长至晚年一系列经历来看，他的性格和心理必然会出现两极性的倾向，一方面是勇猛、果断和坚毅，随之而来的是狠辣、专断和猜忌，不但对兄弟是这样，对儿子对妻子也很残忍，用《孟子·告子》的“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话来说，正有它正负善恶的两面。撇开兄弟关系，舒尔哈齐也可说是开国元勋，而对功臣的猜忌，则又是雄主的偏嗜。
清人宫闱之间骨肉相残的家庭悲剧，在创业的太祖时已有雏形，虽尚不能算是宫廷政变，而为政变的边缘该是很惬当的。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父子不相容（1）
清太祖努尔哈赤一共有十六个妻子，十六个儿子，八个女儿。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生了两个儿子，长褚英，次代善，一个女儿东果格格格格，小姐、姐姐。清太宗仿明制，皇帝之女称公主，格格便成为王公女儿的称呼。如亲王之女为和硕格格，即汉语郡主之言。。
在前篇中，曾引黄道周《建夷考》：舒尔哈齐被幽禁时，太祖长子屡劝父亲不要杀弟，且勿负中国，因而也被拘禁。
黄氏只说长子，未举其名，实指褚英。褚英确曾被拘禁，并且赐死，但不是因为劝谏勿杀舒尔哈齐之故。
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太祖六十四岁，颁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军政财刑皆由八人共议裁决，“和硕”的原义为方面，和硕贝勒即一方之主或旗主之意，贝勒相当于亲王，故后来有和硕亲王的爵衔。八旗旗主有代善、岳托、皇太极、莽古尔泰等。褚英则系独掌一旗的旗主，部众五千户，约有一万丁。
太祖既有那么多儿子，自己也已入暮年，有没有考虑过身后的嗣位问题呢？早就考虑过的，就是褚英。
无圈点老档书影。本书是后金第一部官修满文档案性质的史料长编。记述满洲开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史事。
据《满文老档·太祖》卷三：
聪睿恭敬汗（指太祖）思曰汗，可汗的简称，意即国主。：“若无诸子，吾身何言，吾今欲令诸子执政。若命长子执政，长子从幼褊狭，无宽宏恤众之心。若委于弟，置兄不顾，未免憯越，为何使弟执政。若吾举用长子，使专主大国，令执掌大政，彼将弃其偏心，为心大公乎？”遂令长子阿尔哈图图门（褚英的赐号）执政。
这是说，太祖想给褚英执政，起先内心很矛盾，但如果给其他几个儿子，又给谁好呢？褚英是长子，又是元妃所生，当时虽尚无立嫡长之制，但太祖对褚英一向重视，所以还是让他执政了。
不想褚英执政后毫无公正之心，离间太祖同甘共苦之五大臣，折磨太祖“爱如心肝”之四子，并要四弟对天星盟誓，不将他的一切告诉太祖。又说：汗父赐与他们的财宝、良马，汗父死后，就不赏赐了。又威胁说：“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五大臣指开国元勋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里、安费扬古，四子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除阿敏是太祖之侄，其余都是太祖之子。
这一来，诸人自很恐惧，大家商量说：我们如果告诉汗，就怕执政的阿尔哈图图门迫害，若因此而不告诉，我们的生计就要断绝，故不如“将吾等难以生存之苦告汗后再死”。于是去告太祖，太祖乃痛责褚英，并将其多于诸弟的户口、财物，和诸弟平均分配。从此不再信任褚英，两征乌喇，皆勿令随行，且命代善、莽古尔泰留国中监视。
褚英自然怀恨在心，趁太祖出师时，“作书以诅上及诸弟群臣，祝于天而焚之。”大概是使行萨满教的巫术，《红楼梦》中马道婆用的也是此种“魔法”。
褚英焚书祝诅后，又怕日后被太祖知道，便想自杀，还要侍臣同死，侍臣吓了，乃奔告太祖，太祖大怒，但想到杀长子不可为训，乃贷其死而幽禁之，后仍被处死。时为天命建元前一年（一六一五）。
这段记事，为官修的《清实录》等所删削，清室于家庭惨变多加隐饰。《清史稿·褚英传》只说：“死于禁所，年三十六。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后一点可能是使太祖厌恨的因素之一。
清《宗室王公传》载褚英传云：“以罪伏诛，爵除。”则清亡国史尚未尽讳。《东华录》记顺治五年三月，幽禁肃亲王豪格时，也有“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语。又如雍正四年二月，上谕称：从前圣祖曾说：“‘八阿哥（允禩）潜结党羽，苏努、马齐等俱入其党’。观此可知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谕中的祖父即指褚英，还说：“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郊积庆山的禇英墓。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父子不相容（2）
自雍正倒溯褚英，已有四世，而犹如此嫉恨，雍正之所以算此旧账，又由于他本人与兄弟间萁豆相煎之故，亦见清代的宫廷争轧，无论关内关外，一直绵延起伏。
这里还要谈谈褚英获罪的背景。
太祖命诸子之各领一旗，初意或许想保持均势而由自己统摄控制，所以，八贝勒除汗父规定的应得份额之外，若另自贪隐一物，就要革一次应得之一份，贪隐二次革二次。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军政大权仍由太祖执掌，八贝勒只是助理的八大贵族而已。
另一方面，就八贝勒所分得的土地、兵丁、奴婢、财物等等来说，则已俨然成为一个山头。太祖一再诫谕各旗之间不可相互侵犯，不可贪图分外之物，这也等于促使他们都具有独立性，因而八大贝勒有权可以任意支配旗内事务，无论是否恰当，其他贝勒无权干涉。
褚英的专断横暴是事实，不光是心胸狭窄。他劝太祖勿背负明室，动机如何不得而知，但也是很大胆的，明明是触在刀口上。后来用巫术诅咒太祖及诸弟，又见得其人的阴狠。但他为什么一执政就对诸弟威胁压制，一方面是下马威，一方面见得兄弟之间本不相容，这些人能够拥有一个山头，平日的权欲和野心也在不断膨胀，这时更加咽不下这口气，又怎肯平白地俯首就范？太祖在世时尚且这样，太祖一死，处境自不堪设想，与其日后难以生存，不如拼死告诉太祖。五大臣都是功高权重的家将，当年随太祖扬威沙场时，褚英还是一个娃娃。由于利害相同，故而一拍即合。他们告诉太祖的话，有煽动性、哭诉性，却不全是捏造。正因为属实，所以使太祖震怒。四子是他“爱如心肝”的，五大臣是有汗马功劳的，日后还要他们出力。褚英这样做，无异在打击太祖本人，在向汗父挑战示威，因此，这就不仅仅是褚英和四弟五臣之间的倾轧，而是上升为更其恶性的老汗与新汗之间权力上的斗争，也可说是未遂的宫廷政变。
天命六年正月，太祖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祝告天地，焚香设誓：“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礼仪之心，以化导其愚顽。”（《清太祖实录》）也许鉴于自己过去囚弟杀子的惨剧而有忏悔之言，所谓现身说法者是。然而权力毕竟比太祖高皇帝的训诫更富于魔力，天地神祇更是束手无策，还是《红楼梦》中林妹妹说得最巧妙：“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第八十二回）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一代枭雄与世长辞（1）
天命六年（一六二一），清太祖自统大军，水陆并进，进攻明之沈阳卫，明军以万余人当数倍之众，展开血战，结果仍被歼灭。其所以能取得大捷，亦因事先派人潜入沈阳，联络城内的蒙古饥民以为内应之故。
沈阳攻陷后，太祖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后又进攻辽东的首府辽阳。不久，辽阳也被攻陷。至此，辽河以东，已无明之完土。在追逐过程中，把汉民驱徙到河东，分给八旗官兵为奴，也即清代包衣的来源，属上三旗（指镶黄、正黄、正白）的隶于内务府。既附旗籍后，便不问其原来氏族。曹雪芹的先世就是包衣，隶正白旗。
沈、辽到手后，太祖又问诸贝勒、大臣今后应移居辽阳还是回到赫图阿拉（兴京）？大家以“还国”相答。太祖说“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顽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见《清太祖实录》。众人都觉得很对，于是决定迁都。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迁都之议，此次迁都与后来迁都沈阳都显示出努尔哈赤作为政治家与军事家的远见。
这时还是明代天启年间，太祖还不可能已有进窥关内，灭明称帝的意图，但也见得他在谋略上确有高出众人的卓见。
迁都之议决定后，诸福晋（夫人）在众贝勒迎接下来到辽阳，踏着芦席上铺设的红地毯，进入汗的衙门里。因为辽阳奋城年久倾颓，而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都未宁贴，故须更筑坚城，分兵守御，乃下令降附之民筑城，筑于城东太子河畔，并兴建宫殿、城池、坛庙、衙署，称为东京。
当时的沈阳城只有辽阳城的一半，但太祖鉴于沈阳比辽阳更有发展前途，又想迁都沈阳。
在迁都辽阳时，诸贝勒、大臣本来不赞成，这次又以力役繁兴，民不堪虐为理由向太祖力谏，太祖举了迁沈的许多好处：其地四通八达，征明、征蒙古、征朝鲜皆便利。近处多河流，顺流而下又便于砍伐木材。出游打猎，山近兽多。最后，他责问道：“吾等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接着，他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从两次迁都上，都表现出他的果敢专断的性格。
沈阳后来称为盛京，满文音译为穆克屯和屯。城中的大政殿和十王亭是宫殿的主体建筑，大政殿坐北朝南，台基上矗立朱红圆柱，形状为亭子式八角重檐建筑，顶铺黄琉璃瓦，殿的八脊顶端聚成尖状，上设相轮宝珠与八力士宝顶，表现了喇嘛教色彩，十王亭分列左右。保存到今天，也成为一座完整的清故宫。全部建筑占地六万多平方米，屋子三百余间， 《盛京城阙图》。此图绘于康熙八年（1669）之前，以满文标注，标示出盛京城沈阳的整体布局。西路有戏台，储存《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即在西路。
这时的关外，明室尚驻有重兵，所以两方常在战斗。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太祖得知明辽东经略易人经略，官名，权任极重，在总督之上。，新任经略高第怯弱惧战，主动放弃关外诸城，企图退守关内，只有宁前道袁崇焕拒不从命，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孤城，太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于次年正月十四日，亲率六万大军进击。二十三日到达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企图割断关内外的联系。但他又知道袁崇焕颇有智谋，而清兵星夜疾驰，士马困疲，袁崇焕画像。 所以不敢轻意攻城，乃先遣使诱降袁崇焕，却为崇焕拒绝。
宁远城为袁崇焕亲自督修，城脚以大石头砌成，袁营有兵四五万人，其中有善于用火器的闽卒，架设新从葡萄牙输入的红衣炮红衣炮，本名红夷炮，明代于正德年间输入，因清人讳“夷”字，乃改名。后皇太极招来明工匠仿制，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城西龙宫寺的囤粮也运入觉华岛，又命士兵凿冰十五里，以防清兵履冰入岛。袁崇焕本人刺臂写血书，烹体肉，激励守城军民，誓与孤城共存亡。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一代枭雄与世长辞（2）
太祖见劝降不成，便发动猛攻，城上明军即以红衣炮轰击。清军前锋攻城兵，身披铁铠二重，号为“铁头子”，推动双轮战车进逼。战车用槐榆二木做成，厚八寸，上覆生牛皮，内藏勇士（敢死队）数人，靠城墙时勇士在内凿城。明军则制成
